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年輕人最大的敵人——由台灣“太陽花”運動説開

昨天（4月2日），24歲的“美女作家”蔣方舟在新浪微博、騰訊“大家”等媒體發表文章《年輕人最大的敵人——由台灣“太陽花”運動説開》，在一個既年輕又長大了的年紀，道出了她目睹台灣學運後對“人生太難預料”的無力感嘆。而這聲感嘆的背景，正是文中提到的學運至今知識分子的集體失聲。

以下為蔣方舟全文：

前幾天我在台灣，恰好碰上了台灣學生的反服貿遊行——“太陽花”運動。

“太陽花”運動

這是我第三次到台灣，對台灣的印象也隨着每一次的觀察，發生着不可逆轉的變化。第一次去台灣時，還停留在粗淺的驚訝和讚美上：“這裏的食物真好吃，這裏的人民真友善。”這種好，並不真實，像是看一出《寶島一村》之類的話劇，所有人齊心戮力演出，主題為“温良恭儉讓的和諧社會”。

第二次，恰逢“洪仲丘”事件：一名叫做洪仲丘的年輕人，在退伍前夕，因為違反軍規被實施“禁閉”處分，不當操練猝死。我那時在酒店房間的電視上天天看新聞節目，聲嘶力竭的主持人竭力渲染社會之黑暗。出了酒店，就是遊行的隊伍。出於某種古怪的心態，我與其説是失望倒不如説是放心：原來這個社會是真實的，它並沒有那麼好。像是話劇結束，看到演員在後台卸了妝也會抽煙會口吐三字經，心裏反而鬆了口氣。

第三次到台灣，就遇到了這場台灣二十多年來最重要、也最特別的社會運動。

兩個台灣大學的年輕人，帶領我遊覽台大校園。一個尚未畢業，就讀於社會系；另一個剛剛從台大的戲劇系畢業。

之前從未謀面的她們，一見面就對我講起她們參與這場社會運動的興奮——她們在這十幾天中，都一直是熱情的參與者。

戲劇系畢業的女生，參與編導了一部叫做《玫瑰色的國》的話劇，話劇講述了台灣幾十年來的學生運動，並且預言二十年後的台灣。話劇名出自歌手張懸的《玫瑰色的你》，海報上印着歌詞：“玫瑰色的你，你是我生命中最壯麗的記憶。我會記得這年代裏你做的事情，你在曾經不僅是你自己。”

我記得自己剛上大學的時候，極其迷戀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它被稱作“薔薇色的革命”，因為革命者不是揭竿而起的飢餓的人，而是薔薇色臉頰的年輕人，湧上街頭。

他們表面上是因為不滿法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實際上，憤怒是為了到達某種虛幻的彼岸。就像是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中寫道的：“我要這個世界/並且要它原來的樣子/再一次地要它，永遠地要它/我貪得無厭地嘶喊着：/重新來過。”

整個“五月風暴”雖然是政治性了，也不乏暴力和衝突，但是卻充滿了某種節慶式的狂歡，某種末日的迷醉感，貝託魯奇依此拍攝的經典電影《戲夢巴黎》可見一斑。連牆上寫的標語都充滿詩意：“要麼一切，要麼全無。”“Generalwill against the will of general（以眾人之意對抗將軍之意）.”

一兩年前，我有幸見到了當時的一位重要學生領袖，他那時是為自己出版的一部自傳式小説做宣傳，在書中，他反思了革命和青春的雙重荒謬——他年輕時，甚至在幾乎對中國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成為了一個“毛主義者”。他説用十年才走出”革命”後的失落和空虛。這種如狂歡結束的寂寥不奇怪，托洛斯基説：“革命，是如此歡愉。”

我問他對年輕時候是否後悔，他説並不，“可是如今我不再相信革命，哪怕金錢的霸道讓人無法忍受”。

1969年，戴高樂下台，披頭士發行暢銷專輯，嬉皮士出現，搖滾歌手是時代的巨星，東京大學取消入學考試。

一個當時的年輕日本學生，如今的中年人，微笑着向我回憶他當時所在的高中教室，隔壁的建築就是披頭士來日本下榻的賓館，他們一下課就拿着望遠鏡去看約翰•列儂是否出現在陽台。他也是日本1969年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和大家手挽着手走向街頭，半路上忽然發現和他挽着手的是一名警察，趕緊撒腿就跑。

他向我回憶這些往事的地點是在他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是在首相官邸——他如今是一名政治家。

人生太難預料，永不説“永不”。

説回台灣，我曾經納悶了很長時間，為什麼很多年輕時激進活躍的知識分子、作家和學者，現在反而會對這回的社會運動保持出觀望和警惕，甚至有些許無奈，些許嘲諷，些許縱容地覺得：“你們鬧吧，鬧鬧就好了。”

後來我也想明白了，年輕人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長大了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