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小慶：權力和資本都需要被關進籠子
由於扭曲的教育評價體系，絕大多數中國的治學者都生活在“職稱評定”的夢魘之中。在這個體現了現代科學定量分析的評價體系中，對待學術研究像對待糊火柴盒工作一樣實現“計件管理”。於是，學術垃圾被夜以繼日地高效生產着。如果你發現一篇洋洋灑灑的學術論文中全部是廢話，如果你發現厚厚的一本書中找不到一個可以使你感到眼睛為之一亮的亮點，完全不必感到驚奇。這不是中國學術界的偶然現象，而是常態。
王小強是幸運的，他幾乎沒有被捲入這個荒唐的學術評價體系。於是，出現了他論述“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系列文章。今天，已經發表了“之一”到“之五”共5篇[1]。總字數大約在40萬字。其中，或許有一半的篇幅是註釋。這一組文章不是用於評職稱的，而是為了一抒自己的胸臆。這裏，不是像擠牙膏一樣勉強擠出的文字，而是一些不吐不快的文字。例如，為了寫這組文章，僅一本《商君書》作者就比較了十幾個不同版本。讀這組文章，給筆者的感覺已經不僅是“不吐不快”，簡直是“不吐”則痛不欲生了。用作者自己的話説，這是“不聽指揮的異化文字”。[2]
從這組文章中可以看出，小強確實認真讀了一些書，且多有心得。他閲讀了包括錢穆、熊十力、梁漱溟、南懷瑾、顧頡剛、湯因比、許倬雲、余英時等人著作在內的大量經典文獻，引用這些人的著述支持自己的觀點。
在這組文章中，包含與一些不同觀點的論辯。在這種論辯中，既有關於是否要堅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主義之爭”，也有是否要推動土地私有化的“問題之爭”。筆者認為，這樣的思想交鋒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可以給那些關心中國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式的人們帶來啓發，可以幫助中國在發展的道路上減少錯誤，從而更穩妥地向前邁進。
1982年，王岐山（右二）、王小強（右一）陪同杜潤生到農村調查
給人印象深刻的一些觀點
這組文章中，涉及了廣泛的話題，提出了一系列有啓發意義的觀點，並對這些觀點進行了深入的論證。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至少有這樣一些觀點：
“過河”和“轉軌”的目標不是資本主義。一些人在談論“與國際接軌”和“轉軌”的時候，他們追求的目標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中國的百年救亡歷史顯示，許多後發展國家的發展歷程顯示，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通的。有時候，“摸石頭過河”是需要的，但是，不應迷失過河的目標。作者引述了鄧小平同志的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3]
不同的國家可以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社會發展階段不是一成不變的，並不存在普適的社會發展規律。對於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條件，不同的文化心理傳統，存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過程。不應該以“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和“原始——奴隸——封建——資本——共產5種社會形態次第發展”的僵化公式來硬套中國歷史。實際上，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出現過一個明顯的奴隸社會。這一公式，也解釋不了生產力曾經高度發達的中國為什麼後來落在了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後面。
中國不需要“補資本主義一課”。對於某些國家，資本主義階段是完全可能被跨越的，資本主義並不是必須補的一課。對於一些國家，完全可能從前資本主義的自然經濟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歷史發展時期。馬克思曾經明確地主張，保存大量農村公社的俄羅斯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
中國歷史上的市場經濟很發達，中國曆來不缺少市場經濟。大量的歷史文獻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顯示，與西歐相比，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相比，中國從先秦開始就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國曆代王朝農商並舉，從微觀市場到宏觀調控，市場經濟發達得無與倫比。王小強引述了錢穆先生的話：“如言西方為商業社會，中國為農業社會，不知中國社會之工商業積兩三千年來，皆遠勝於西方”。[4]貨幣是市場的伴生物。在貨幣的普遍使用方面，中國至少要比西歐人早一千年。實際上，由於幾千年的積累，中國人的市場交易能力遠勝於西方人，討價還價，彙總計算，找付零錢，中國人的計算能力不是西方人可比的。中國能夠在廣闊的土地上形成統一的國家，中國能夠在多次分裂以後又重歸統一，與中國高度發達的市場不無關係，也受到統一市場需求的推動。
市場經濟不會自動演進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但遠遠不是充分條件。王小強引用大量的歷史文獻説明，從管仲時代開始，中國的市場經濟就非常發達。正是由於中國曆來有“全民經商”的傳統，才出現了“童叟無欺”的商業倫理。相反，由許許多多領主莊園構成的歐洲，由於莊園經濟自給自足的特徵，由於缺少交換的需求，在18世紀以前，歐洲的市場經濟遠遠沒有中國發達。那時，僅僅有十幾萬人口的歐洲的商業中心威尼斯，遠遠無法與人口上百萬的南京、開封、杭州等中國的商業中心相比。事實上，現代工業首先出現在市場並不算發達的歐洲，出現在由於土地分封而基本沒有土地買賣的歐洲，並沒有出現在市場經濟非常發達的中國，並沒有出現在土地交易非常頻繁的中國。中國沒有在近代自發地發展出資本主義，並不是由於中國缺少市場經濟，而是由於中國沒有像歐洲列強那樣憑藉野蠻的掠奪、霸權和壟斷來實現原始積累和早期發展。中國近代的落後，也並不是由於中國缺乏市場。
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利多大，弊多大。王小強通過梳理歷史文獻指出，從先秦的管仲開始就已經對市場的盲目性有所認識，漢唐以後，更是對“穀賤傷農”有清晰的認識。“谷賤”大多發生在豐年。連續豐年之後，甚至出現了“農民盼災年”的現象。在蘇東坡貶謫黃州的時候，連遇豐年，在他給朝廷的奏疏中描述了谷價大跌，農民既收不回成本，也交不出税賦，苦不堪言，以致“日夜禱祠，願逢饑荒”。[5]從古至今，在市場的作用下，農民災年也愁，豐年也愁。災年愁沒有東西可賣，沒有糧食、棉花、蘋果、大蒜、綠豆等可以賣；豐年愁糧食、棉花、蘋果、大蒜、綠豆等賣不出去，甚至爛在地裏，爛在家裏。中國歷朝歷代的執政者都懂得以“豐年貴買儲量、災年賤賣放糧”來平抑糧食價格的道理。伴隨着平抑價格的需要，也發展起非常成熟的貨幣理論。
有些東西是不能靠市場調節的，如土地。在中國歷史上，常常出現土地富庶地區肥田被撂荒的現象。由於“租金”與“地價上漲收益”相比，微不足道，地主為賣錢變現方便，寧荒不租。因此，宋代曾立法規定“種撂荒地合法”。在土地自由買賣的1922年，中國撂荒耕地佔總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6]在市場不算發達的毛澤東時代，很少存在土地撂荒的現象。今天，市場遠比毛澤東時代發達，土地撂荒的現象卻大量出現。
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地主和佃農之間的矛盾，存在地主和僱工之間的矛盾。近年來，一些歷史研究者認為，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存在地主、佃農和僱工，中國農民的主體是自耕農，地主與佃農、僱工之間的矛盾並不尖鋭。王小強引證了大量歷史文獻反駁這種觀點。例如，清初名士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講：“吳民之中，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7]又如，桐城派大儒方苞乾隆年間上呈的《請定經制札子》中講：“約計州縣田畝，百姓所自有者，不過十之二三，餘皆紳衿富賈之產，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異縣，地畝山場皆委之佃户。”[8]在曹雪芹的《紅樓夢》中，也描寫了居住在“他州異縣”而擁有“地畝山場”的“紳衿富賈”。1949年以前的中國確實存在地主和佃農之間的矛盾，存在地主和僱工之間的矛盾。例如，在1949年以前，孔聖人府在山東、河北、江蘇的許多個縣擁有幾十萬畝出租給佃户的土地，佃租沉重，不僅存在明顯的主佃關係，而且存在嚴重的主佃矛盾。
“小康”不屬於儒家理念。根據《禮記·禮運》記載，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是謂小康。”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復“大道”，是“興滅國，繼絕世”，“小康”並不屬於儒家理念。
金融資本的膨脹既侵害公平也侵害效率
這組文章給人印象深刻的觀點是，金融資本的膨脹，既侵害了社會公平，也侵害了生產效率。王小強在文章中指出：商業法則並不是“等價交換”，而是“漲價交換”，是低買高賣。職業性商業活動的出現，是社會化分工的產物，是必要的。市場經濟中牟利性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出現，可以通過融資促進生產的發展，也是必要的。但是，商業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過度膨脹，卻不僅會危害到社會的公平，也會侵害到生產的效率。
2013年6月2日，以“金融生態與上海戰略”為主題的首屆外灘國際金融峯會在上海黃浦江畔開幕。會議的東道主是上海地產業的“巨無霸”復星集團。復星董事長郭廣昌在會上説：為何銀行賺那麼多錢？老是覺得銀行把那麼多錢都賺走了。滬深2000家上市公司，一半利潤被10家銀行拿走了，這樣拿下去，製造業怎麼辦，還能拿多久？[9]
郭廣昌的話多少反映出一個問題：由於金融資本的膨脹，勞動者，包括工人、工程師和付出管理勞動的企業家，切得的蛋糕太小；金融資本的擁有者，切得的蛋糕太大。這種現實，既不公平，也由於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壓縮了科技投入而影響到經濟發展效率。
王小強
俞敏洪肯定曾經為“新東方”上市而欣喜，今天，他已經悔之莫及。如果有後悔藥可以吃，如果時間可以倒流，俞不會再選擇上市。[10]培訓，本來是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事情。由於上市，學生與教師之間冒出了一個股東，學生和教師之間插入了一個以牟利為目的的資本。俞敏洪坦言，新東方上市以後他的關注點不知不覺變了。之前，他專注於如何提升教學質量，讓學生快樂地學習知識；而現在，他成天想的是用什麼辦法增加收入，增加利潤，讓投資者高興，讓股票的價值提高。
在老師和學生之間插入了一個以牟利為目的的資本，在通過交換互通有無的勞動者之間也插入了一個以牟利為目的的資本。筆者曾經是內蒙古草原牧區插隊的知識青年，從1967年到1978年，曾經在蒙古包中放牧11年。本來，生產肉、奶的牧民與生產糧食的農民，與生產工業品的工人，通過交換，互通有無。後來，出現了商人，他們既不生產肉、奶，也不生產糧食和工業品，專門從事交換。利用低買高賣，賺取利潤。結果，生產者，管理者，都變成了商人的打工仔。再後來，生產者，管理者，商人，都變成了金融資本的打工仔。
從2013年12月29日到2014年1月4日，在我回到我曾經插隊落户的內蒙古錫林浩特市東烏珠穆沁旗嘎亥勒蘇木（鄉）額仁高比嘎查（村）探親訪友的過程中，我與在我下鄉後才出生的中年的嘎查支部書記和在我離開草原後才出生的年輕的嘎查長深入地討論了未來提高牧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嘎查書記告訴我，現在，牧民只能把牛和羊賣給中間商，中間商把牛和羊賣給河北省一帶的食品加工廠，之後，加工廠把肉賣到城市中的超市和餐館。中間環節獲得了豐厚的利益。他希望能夠避開中間商直接把牛羊肉賣給加工廠。當然，如果嘎查或鄉鎮能夠自己進行加工，能夠直接把牛羊肉賣給餐館和超市，就更好了。但是，現在集體經濟已經瓦解，集體的力量非常薄弱，這已經是一個很難實現的幻想。
筆者感到，生產者這種直接面對消費者的願望是合情合理的。相關部門，應該幫助生產者儘量實現自己的願望。首先，應該積極牽線搭橋，幫助牧民將牛羊直接賣給加工廠。其次，在有條件的地方，也應該扶持牧民的集體合作組織，興辦牛羊肉加工廠，提高牛羊肉的附加價值。直接將牛羊肉賣到餐館和超市。
王小強引用了馬克思的一句話：“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是與社會的一般經濟發展成反比例的”。[11]
資本也需要被關進籠子裏
如果資本不受限制，就會在損害民生和損害生產的同時，導致社會的動亂。在中國古代，曾經反覆上演“年頭欠一欠，地主圈一圈”的戲碼，曾經反覆出現過“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的局面。從秦漢到民國，史書中反覆記載着一個同樣的故事：災年饑饉到來的時候，地價大跌，豪門富賈大量收購土地。年景好轉以後，大量的失地農民淪為佃農和僱工。
今天，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國際上，也出現了“資本掙錢太容易，勞動掙錢太難“的局面。2007年10月19日巴菲特賣出了自己所持的全部中石油股票。其後，中石油股價大漲，讓巴菲特懊悔不已。儘管如此，他在中石油這一支股票上也賺取了277億港元。[12]2010年5月6日，美國高盛公司投資的股票“海普瑞”在深交所上市。按照發行價計算，上市時收益率達21800%，盈利200多倍。如果按照上市當天的收盤價計算，盈利高達260多倍。[13]2007年12月25日，美國凱雷公司投資的股票“太平洋保險”在上交所上市。按照上市當天的收盤價計算，盈利高達620億元人民幣，盈利16倍。[14]美國銀行投資建行，高盛投資工行，瑞士銀行投資中行，也都獲得了不菲的收益。
2013年1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專案組公佈，“房姐”龔愛愛在北京擁有41套房產，共計9996.6平米。假設這些住房於2000年以每平米6000元人民幣均價購得，2013年以每平米30000元賣出，身為銀行副行長的龔愛愛在償還了大約每平米12000元的本息之後，每平米可以獲利18000元，總計可以獲利約2億元。相對於那些付出勞動的工人、設計人員和房地產商人，手握金融資本的龔愛愛是否切得的蛋糕大了一些呢？
無可否認，在1949年以後，權力的過度膨脹，既損害了社會的公平，也損害了生產效率，阻塞了物質和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阻塞了經濟結構和勞動力隊伍的優化機制。為了克服這種權力過度膨脹造成的傷害，確實需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裏。
經過30年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之後，我們也應該看到，資本的過度膨脹，尤其是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過度膨脹，不僅會損害社會公平，損害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會抑制購買力和內需的增長，抑制生產要素向製造業的流動，從而影響到生產效率。對公平和效率的損害，還會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我們不僅需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裏，也需要把資本關進籠子裏。
王小強著《摸着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
注：
[1] 王小強，經濟學家。1996年獲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經濟系博士學位。曾任職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中國經濟學獎專家委員會（中宏百人團）成員、粵海（企業）集團顧問。現任中信集團肖特吉公司顧問；Associate Senior Research Fellow，Judg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tudies，University of Cambridge；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著有《摸着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產業重組時不我待》。合著有《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1986年獲孫冶方經濟學獎）、《富饒的貧困》（1987年獲香港電台推薦“十本好書”）、《香港聯繫匯率保衞戰》、《三網合一》、《再造中國》、《西部大開發方略》、《西部大開發考察實錄》。
王小強：問題提出﹕歷史哲學超歷史（之一），香港傳真，2011年第7期，2011年1月25日；最發達的市場經濟（之二），香港傳真，2011年第9期，2011年1月31日；無喱頭《大話西遊》（之三），香港傳真，2010年第37期，2010年12月30日；市場經濟利大=弊大（之四），香港傳真，2011年第44期，2011年6月21日；“儒法表裏”和千古執着大同夢（之五），參閲文稿，2013年第25期，2013年5月18日。可參閲網址：
http://www.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20HK2011-7.pdf
http://www.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20HK2011-9.pdf
http://www.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20HK2010-37.pdf
http://www.hkstrongwind.com/pdfs/HKFax/No_HK2011-44.pdf
http://www.hkstrongwind.com/showPDF.aspx?path=~/pdfs/HKFax/No_HK2013-25.pdf
[2]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香港大風出版社，2002年，第2頁。
[3] 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小平文選》三卷311頁。
[4]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203頁。
[5] 鄧力勳編：蘇東坡全集，下冊，第463頁。
[6] 王小強：市場經濟利大=弊大——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之四），香港傳真，2011年。第86頁。
[7]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8]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一，文海版第1073頁。
[9] http://www.zccs.org/news_1341.html
[10] 李潔言：俞敏洪後悔讓新東方上市，中國青年報，2011年3月28日第3版。
[1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367頁。
[12] 李宇：巴菲特清倉中石油大磚277億港元，中國證券報，2007年10月22日。
[13] 張鋭：高盛的陰謀與暗算，中國青年報，2010年5月31日。
[14] 桂衍民：太平洋保險上市凱雷賬面淨賺620億，證券時報，2007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