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嶸稱更喜歡給官員開講座：沒風險還有錢
他活躍在各大官場講壇，雖常常與他們撕破臉皮，卻又能得到一些官員的“仰慕”；他發起過“隨手拍”，也給予上訪者關懷，但卻從未惹過“麻煩”……歷史學者張鳴這樣評價他：“他是個奇人，讓學界、官場、媒體和外國人都喜歡的奇人。”3月8日，《廉政瞭望》記者來到於建嶸工作室，探尋這個“奇人”因何能被這麼多人所“喜歡”。
於建嶸（資料圖）
愛“數落”官員，卻又受追捧
廉政瞭望：你常常在給官員的講座上語出驚人，為什麼？
於建嶸：我也常給學生開講座啊。但説實話，我更喜歡跟官員講，一年要給全國四五十萬官員講課。為什麼呢？一個是給官員講有錢，錢多錢少他們都會給，並且像我給廣東税務系統講，全省視頻直播，有三四萬人聽，講一次可以影響一批人啊；給學生講我從來不收錢。另一個，給官員講沒風險；給學生講，講假大空我不樂意，講透徹了又有人會不理解。社科院研究生院“名家講堂”那年請我去講，人山人海，完了大家都很高興，沒想到後來卻有人舉報我。
廉政瞭望：是不是希望通過這樣，能夠直接影響決策者？
於建嶸：(笑，沒有作答。)
廉政瞭望：這麼多黨政機關邀請你，你研究過他們的動機嗎？
於建嶸：我是一個沒權沒勢的人，接近我起不到多少宣傳作用。我認為體制內有很多人的確面臨大量的困惑，他們想要獲得答案。我講課從來不提張書記、李書記什麼的。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社會學者，不是來表揚你的，也不是來跟你作對的，我是來分析問題的。我就告訴你，今天發生了什麼，應該怎麼辦。哪怕我説了不少違背體制的觀點，但這些官員會覺得，一些心中沒想通的問題你給我解釋了，所以常常會獲得掌聲。
廉政瞭望：可我們知道，你講課也得罪過人。
於建嶸：中國政法大學的黃衞國是我的朋友，有次請我去給幾百個學生講座，我講完他給學生們講，“沒有辦法啊，現在書記管着帽子，市長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我當場就“數落”了他，“你這老師，在這裏怎麼能講這樣的話呢？你可以叫我們學生注意保護自己，告訴他們有這個現實，但不能説這個現實是對的。”他可能是覺得沒有面子，很長時間沒有理我。
廉政瞭望：因對拆遷問題意見不同，你和江西萬載的縣委書記有過“衝突”，那個事情有後續嗎？
於建嶸：後來，萬載縣有人拿了一沓材料來找我，是整那個書記的。我當着他們的面把信封拆開，“啪啪”撕掉扔進了垃圾桶。我告訴他們，我和他(縣委書記)沒有私仇，沒有鬥爭輸贏的問題。我只是針對他的話，批評他的觀點，我對他當不當官不感興趣，那是組織部的事情。從此之後他們再也不來找我。
廉政瞭望：那你的底線是什麼？
於建嶸：有的是玩笑話無所謂，但有的是原則問題。我一向認為，侵犯公民基本權利，有的官員總能找出很多理由。但你哪怕認識到這個事情我做得不好，你説一句“我做錯了，但沒有辦法，我道個歉，”這可以；但你非要説“我做得好”，那不行。這是兩個概念：一個叫愚蠢，一個叫沒良知。
廉政瞭望；遇到立場問題，從沒有妥協過？
於建嶸：基本沒有。我可以不説話，但我絕對不説言不由衷的話，至少我可以走開。之前中央某部委搞了個智囊小組，我去開了兩次會就再也沒參加。他們天天琢磨上級領導又説了什麼，能不能從中搞出點什麼東西。這與我的研究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我去幹什麼？如果我參會，説不定又跟他們吵起來了，沒必要嘛。
不跟政府作對，建議影響決策
廉政瞭望：現在的知識分子都愛劃“左”和“右”，你覺得自己是“左”派還是“右”派？
於建嶸：實際上，在中國的學術界，對“左”或者“右”有一個誤區。西方國家關心民眾的是“左”，我們卻把迎合權力的視為“左”。當然，在這種語境下，我偏“右”多一點。
廉政瞭望：你有些話“尺度很大”，如“給國家領導的十條建議”，但並未受到“壓制”，可否説輿論環境還是比較寬鬆？
於建嶸：我的言論並不過火，我只是和你講事實。我不跟政府對着幹，我也勸很多人，包括李承鵬啊，好像這兩天他又倒黴了。我從不接受外媒採訪，沒必要給自己惹麻煩。
廉政瞭望：現實中，你的口碑也不錯，有很多官員商人來拜訪你。你樂意交往？
於建嶸：我見過中央領導，也跟富商打過交道，大家都是人，沒必要刻意巴結。你天天吹牛拍馬他很高興，但他內心瞧不起你，若干年後慢慢就疏遠你了。有個全國人大代表，當年在深圳的時候險些陷入絕境。我那時替他説了句公道話，幫他脱困，他抱着我哭啊。我們甚至平時都不來往，但人家每年開“兩會”的時候都會來看我。
廉政瞭望：據説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採納了你的一些建議。
於建嶸：像農村土地確權，基層法院的人、財、物實行省級垂管等這些內容，不好説是高層採納了我的建議，只能説它呈現的內容和我的判斷基本一致，我也看好這樣的改革。我完全是按照社會發展的邏輯給出的建議，這裏面沒有揣測過一點兒領導人的意圖，也沒有引用過一句領導人的提法。很多事情都有它的必然。比如我在微博上和五嶽散人打賭：到2016年前會推行科級以上、省級以下的官員，新任職時財產公開，他不相信我的推斷，結果輸了我十箱茅台。
任何強化信訪的努力都對法治建設不利
廉政瞭望：很多人對上訪者避之不及，你為什麼對他們的態度卻有所不同？
於建嶸：上訪者處於在權力的邊緣，會遇到很多困惑。剛才走的那個小女孩，就是來北京上訪的，你接待她一下，請她吃頓飯，舉手之勞的事情，這是一種關懷。一個人把你當成救命稻草的時候，和當作普通朋友的時候，這是不一樣的。我不認為上訪的都是有理的，也有無理取鬧的。這時候你跟他分析一下，講講道理，也是一種幫助。
廉政瞭望：會因此惹上麻煩嗎？
於建嶸：麻煩當然有。好幾次警察圍在我家門口來要人，我只好代表上訪者去跟他們談，還是解決了不少人的問題。但我從不覺得自己能幫助所有的人，我沒那個能力。很多人找到我，我也這樣告訴他們，勸勸也就走了。真正要化解信訪難題，還是要靠法治。
廉政瞭望：中央最近出台了關於創新信訪工作的《意見》，不支持不受理越級上訪，你怎麼看？
於建嶸：我正在寫《中國信訪制度批判》一書，我認為信訪是法律框架之外的又一套規則，任何強化它的努力都對法治建設不利。真正的出路，應該是將權利救濟功能完全歸還給司法，讓信訪迴歸作為信息渠道的本源，最終予以廢除。
廉政瞭望：“兩會”上，有代表委員提出給公務員漲薪的議題，你怎麼看？
於建嶸：我也屬於公務員序列，我每個月工資大概8000到9000塊錢，這應該算(公務員羣體中)比較高的。當然，如果和很多大學教授比，可能還稍微低一點。我覺得現在提公務員漲薪不妥。在社會不公平、底層人生活狀況沒有改變的前提下，這個話題特別敏感。儘管有的公職人員生活上有壓力，但不管怎麼説，畢竟旱澇保收，他始終沒有普通羣眾壓力那麼大。再有，官員不能跟馬雲比，不能老跟那些搞投資的老闆比。
廉政瞭望：在你的老家(湖南衡陽)，曝出了人大代表選舉醜聞。你認為怎樣才能選出真正代表人民羣眾的代表？
於建嶸：為什麼出現賄選？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他們把人大代表當什麼？人大代表現在被視作一個榮譽，有不少人就像每年到俱樂部開會一樣，他在意的是我和某某領導在一個小組，我和某某領導照個相。而這一部分想當的人，就想出了花錢去“買”這個資格的招。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強化人大代表的職業精神，讓所有的代表真正履行為羣眾服務的職責；更要開放選舉，讓所有想當代表的人能公平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