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雪萍：對美國，這個問題可以有

米歇爾·奧巴馬訪華，據説中國媒體大力報道。相對而言，美國主流媒體則對克里米亞和馬航失聯更感興趣。在不多的報道中，還是看到選擇性地重複奧夫人在北大斯坦福中心講演裏的這段話：“因為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當所有公民的聲音和觀點都能得到傾聽之時，國家會變得更加強大和繁榮。正像我的丈夫曾説過的，我們尊重其他文化和社會的獨特性。然而，就自由的表達自我、選擇自己所崇拜的東西，以及享有信息公開而言—我們相信那是地球上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逢“中”必言自由，是美國主流媒體的套路，媒體選擇性報道表示的是，第一夫人在中國並非只是在開展“擁抱熊貓”的外交；看，她並沒有忘記敲打敲打中國人。教訓別人是美國精英們長年養成的習慣，無論有意識為之還是無意識為之，反正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

米歇爾訪華期間在北大演講

於是有了北大孔慶東教授的“段子”；説一北大女生問：“美國的強大是不是因為美國情報部門在傾聽民眾的聲音？你能否告訴我們，在美國，傾聽和監聽的區別在哪裏？”

於是，也有了對孔教授的圍攻，斥責其無中生有，有的“輕聲”提醒當局是否屬於造謠；有的則直接登報嚴厲批評。

但是，誇張的圍攻所掩蓋的恰恰是問題的關鍵：不管是否有學生站起問，這個問題本身沒有錯，不但可以有，而且應該有。沒有人站起來問這個問題，只能説明兩點，要麼如同所有事先安排好的重大活動，沒人可以隨便站起來發問，要麼那樣的北大學生不在這類聽眾之中。

想象中北大女生的問題，如果真能當場提出，如果米歇爾也能夠不躲在“我丈夫”的背後，真正走到台前與這樣的北大學生交流，變教訓人的身份為直接交鋒的對象，那麼，這位第一夫人能怎樣做到“信息公開”地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只能想象這一場景。原因很簡單：現實中它不可能發生。

既然如此，不妨讓北大女生就奧夫人那句：“就自由的表達自我、選擇自己所崇拜的東西，以及享有信息公開而言——我們相信那是地球上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再多問幾句：“為什麼‘佔領華爾街’運動被取締？那不是美國代表99%老百姓的表達嗎？為什麼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財團公司是‘人’，屬於‘公民’，可以通過政治獻金表達它們的‘言論自由’？大公司將作為‘人’，站在無數草民面前，聽上去就像成年男子化裝成女子參加女童足球賽一樣。那麼就你而言，‘人’應該怎樣定義呢？”

對於説的比唱的還好聽的人，需要聽者有心，尤其需要不以金錢和霸權為準則的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