宋魯鄭：台灣反服貿亂局會如何收場

本以為經歷五次大選、三顆子彈和兩次政黨輪替近二十年的洗禮，台灣民主已經度過轉型期，正進入民主的深化期。然而，一場突如期來的學運，一下就把台灣掃進泰國、埃及和烏克蘭的行列中去。台灣是否能夠順利完成轉型、民主是否還有可能逆轉的疑問便取代了昔日令人驕目的“台灣奇蹟”。而對這個疑問的檢驗，無疑取決於這場改變台灣民主發展軌道的學運如何收場。

雖然民主化後台灣發生過多次學運，但這一次不同以往之處在於，學生的領軍人物不是風雲際會大時代所脱穎而出者，而是長期以來從事政治運動的“職業學生”。以林飛帆為例，做為台大政治系研究生，他多年來參加過青年野草莓運動，是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召集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召集人。

“職業學生”和在大時代背景下湧現的學生領袖截然不同，他們在運動之始就有明確的個人政治目的。甚至學運的目的也服務於個人的政治訴求。這也是為什麼，此番學運竟然上來就突破台灣民主化以來的法治底線，佔領“立法院”。其轟動效應頓時溢出台灣島。所以學運是否能夠在較短的時期和平收場，也同樣取決於他們的個人利益是否達成。但從目前的局勢來看，法律專業出身、看上去對人生和政治抱有潔癖般嚴格要求的馬英九，是絕不可能認可這種公然的違法行為的。

此番台灣學運還有一個不可能迅速結束的原因在於，掌握領導權的學生們均是激進派人物。一方面他們的訴求迅速抬高，從要求逐條審核兩岸服貿到退回服貿、要先立法再審核；而且要求對話還設立對方無法答應的先決條件；到後來更以缺乏誠意為由一而再拒絕與國民黨對話——儘管一直提出對話的是學生一方，擺出一副毫不妥協的姿態。另一方面，當學生的條件被馬英九首度拒絕後，他們立即以佔領“行政院”更為激進的手段回應。當再度被馬英九拒絕之後，又立即發動五十萬人的佔領“總統府”前凱道的行動。

3月30日，台灣電視台航拍的凱道遊行場面

台灣九十年代初，也曾發生改變歷史的野百合運動。這場運動之所以最終和平收場，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李登輝主政下的國民黨大量向廣場派遣温和派學生，併成功地將激進派淘汰出局，掌控了學運的領導權，然後再進行對話——儘管當時學生的訴求也是十分宏大甚至是更為長遠的歷史性目標，但當李登輝表達接受的誠意之後，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學運僅僅六天就順利落幕。這一內幕還是本人2008年赴台灣觀選，與當時負責處理此事的一位國民黨資深人士座談時，向他提出疑問才獲知的。

對於現在學運的主導者而言，規模越大、時間越久、令他們越長時間停留在鎂光燈下，越符合他們的個人利益。所以從內心講，他們未必不樂見馬英九的堅定立場，從而循環往復，一再令學運升級。這正如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中所描述的：民主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控制對立雙方的激進派。只是令誰也想不到的是，台灣經歷二十多年民主和法治的陶冶，激進主義依然如此強大。

第二個決定學運命運乃至台灣民主發展軌跡的因素是王金平與馬英九的對決。

相對於馬英九而言，王金平更算是舊時代的人物。2005年7月，國民黨進行歷史上首次競爭性主席選舉，兩人的鮮明對比，展現無遺。

留學美國的馬英九是外省精英的代表，一貫表現出行事審慎、力求完美的風格，被喻為有“政治潔癖”，其人情世故向為人詬病。他甚至選擇連戰尚未明確不參選的情況下、並在連戰出訪歐洲時宣佈參選，以致於他的父親馬鶴凌都在媒體上公然反對他的參選決定。

而出身商人的王金平，擅人際手腕。擔任“立委”三十餘年，非常瞭解如何分配利益，廣結善緣，與國民黨內各派系以及大佬關係良好。相較於馬英九的一絲不苟，王金平身段低，政治手腕、協調能力與人脈經營極佳。他在馬英九宣佈參選黨主席之後，仍然維持“尊連”的態度，表示希望連戰參選連任繼續領導國民黨。但連戰一而再，再而三宣佈不續任黨主席之時，王金平才宣佈參選。為此，在選舉中，他得到了國民黨大佬一邊倒的支持，包括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也站在王金平一邊。

只是具時代氣息的馬英九贏得了眾多選民的支持，但代價是得罪了幾乎全部重量級人物，而王金平雖然敗選，人脈卻更加厚重。

馬英九擔任“總統”後，雙方更是隔空對決。一是王金平面對民進黨“立委”暴力、無理的對抗，從不動用警察權，任之所為。雙方關係之良好，由“關説案”可見一斑（他打電話給檢察官要求放過民進黨總召柯建銘，不要上訴）。二是王金平通過所謂的政黨協商制度，改變了“立法院”的運行機制和規則：國民黨在選舉中贏得的人頭優勢完全喪失，任何一個小黨都可以否決國民黨的提案。但在這個機制下，王金平的重要性卻大幅度提高。這就是為什麼2013年馬英九在支持度已經很低、社會已經相當動盪的背景下，仍然以關説案為由，毅然決然將王金平開除出黨，試圖一舉終結他的政治生命。至此雙方的爭鬥完全公開和白熱化。

正是在此時，發生了學生強佔“立法院”事件。本來，面對這樣公然的違法行為，王金平應該動用警察權，將學生驅離。就如同當學生佔領“行政院”後，“行政院長”江宜樺立即依法強行驅離。只是身為立法機構領導的王金平，知法卻不用法，掌權卻不用權，任學生將他的政治舞台佔領。以王金平的政治智慧，他豈能不知學生違法？他豈能不知學生的訴求荒唐和不可能被接受？他豈能不知服貿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只是學生的舉動，符合他的利益：既打擊馬英九，又提高自己在台灣政壇的地位和形象。只是民眾和台灣的利益就做了殉葬品。這裏，又是個人利益超越了政黨利益、超越了全台灣的利益。

當然公正來講，王金平並不是個案，以民進黨為首的政治集團更是如此。這就引出來第三個決定學運命運的角色：民進黨。

 

   

相對於王金平的“中立”和不做為，民進黨則是完全一邊倒地積極參與：所有的“太陽”和“天王”難得齊聚一堂，前往聲援。

本來在野黨就是反對黨，就是對執政黨持批評和監督立場。但底線是不能為批評而批評，更不能為了一黨之私利損害整體利益。遺憾的是，西方這套“民主”發展到今天，政黨沒有底線的、政黨利益超過國家利益的惡鬥已成為常態。2013年10月，美國政府不得不關門大吉就是一例。只不過在台灣，從一開始就沒有一個負責任的反對黨。此前民進黨全力反對ECFA，但等到ECFA成為現實並顯現巨大經濟效益之後，為了選舉需要又表示完全接受。這一次，則是故伎重演。

其實從源頭上講，此次學運民進黨是始作俑者。由於他們屢屢使用暴力手段阻撓投票（沒有投票還有“票決民主”嗎？），令服貿法案遲遲無法通過，最終迫使國民黨也不得不採用非常手段。從而引發了這場持續至今、社會代價高昂的學運、社運。

第四個決定學運走向的力量就是現在的執政黨國民黨。應該講，國民黨執政不佳是引發這場危機的根源。雖然國民黨重新執政後改善了兩岸關係，也從大陸的經濟發展中獲利頗豐，2013年對大陸貿易順差高達1200億美元,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已佔到總出口的40%，可以説和平紅利巨大。但這種經濟利好卻在分配層次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整個台灣已經17年沒有漲工資，年青人的狀況更是惡化。反觀大陸，儘管也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但整體上除了公務員體系工資停滯之外，農民工工資連續十多年以12%的速度增長，2011年甚至上漲了21%，2012年在GDP增速降到7.8%的情況下，農民工工資照樣增長了11.8%。退休職工也是連續十年每年上漲10%。與此同時，福利保障也在大幅度推進。

所以説沒有民生也就沒有民主，馬英九的支持率在降到只有微不足道的9%之時，雖然他的合法性仍在，但正當性卻已經喪失。所以任何“反馬”的運動都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即使不合法的衝撞，在民眾看來也具有正當性。

只是在馬英九看來，他執政以來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政績就是兩岸關係，假如他此時退讓，他將在歷史上一無所有。這裏還牽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互信問題。而且七合一選舉在即，此時退讓，形同選舉崩盤。更何況，已經簽訂的協議從法理和國際慣例上講也很難退回。之前台灣已經和新西蘭簽訂《台新經濟合作協議》，和新加坡簽署《台星經濟夥伴協議》，這些是否也要修改、做廢？還有未來還要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等國際經貿組織，假如和大陸簽訂的協議廢除，不但降低台灣的競爭力，更重要的是其國際信譽無存，未來加入其他國際經貿組織將困難重重。台灣就會真的在全球化中永遠邊緣化。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馬英九也知道服貿只是導火索，圍繞服貿博弈的背後是國民黨和民進黨，是馬英九和王金平已經無法調和的矛盾。即使退讓，如果打不倒馬英九，他們仍然不會善罷甘休。所以直到今天，哪怕是學生號召起五十萬人在凱道遊行，他仍然絲毫不鬆口。也就是説，枱面上對決的學生和馬英九，誰都不會讓步。馬英九或許只是在耐心地等待學生出錯，而學生則期待把危機進一步升級，以增加對馬英九的壓力。這一切將決定着這場學運的長期性和可能發生意外的突發性。台灣的教訓就在於，如果一個社會的各種力量沒有基本共識，什麼制度也無效。

最後一個決定學運命運的就是今天的民眾。學運只所以能夠迅速發展形成聲勢，和民眾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學生之所以立場強硬，也和他們的訴求得到相當多民眾（雖然未必有他們宣稱的七成那麼多）的支持有關。

説來難以置信，已經實踐民主二十多年的台灣民眾，竟然會認同學生違法佔領“立法院”的行動。反觀大陸，知識界、輿論界乃至普通民眾難得對這場學運達成負面的共識——只不過有人興災樂禍，有人痛心疾首。何以大陸民眾的民主素養反而高於台灣？

部分民眾已經對“學運流氓”“忍受夠了”

正是由於以上因素，一個經貿議題卻變為撕裂台灣的政治問題。就是一向頗有“民主基本教義派”色彩的法廣中文，其駐台記者也發文表示感到難以理解和令人嘆息。看到今天台灣民眾的表現，不由得令我想起2005年法國舉行的公投。大多數選民並不瞭解歐盟憲法，僅僅是由於對政府不滿便投票否決了對法國利益頗有照顧而且還是法國人起草的歐盟憲法。足見民主社會下選民的理性程度。

不過在“票決民主”制度下，要想解決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取決於選民的覺醒。假如隨着局勢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理性聲音成為主流，學生得到的支持越來越少，這起學運或者能夠順利地和平結束。但如果相反，這場危機同樣將長期持續，並有可能步泰國或者烏克蘭的後塵。

這次學運，前所未有之處就是首次衝破法治的底線。第二個令人警醒之處則是政黨的動員能力大為下降。如果説這個信號在2013年普通士兵洪仲丘之死引發的風暴中已經顯現，這一次則更為明顯。此次學運雖然得到了民進黨的全力支持，但它卻被媒體和社會邊緣化。凱道五十萬人的大遊行也不是民進黨所能發動的，就是民進黨的人蔘加也要脱去政黨標誌。這顯示了台灣“票決民主”制度下政黨的危機。也可以説當民眾對政黨失去信心之時，“票決民主”制度也就岌岌可危，畢竟這一制度是依賴政黨運作的。

我們當然無法預言未來，但衝破法治底線和對政黨失去信心，就是今天台灣民主的現狀，這樣的民主距泰國和烏克蘭實在不過咫尺之遙。從這個角度講，台灣如此性質的學運還只是開始，至於何時才能結束，不妨看看泰國，民主轉型了八十多年不還是在原地踏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