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芹：從馬航失聯事件也談西媒與我們

對比兩個工作方式（主動與被動）和工作目的（控制輿論方向、搶佔話語權與信息傳播）截然不同的傳媒對一個事件的反應和產出的結果，首先得判明事件屬於什麼性質。如果説事件性質對中國媒體基本工作方式不會有重大改變，改變的只是它的工作量的話，這一性質卻會從根本上決定西媒的工作方式。此話怎講？

我在已出版的兩本集子《誰在導演世界》和《被顛覆的文明》中，對西媒的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均有縱深挖掘，只要仔細讀了那些文章，一般就能從西媒採取的某一類型工作方式（隨事件性質方式會大大改變）反推出事件的性質，甚至倒推出事件是否由西方插手或預謀。

馬航失聯後我密切注意法媒的動向，對比幾個月來對烏克蘭局勢的報道，有一條分明的界線：對烏克蘭是輿論走在事件前面，即傳媒主導事件、製造新聞，通過主流媒體獲取信息的法國人基本無法知道在烏克蘭究竟發生了什麼。幾個月來撲天蓋地灌入他們腦袋裏的就是：“腐敗”的“獨裁者”亞努科維奇（他是民選合法政權的事實可以被明目張膽地抹去）背叛渴望西方的烏克蘭人民利益，投入“邪惡”的“暴君”普京的懷抱，遭到人民的反對。人民要“西方民主”，不要“俄羅斯專制”（民選不民選，要説你獨裁照樣沒商量），他們通過和平合法的抗議，趕走了“獨裁者”亞努科維奇（民選上台、一個任期都沒做完的獨裁者哪裏去找），建立了“民主政權”，奔向西方“民主自由”。這是對法媒幾個月來烏克蘭報道內容的提綱挈領，其中引號中的詞語，非我之語，而是西媒鎖定的“接力”詞語，用來事先定性，壟斷解釋權（不讓受眾有任何一點自我判斷）。

路透社記者抓拍的馬航事件中國乘客家屬的照片

馬航事件中國乘客家屬舉拳抗議（法新社攝）

相對於對烏克蘭的報道，對馬航失聯事件的報道可以用“被動”來形容，儘管被動歷來不是西媒的工作方式，這裏的“被動”也只是相對於他們的“主動”而言，即從完全主導事件到跟蹤事件，而非策劃事件的走向。這是辨別一件國際大事是由“世界統治集團”直接策劃還是偶然突發的關鍵所在。“直接策劃”的典型特徵是由西媒挑頭、在傳媒的鼓點下完成。當然也有“直接策劃”但不想讓人知道的事，那時“軍團”會一致守口如瓶。在“直接策劃”與“偶然突發”之間，還有一類“中間事件”，比如“昆明3·1暴恐案”，既不屬於“直接策劃”，又非完全“偶然突發”，而是暗中由“世界統治集團”長期鼓勵和推助，那麼西媒的工作方式又會大大區別於對前兩種事件的報道方式，相對會比較低調（對2008年西藏3·14暴恐案的高調是因為屬直接策劃），但牢控解釋權（西方主流媒體一致迴避了恐怖襲擊的定性）。不懂西媒在“世界統治集團”內部是什麼角色的國人，會以為西方各國政府譴責了恐怖暴力而媒體不跟隨乃傳媒“獨立”的表現，殊不知在“集團”內部的權力排行上，民選內閣不如傳媒嫡系，民選政客可以換人，傳媒卻是絕對的集中壟斷，核心人物是終身甚至世襲制。

由此根據多年的觀察經驗，大致可從西媒顛倒黑白的程度、主動和被動程度、高調或低調，判斷一起國際大事是什麼性質。當西媒的顛倒黑白消失，事件屬偶然突發，就有一定的百分比可以定性了。那麼從西媒對馬航失聯事件的報道方式看，也可將事件劃入這後一種。

在西媒有關國際新聞的報道中，我們也只能在這一部分看到大致客觀的信息，與真相不會出現蓄意的南轅北轍。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寫過：“有組織的接力是控制話語的流向以確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裏，牢控對事物的解釋權則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話語權。這需要一支意識形態自願軍團有組織有紀律地秘密配合（公開配合則會失去公信力），看似各自‘獨立’的傳媒在平時（對非傳遞性信息）可雞鳴狗跳各行其事，為得是在戰時（對必傳遞性信息）實行眾口一調地接力。”從這段高度概括的西媒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看，馬航失聯報道屬於非“戰時”的“平時”工作，新聞的屬性也可劃入“非傳遞性信息”。所謂“非傳遞性信息”，不是不能跟蹤報道或大量炒作，而是指不必統一口徑接力的信息，報道者自由度比較大，一般可各顯其能。但報道方式依然是有限制的，根據乘具（飛機、火車、船等）屬於哪國，乘客的構成，報道方式都會有顯著的或微妙的不同。

我將西媒比作“軍團”，就緣於這種內在的、不識技巧的旁觀者看不出來的組織性紀律性。比如因為飛機上的大部分乘客為中國人，西媒一上來一致採用了低調、避免人道視角的報道方式，我們幾乎看不到西媒關注受害者個人命運，電視上也不見蠟燭、鮮花的畫面。在發現中國乘客家屬的情緒是可撒鹽的傷口之前的十來天裏，主流媒體投向中國乘客家屬的鏡頭極少，且只對準事發當日情緒失控和後來在馬來西亞新聞發佈會上鬧場的那些人。這麼做是為了避免為中國人制造悲情氣氛，而如果這一百五十人是美國人，又確定是恐怖劫機，那報道方式會整個倒過來，非炒得全世界都為機上人掉淚。我們在以前的文章中説過，只有在需要妖魔化對手時才會製造悲情氛圍、放大事件受害者的個體命運。2009年法航飛機失事，因為是自己的航空公司，尤其不能妖魔化空客或波音，事發後報道便集中在尋找失事飛機和失事原因，機上法國乘客便是無名無姓無畫面的整體，個體命運在這種情境下是不被張揚的。如果那是一次恐怖襲擊，報道方式會完全不同。

但我注意到，西媒從最初的低調逐漸熱乎起來，那是因為事件顯露出非同一般，不再僅僅是死了一百多中國人的空難（西方之外的世界，死個百把人的事故，一般若不能製造輿論以達什麼政治目的，在西媒眼裏就不是回事），而成了航空史前所未有的奇案，那西媒就不能失了話語權。如此越脹越大的全球話題，解釋權怎可丟給“世界下層社會”。西媒一變被動為主動，信息旋轉的中心立刻就抓到自己手裏，他們有能力也有手腕掌控信息源頭、截獲解釋權。尤其自部分中國乘客家屬大鬧吉隆坡新聞發佈會，西媒已找到這起事件中可下蛆的縫，使命感更成倍竄升，一天天把中國乘客家屬的悲情推向事件的中心。這就是開始製造輿論以圖主導事件了，往往是嗅到了事件往某個方向發展的利用價值。如能炒得中馬關係惡化，甚而令中國政府成民怨目標，幹嘛不多加把柴火？他們做這些事都是精細而敏鋭的，幹這種職業的人，很少只當成一個飯碗，而是使命在身。因為有計在心，都深知怎麼隱藏自己的意圖，操縱畫面、選擇詞語，絕少流於偶然。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即便會外語的也多被其迷惑，看不懂表層話語之下的暗線。

 

   

基本確定了事件的偶發性質，我們才能相對公平地對比在馬航失聯事件報道中的西媒和中國媒體。因為只有面對偶發事件，西媒與中媒的工作目的才在某個點上重合——追逐真相。為什麼説只在某個點上重合而非全部重合？那是因為追逐真相併非西媒的主要任務，它還有更重要的任務：主導輿論方向、壟斷話語權，為此一要始終掌握信息源頭，二要牢控解釋權。這兩點才是西媒存在的理由！按邏輯推理，如果一個媒體的工作目的只是傳播信息（或者説保障知情權），“掌握信息源頭和牢控解釋權”這麼高標準的存在理由勢必有點專權的味道，因為這是最高統治權才必須具備的生存理由，一羣書生傳遞傳遞信息、挖一挖世事真相，非要他們具備這種能力和意識不是變相要他們專權嗎？而這才是審視西媒和中媒必須明白的核心分界線：西媒是統治權本身（重要組成部分）；中媒則是介於統治權和民眾之間、權力強盛時倒向前權力式微時偏向後的力量。自古中國讀書人就扮演着這個角色，與作為最高權力本身的西方教士完全是兩個性質。中媒在近幾十年不知不覺地成為西方的傳聲筒，也是因為它有別於西媒的本質，它作為一支中間力量，是會隨着最高權力的轉移，轉變它的陣地的，此乃自然之事，像本能一樣自然。

如果將馬航失聯事件的傳媒競爭比作又一次話語權爭奪戰，西媒有手段佔上風是沒有太大懸念的。對於根本沒有爭奪話語權意識、更不會將“掌握信息源頭和牢控解釋權”作為存在理由的中國傳媒，無論是選拔人才還是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都不成對手，不淪為傳聲筒已是萬幸。這其中有客觀上難贏的因素，也有自身弱點。

話語的勝利首先是實力的勝利，我們從傳媒力量的強大與否所看到的，實際還是“世界上層社會”和其圈定的“世界下層社會”的那條分界線。在馬航失聯客機報道中中西媒體的力量對比，最警世的揭示並不是中國媒體如何不敵對手，而是世界的內核與外圍，它的內核在哪裏以及身處外圍的我們在哪裏。這些年隨着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開始被忽悠着用GDP看世界，對坐上老二的交椅很是得意忘形。此次馬航事件中西傳媒第一線交手讓一些平時人們不太在意的現實浮出水面：

首先，這個日益工業化的世界很多核心技術仍然壟斷在西方集團手裏，比如飛機發動機。而技術壟斷不光意味着金錢向某個方向流淌之容易，以及工業化領先與滯後，更意味着內核對外圍的全盤把控。這是一種無空不入的監視和控制，不但上層建築政、經、文有如被放在手術枱上（傳媒成為傳聲筒不過是被控的特徵之一），就是每台飛機發動機如何運轉，最原始的數據也在他們手裏。從如斯力量對比看，真有幾分如來和他俯瞰的世界的意味。面對內核，外圍是沒有什麼秘密的，全方位地受到監控。這就是為什麼一架馬來西亞飛機失聯，掌握第一手調查秘密的是英、美（前宗主國和其接班人）而非當事國。如果此次空難不是前所未有的撲溯迷離，這種力量對比還不會暴露得如此之深。這才是當前世界最觸目的真相，與之相比，西方文學電影反覆揭發的前蘇和東德秘密警察的能耐，真可謂小巫見大巫，而這能耐是對付全世界的。我們對比中西媒體，若去比這些，簡直就是不諳世事的玩笑，“外圍”傳媒與“內核”傳媒根本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就是同處“內核”，離中心遠的也同樣沒有這個“能耐”。

其次，各類“國際組織”、有些甚至是聯合國名下的“國際組織”，實際的主人還是西方集團，否則你根本拿不到“國際組織”的名頭。這折射的依然是內核主導、外圍附庸的關係。上世紀隨着殖民帝國的終結似乎被“獨立”淹沒掉的世界秩序本質，在這次馬航失聯事件中像浮水放掉露出了河牀的本來面目。此次美英記者頻得內幕消息，而非中國記者便是明證。以為信息世界具有某種大同希望的人，被潑了瓢冷水，被迫看到了話語戰爭的強軍和弱旅，以及強弱折射的既成世界等級。十九世紀以後我們接受的這個現代概念的“世界”，並不是憑空而來的，也不是一兩個強國單憑軍靴就能踏出來的，更不是我們頭腦裏那個建築在繪圖冊上的地理概念，而是有着嚴密的組織者和統領者、在各個關鍵點掌控情報、設定規則、策動方向的“世界”。在這個統治與被統治的秩序中，信息的分配也沒有多少平等可言。當然在註定作傳聲筒和少作甚至儘可能不作傳聲筒之間，還是有迴旋餘地的，一切都取決於弱勢方的自我意識。

第三，中國在這個世界是孤零零的，別看表面一堆友好鄰邦。這一實質的孤立不是中國人緣不好，而是世事艱險。在我們上面説的這個“世界”裏，很多上世紀陸續獨立的國家凡得以安身立命的，都並沒有真正獨立的上層建築，一起奇特的空難便暴露出像馬來西亞這類看起來中等發達的國家，多多少少還是由前宗主國和大英帝國的接班人美國牽着線（通過操縱上層建築），這是這個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在其後鮮少動亂和流血、得以發家致富、不受西媒攻打的前提條件。我們大致可以從西媒不蓄意騷擾這條線反推出“帝國”看不見但卻依然無比廣大的邊界，這就使得中國能交鐵桿朋友的空間極其狹小，何況即使有鐵心投靠的，我們也怕引火燒身。事發後，馬方與美英分享調查內幕，而非與亞洲友好鄰邦、事件的最大受損方中國，在民眾看來有悖常理和情理，但我們應心中有數，如果馬方事發後與中方優先分享調查內幕，那這個政權還能如此安穩？還能不被西方成天揪“民主”、“人權”的小辮子？恐怕在分享之前，就被顏色或花朵革命掀翻N次了。中國的形單影隻雖然不能作為中媒不給力的全部藉口，至少可以部分地開脱他們。

第四，到目前為止，直到可預見的未來，西方記者在幾乎世界各國都可直入上層建築，不是直接通過操縱枱上就是迂迴於台下的反對派。注意：應邀出席各種新聞發佈會、採訪到高官或名人，不等同於進入上層建築，這種被動的接近，只是起一種傳遞信息的工具作用。只有能對之施加影響並從中獲取內幕，才稱得上進入上層建築。從這個意義上，中國記者離目標還遠着呢，甚至可能根本沒有意圖和意願。而直接或間接操縱所在國政治、蒐集情報、影響所在國上層建築思想是西媒駐外或特派記者的本質工作，單就這一點，不滿中國媒體沒能搞到調查內幕，也是不諳世事的玩笑。而這不光顯露中西媒體角色的本質不同，也折射了上述那個內核與外圍、世界範圍內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兩重天。當一國上層建築暗中掌控在西方集團手裏，西方記者基本上是進了自家後院，有各種早已設好的門讓他們登堂入室，在有些國家，這些記者甚至分享着決定該國政權生死的大權。如此懸殊的角色和勢力，意味着我們離世界統治權的距離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我們的記者與所駐國上層建築的距離，當然也有出類拔萃打破規律的，但那絕對是鳳毛麟角。要求一羣文弱書生一夜之間變成007實在是脱離實際，況且我們的實際境況要比這個還糟，中國媒體人最大的問題是對第二手信息的分析與辨別能力都乏善可陳。而這才是不可原諒的，因為即使作不了“尖兵”，至少可以作“防火牆”。

有句老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力量對比中，二者皆不具備的一方，贏的可能性為零。事實上我們要的也不是獨佔話語權，而是力量均衡，不受侵害，所以能把防禦戰打好，就算成功。這就需要謀事，精心地謀事。話語戰爭是一場高智商、硬實力的博弈，也有個上百年領先和落後的問題，要追趕先得認清自己要什麼，然後才知挑什麼人、以何種手段追趕。

承認落後還得看清薄弱點在哪裏。富與窮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強弱，但那絕不是決定性的槓桿，否則沙特為什麼沒有這樣一支馳騁世界的“軍團”？自由不自由更是有意讓人偏離正確答案的人造魚餌。大把撒錢，廣設言路，招一堆只會外語的人鋪將出去，除了等於多設幾個傳聲筒，絲毫扭轉不了劣勢。因為人就沒挑對，使命也非常模糊。西媒時常寧肯到當地另僱翻譯，也要派雖不會所在國語言但擅長執行任務的人，道理即在此。

到了今天，不可再犯十九世紀後半葉的致命錯誤，以為購得軍火就能建成現代軍隊。關鍵在人，以及引領這些人的大腦之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