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哲：小革命來了——如何為兩岸“小清新”代言
【觀察者按】“台灣之春”進入焦灼狀態。除了大學生的帳篷紮營、佔領議會、椅子堡壘、男同接吻、互喊口號之外，運動急需有道義上的提升。由於台灣兩黨政客的無能和缺少回應能力，這個任務不得不被藝術家接了過去。他們也確實説出了台灣青年運動的一些實質。比如台灣樂評人張鐵志在騰訊《大家》發表文章，向兩岸的“小清新”們發出召喚，堅稱小清新是新一代民主主體，他們追求開咖啡店、玩音樂、搞環保、做有機新農業的夢想不可侵犯。這並不是這位藝術家第一次號召兩岸異見分子聯手。他還曾參與發起過一個更加有趣的“南方聯盟”——遵循龍應台女士“請拿民主説服我”的宗旨，號召台灣、香港、澳門以及從廣州到上海等中國南方“公民社會”成熟的地區組成聯盟。當然，這個聯盟既不是現實的存在，也不是歷史的泡沫，暫時或者長期只存在於藝術家的幻想中。此番關於小清新憤怒民主主義的幻想能夠籠罩廣場青年嗎？至少，由於藝術家的文飾能力，原本看似低級的“小清新”主義也瞬間獲得了優雅的正當性，比《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寫給廣場青年的小清新情書上了一個台階。對於大陸迷戀台灣生活的小清新們來説，也不失為一副即時的安慰劑。本文對於我們瞭解“小清新”意識形態極其運作過程也不無裨益。現全文轉載，供讀者欣賞並參考。
張鐵志：台灣小清新如何成為憤怒的一代
最近幾年，包括大陸、香港和台灣的人，幾乎都有一種越來越流行的“共識”：台灣是個適合生活的地方，充滿了巷弄小店、咖啡店、微文創，台灣青年很“小清新”，喜歡追求“小日子”和“小確幸”。但是台灣年輕人似乎沒有大陸年輕人這麼積極、那麼有“競爭力”。
如果這個現象是真實存在的，那麼似乎沒有人好好解釋過這個“小清新”是怎麼來的，因為台灣並非從來都是如此，而是這幾年才出現的文化現象。
立法院裏的清新憤怒一代
首先，台灣的青年時代（80後與90後）確實出現一個價值轉向：越來越多人屬於美國政治學者RonaldInglehart於1970年代所提出的“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價值觀。
所謂物質主義（materialism）是個人追求物質上的滿足為最高優先，而後物質主義則是個人更重視自主性、自我表達和非物質的價值滿足；Inglehart甚至進一步指出，物質主義者強調秩序的維持，而後物質主義則更重視政治參與，甚至會參加“非傳統的政治抗爭”，譬如示威、罷課、佔領建築物，來表達自己的理念，並對執政者施壓。在西方，這個世代戰爭表現在1960年代波濤洶湧的學生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
這個理論很能解釋台灣過去十幾年新世代的新價值。台灣《遠見》雜誌於2009年7月，發佈一項有關兩岸年輕人價值觀調查報報告，台灣年輕人的人生目標第1名是“自由自在”（42.2％），其次是“家庭美滿”和“工作穩定”。最多台灣年輕受訪者認為“成功”的定義，是“實踐自己的興趣”，達36.2％，其次方為“擁有專業技能”及“高薪”。
這個“後物質主義”價值轉型主要的原因之一當然是當一個經濟體成熟後，越來越多人願意追求其他非物質層面的滿足。所以台灣相對於大陸，固然是鮮明的對比，但做為一個相對成熟的經濟體，台灣的新價值和生活方式和其他歐美國家其實並沒有差別太大。
回到台灣歷史脈絡來看，台灣在1980年代經歷了民主化和各種社會運動的衝擊——勞工、環境、性別、社區、教育改革等等，這些社會運動不只衝擊了台灣當局，也帶來許多新價值，並改變了以往將發展主義做為最高價值的主流思維。成長於兩千年後的世代就是這種巨大轉型的結晶：他們視民主為當然，他們具有更多元的價值並揚棄以往主流的成功價值，並把這些新價值落實在對生活的經營，讓個人生活與整個社會都能更美好。他們不相信“幸福”是來自金錢的無限累積——無論是整體社會，或者個人來説。
台灣對此有另一個重要描述叫做“我的小革命”——因為在1980、1990年代本土化與民主化的大革命之後，過去十年有各種小革命在改變這個島嶼的各個角落，各種社會關係。
從這個歷史分析，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香港經濟比台灣更發達，但相比於台灣，香港似乎仍是一個非常物質主義的社會，而沒有如其他歐美國家有越來越重的後物質主義。因為從物質主義到後物質主義的過渡，除了經濟成長的規律之外，還有賴其他社會條件和政治體制，亦即是少數人從事的社會運動對傳統思維與權力關係的衝擊。
在香港，過去十年終於開始了類似的轉型：社區保育運動、土地正義，農村運動，以及各種對發展主義的反思正在出現，民主運動更是熾烈，以致於年輕世代開始展現和上一代的“中環價值”——這個概念正是“物質主義”的香港版——不一樣的價值：更多人想開自己的小店，更多人走入農村，更多人關注老社區老建築，而多人走上街頭追求自由。這也是為何香港人在幾年對台灣大感興趣，因為在台灣所逐漸落地生根的新價值是香港年輕世代所想要追求的。
這是台灣小清新背後的社會與政治基礎。
小清新們原本可能不在乎政治。因為成長於兩千年後的他們（如果以80後來説，最早的80後剛好在2000年滿二十歲，可以投票，而那是第一次政黨輪替），所見到的政治是有些令人失望，兩個主要政黨是老舊而陳腐的，無法回應新世代的需求與想象，因此他們更沒有上一代的藍綠包袱——他們當然和藍或綠比較接近的意識形態，但不會被政黨綁架，而台灣民主化之後公民社會的蒼白，很大部分是台灣的選民容易被政黨以認同進行政治動員，而沒有真正發展出強大的公民力量，也因此讓掌權者越來越傲慢，越來越可以背棄人民：看看阿扁在貪腐危機後可以訴諸深綠力量來鞏固權力，看看馬英九民調只有百分之九卻絲毫不擔心自己正當性低落。
馬英九上台後所積極推動的各種政策從島內到兩岸更嚴重衝撞了這個新時代的價值，所以每一個議題——從苗栗大埔、惡質都市更新，興建美麗灣飯店、到核四，都讓更多年輕人感到憤怒和認識到體制的不正義。這次強行通過“服貿”（注：即《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更讓幾萬個青年佔領議會、幾十萬人走上街頭，這是一整個時代的反抗。
台灣的年輕人並不是反對和大陸正常來往，但是當局只是強調服貿協定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幫助時，他們顯然不瞭解年輕人擔心的是他們的多元生活方式和自由等價值會受到影響。發起運動的組織“黑色島國青年”在318佔領行動當天所發表的宣言就説：“我們相信，台灣是個可以讓青年實現創業夢想，開咖啡廳、開個人公司，可以靠自己打拼就能變‘頭家’的創業天堂。”而他們擔心龐大雄厚的大陸資本會讓這些夢想消失。
大陸評論人也指出：“‘發展是硬道理’，在台灣遭遇了‘小清新’的反對。一些台灣朋友認為台灣的服務業具有文化上的不可複製、不可代替的特徵。比如濃郁的人情味兒，獨具特色的巷弄小店，精緻的創意產業，其背後有轉型以來二十多年的多元文化的價值支撐，如果被簡單的叢林法則和實用主義所代替，傷害的是多年以來的文化價值成果——這恰恰是台灣人轉型後最引以為豪的東西。”
這些擔憂未必在客觀上都會實現，但是關於兩岸關係的未來是台灣當前最大課題，需要的是整個社會透過更多的討論以累積共識，而不是如台灣當局般只是秘密且粗暴地通過法案。這也是這次運動的主要訴求。
馬英九的最大成就是讓一整代青年成為憤怒的一代。或許不是所有上街者都很瞭解服貿條文和影響，但是今天他們站出來，就表示他們希望做為公民來參與決定台灣的未來。而的確，他們的公民不服從行動不僅已經讓台灣當局認錯（承諾逐條審查），並且打開了整個社會對於兩岸議題的公共辯論，更讓台灣當局知道不能一意孤行，必須傾聽公民的聲音。這，不就是民主的意義？
以後，請別再以為這是一個小清新之島了，而以後，台灣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