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莊園裏的日瓦戈醫生們-關哲
提及冷戰，恐怕大多數人最先想到的是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然而，最新公開的130份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文件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些許看待冷戰的新視角。此次公開的文件證實，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日瓦戈醫生》曾受到CIA的利用，其俄文版在海外的出版，在蘇聯、東歐的流通，也淪為中情局對抗蘇聯行動的一部分。根據這批解密檔案創作的《日瓦戈事件》（The Zhivago Affair）即將於6月17日出版。
風起雲湧的20世紀中葉，在冷戰的鐵幕之下，與帕斯捷爾納克有着同樣遭遇的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長長一串名單。喬治·奧威爾、安德烈·紀德、阿瑟·凱斯特勒……他們在無意間都成了“與CIA簽約的作家”，其文字與思想也在政治的漩渦中扭曲走形，作為“美國文化部”的CIA讓這些作品至今在與作者初衷相反的方向上越走越遠。
誠如在西方民主問題上的反思，中國學者領先歐美一步。同樣，對於冷戰中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解讀，早在CIA情報解密之前就有李零、王紹光這樣的學者為我們帶來清醒而獨到的見解。而CIA文件的公佈成為了對他們先前觀點最佳的註釋與印證。不妨先讀一讀華盛頓郵報網站4月6日為我們揭開的《日瓦格醫生》與CIA之間的秘密關係，再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學者們的先見之明。
CIA解密的《日瓦戈醫生》文件
《日瓦格醫生》成為“冷戰武器”
1958 年1月，CIA總部收到了一個來自英國情報機構的的包裹，裏面是兩卷《日瓦戈醫生》手稿膠片。帕斯捷爾納克的這部史詩長篇小説在蘇聯禁止出版。“這部書有很大的宣傳價值。”CIA在一份蘇聯分局的主管備忘錄裏説，“不只是（小説）裏內涵的信息和發人深省的特質，還在於發表它的環境：我們有機會讓蘇聯人民懷疑他們的政府哪裏出了問題，在世最偉大蘇聯作家用俄語創作的一部偉大文學作品卻無法讓他們讀到。”
這一備忘錄屬於最新解密的130份CIA文件，這部分文件詳細解密了《日瓦戈醫生》當年在西方出版與CIA之間的關係。這批文檔也證實了過去幾十年來CIA與《日瓦戈醫生》出版之間的隱秘關係。根據這批解密檔案，CIA不僅幫助《日瓦戈醫生》在西方出版，還通過秘密行動將俄語版《日瓦戈醫生》運回俄羅斯，通過隱秘網絡讓這部小説在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流通。《日瓦戈醫生》的出版以及之後帕斯捷爾納克迅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被認為觸動了一場文化冷戰風暴。
《日瓦戈醫生》作者帕斯捷爾納克
隨着小説的面世和1965年電影版的巨大成功，《日瓦戈醫生》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小説作品。但很少讀者知道這要得益於CIA的介入。精裝俄語版《日瓦戈醫生》是在荷蘭出版印刷的，而迷你平裝版由CIA直接負責印刷，但這段歷史世人未曾得知。
根據最新解密的這批文檔，協助出版《日瓦戈醫生》由CIA蘇聯分局一手運作，負責人是CIA主管艾倫·杜勒斯，項目由當時的美國行動協調委員會（OCB）主席Dwight D. Eisenhower批准，OCB直接向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
根據這批解密檔案創作的《日瓦戈事件》（The Zhivago Affair）即將於6月17日出版。但根據要求，“日瓦戈事件”的許多當事官員和CIA信源名字被隱去，除了使用這批剛剛被解密的CIA文件，該書還採訪了多位跟該事件有關的其他官員。
冷戰時期，CIA非常喜歡文學——小説、短篇小説、詩歌；喬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納博科夫都符合他們的胃口。圖書被當作武器，蘇聯和東歐禁什麼，它就會成為宣傳品去“揭穿蘇聯的真相”。在冷戰的一系列項目中，作為政治鬥爭的一部分，總共有1000萬本圖書、雜誌由情報機構秘密運到鐵幕背後。對於CIA來説，《日瓦戈醫生》是他們的黃金機會。
帕斯捷爾納克知道蘇聯出版界會對《日瓦戈醫生》有所畏縮，小説的宗教色彩很濃，細膩描寫了知識分子柔弱憂傷的心靈，與當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論調和對十月革命的吹捧格格不入。但帕斯捷爾納克展現出了他的勇氣。蘇聯方面最終還是拒絕了《日瓦戈醫生》。但對帕斯捷爾納克幸運的是，一位意大利米蘭出版商通過其在莫斯科的文學觀察員得到了《日瓦戈醫生》手稿。1956年，帕斯捷爾納克跟意大利出版商Giangiacomo Feltrinelli簽署了出版合同，Giangiacomo Feltrinelli表示他會抵制來自克里姆林宮和意大利共產黨禁止該書出版的壓力。1957年，意大利語版《日瓦戈醫生》問世。
在布魯塞爾世博會上分發的《日瓦戈醫生》
在華盛頓，蘇聯專家很快就覺察到莫斯科當局為何會厭惡《日瓦戈醫生》。根據1958年7月的備忘錄，CIA蘇聯分局主管約翰·莫里寫到，這本書（《日瓦戈醫生》）很明顯威脅了克里姆林宮所描繪的那副圖景。“帕斯捷爾納克的人道主義，是對蘇聯宣揚為共產主義犧牲個人的道德準則的挑戰。”意大利版《日瓦戈醫生》 出版後不久，在一份備忘錄裏，CIA僱員建議《日瓦戈醫生》以儘量多的外文出版，讓儘量多自由世界的人們拿到和讚揚，推動他獲得像諾貝爾獎之類的榮譽是可以考慮的。CIA希望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説得到世界關注，包括瑞典學院，但沒有證據顯示CIA推動出版俄文版《日瓦戈醫生》幫助了帕斯捷爾納克在1958年的獲獎。這成了謎團。
1958年，布魯塞爾世博會召開，43個國家參加，美國和蘇聯相互競爭，都建造了龐大展館來展示各自生活方式。這引起了CIA的興趣。難得有那麼多蘇聯人在西方，當時比利時簽發了16000份簽證給蘇聯遊客。
通過一家紐約的小型出版社秘密印刷了第一批俄文版《日瓦戈醫生》後，CIA決定與荷蘭情報部門（BVD）合作。他們的情報工作人員搜尋那些適合的人選把《日瓦戈醫生》帶回去。兩家情報機構緊密合作，1958年，CIA方面補貼了50位荷蘭情報人員（BVD一共有691名僱員），這些荷蘭情報人員都接受華盛頓方面的訓練。美國方面不希望有任何痕跡顯示，這件事情是由美國方面乾的。
1959年的簡裝本《日瓦戈醫生》
1958 年9月，第一個俄文版《日瓦戈醫生》以海牙莫頓出版社的名義問世。200本書首先送往華盛頓，其餘部分分發到CIA在西歐的分支機構，200本在法蘭克福，100在柏林，100本在慕尼黑，25本在倫敦，10本在巴黎，而最多的一批365本被運往布魯塞爾。這些《日瓦戈醫生》不能在美國館拿出來，最終 CIA找到了和美國館相鄰的梵蒂岡館。梵蒂岡館的名字叫“上帝之城”，蘇聯天主教流亡者在“上帝之城”裏秘密建了個小型圖書室。由CIA資助的《日瓦戈醫生》就在那裏分發給蘇聯人。拿到書的蘇聯人將藍色的精裝拆了，把書頁分開，偷偷摸摸帶回家。“行動非常成功。”1958年9月10日的備忘錄寫到。
在蘇聯，俄語版《日瓦戈醫生》問世的消息也很快到了帕斯捷爾納克那裏。還是在9月，帕斯捷爾納克寫給巴黎的一位朋友信中説：“原版《日瓦戈醫生》真的問世了？很多前往布魯塞爾的觀光客似乎看到了。”
但有一個問題是，CIA原先設想的是荷蘭海牙的那家出版商會跟帕斯捷爾納克的米蘭出版商簽訂出版合同，這樣可以證明在布魯塞爾出現的俄語版《日瓦戈醫生》是荷蘭人印的。但他們沒有簽訂出版合同，在海牙印刷的這批《日瓦戈醫生》是盜版。擁有《日瓦戈醫生》版權的意大利出版商得知在布魯塞爾出現盜版的俄語版《日瓦戈醫生》後，非常憤怒。幸好怒火沒有將CIA牽涉進去。
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國家評論簡報》上首先把 《日瓦戈醫生》的印刷與CIA聯繫起來。《國家評論簡報》是《國家評論》給訂户的一份簡報，這份保守派雜誌由小威廉•伯克利創辦。一位寫作者用假名奎西刊登了一篇文章，他注意到《日瓦戈醫生》被秘密的運到梵蒂岡館，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小説在莫斯科的秘密傳播，以及CIA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1958年11月5日，杜勒斯的備忘錄顯示，CIA認為《日瓦戈醫生》顯然影響了蘇聯人。而同時，帕斯捷爾納克被迫退回了諾貝爾獎。CIA方面則精心指導其情報人員如何鼓動西方遊客跟他們所遇到的蘇聯人談論文學和《日瓦戈醫生》。
俄語版《日瓦戈醫生》需求越來越大，1959年7月，9000本簡裝本《日瓦戈醫生》在巴黎出版印刷，上面顯示的出版社是巴黎的Société d’Edition et d’Impression Mondiale，這是一家蘇聯流亡者創辦的出版社，當然得到了CIA的支持。CIA的記錄顯示，這些《日瓦戈醫生》部分通過CIA情報人員與在西方的蘇聯觀光客和官員接觸時分發，其中有2000本是1959年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青年學生和平友誼大會”上分發給蘇聯和東歐學生。在那屆大會上，分發的“禁書”共3萬冊，用14種語言發行，包括《1984》、《動物莊園》、《失敗的上帝》和《日瓦戈醫生》，其中《日瓦戈醫生》除了俄語版，還有波蘭語、捷克語、德語、匈牙利語和中文版。
“文化冷戰”與“美國文化部”
對《日瓦戈醫生》與中情局之間秘密的證實，讓我們不得不對冷戰有一些新的認識。比如，關於“文化冷戰”（the Cultural Cold War）這樣一個略為陌生的名詞。“文化冷戰”的説法，美國學者Christopher Lasch早在1967年就在《國家》雜誌上撰文提出過。然而“文化冷戰”在西方的主流媒體中一直是禁忌話題，使得至今我們對CIA和眾多文化名人、文化事件未曾有太多聯想。
河清在《藝術的陰謀：透析一種“當代藝術國際”》一書中對CIA的前世今生做了非常詳細的介紹。河清在書中寫道，二戰期間，為了對付法西斯納粹，美國政府就成立了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Service），簡稱OSS，由多諾萬（W. Donovan）將軍領導。後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A.Dulles）是其副手。這支多諾萬將軍的秘密部隊，注重吸收文化人士加入：作家海明威是多諾萬的“密友和合作者” ，還有聖埃克居佩裏（A.Saint-Exupery），這位寫大人的童話《小王子》、其頭像還上了法國50法郎紙幣的著名法國作家，也在其中。還有移居美國的托爾斯泰的孫子伊利亞•托爾斯泰等，也是OSS的軍官。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報局，完全延續了“戰略情報局”的格局，招納“出身於華盛頓百十來個富豪家族”的子弟和“長春藤”名校的精英，多諾萬將軍本身就是後來CIA的設計師。
從一開始，美國的冷戰設計師們就意識到，冷戰的主體是“文化戰”。著名冷戰反共謀士、中央情報局的創始人之一喬治·坎南（G.Kennan）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宣傳和政治戰的技巧”，並指出“必要的謊言是美國戰後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坎南曾給總統寫過一封名為“美國對蘇關係”的長信，建議一種“文化毒化”（intoxicationculturelle）：“我們應該給蘇聯提供其政府所能接受的儘可能多的書籍、雜誌、報紙和電影。我們應當對蘇聯設立電台播音，併發起旅遊者、學生和教師的交流。”
1945年到1960年，正是美蘇“文化冷戰”最激烈的時期，大量的文化藝術界名人，作為“冷戰武器”被推上了歷史舞台。冷戰的設計者、CIA創始人之一喬治·坎南曾直言不諱：“我們這個國家沒有設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不得不盡其所能來彌補這一缺陷。”
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於2002年出版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中介紹了由CIA設立的“文化自由大會”在1947至1967年間在文化界進行的種種行動。
1950年，中央情報局為更有效地在國際上實施文化冷戰，決定在柏林創立“文化自由大會”。在文化冷戰前線的德國，當時中情局駐德工作站的行動人員達1400名。為了這次大會的召開，中央情報局為各國代表們提供秘密經費，用各種運輸方式，甚至動用C-47軍用運輸機，運送幾百名代表去柏林。大會以“科學與極權主義”、“藝術、藝術家與自由”等為議題。在最後一天有15000人蔘加的大會上，凱斯特勒宣讀了一份《自由宣言》。從此西方被稱為“自由世界”，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則是“極權專制”。這個文化自由大會的真正目的，是“一個設在歐洲的橋頭堡，以阻止共產主義的進犯……它應成為傳播美國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務是打破歐洲，特別是法國盛行的僵化負面的看法，認為美國是一片文化荒漠”。
文化自由大會成立之後，“法國文化自由委員會”、“英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和“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等一系列分會紛紛建立。鼎盛時期，在35個國家建立分支機構，猶如一個小型文化聯合國。同時，無數隸屬於各分會的外圍組織也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出來。這麼一個龐大的組織，表面上是由作曲家納博科夫擔任總書記，實際上統歸由一箇中央情報局特工喬斯爾森直接指揮。
從此，中央情報局實施文化冷戰有了自己的傀儡組織，加上有源源不絕的“馬歇爾計劃”經費，這架新機器成立伊始，就開足馬力全力運轉。中央情報局動用了“馬歇爾計劃”2億美元的資金來搞文化宣傳“心理戰”，其中1950—1967年間，有幾千萬美元用於文化自由大會。
意大利北部有一個風景秀麗的塞貝洛尼山莊，是福特基金會的別墅，也被用來作為文化自由大會人士的休養地。“到那裏暫住的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抵達時，會有衣襟上綴有V.S.字樣的藍色制服司機來接。”以反極權主義著稱的漢娜•阿倫特感嘆：“你會感覺霎時間你住進了凡爾賽宮……”
無意間成為“與CIA簽約的作家”
桑德斯在其書中提及，冷戰開始之初，蘇聯在柏林的宣傳卓有成效，先聲奪人，美國有些被動。但CIA深諳書籍和刊物的重要宣傳作用，懂得英國前首相迪斯雷利的名言：“一本書的重要性可能並不亞於一個戰役。”所以制定了一個龐大的出版計劃。一方面，從美國源源不斷運來大量“普通書籍”來介紹美國文學。大量出版賽珍珠、海明威、福克納等人的書，讓人相信美國也有“偉大的文學”。尤其大捧特捧寫《荒原》的現代詩人艾略特，以至有人感嘆：通過艾略特，“中央情報局統領了詩歌界”。中央情報局甚至將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空投到俄國，把文學作品當政治宣傳的傳單來散發。還有大筆的錢直接用來策反，如給叛逃的波蘭詩人米沃什頒獎，“給東歐和蘇聯詩人支付高額稿酬，哪怕是一首小詩也是如此，通過這種變相的賄賂鼓動他們叛變”。一些耶魯大學的精英被招入中情局，比如“詩人型間諜”安格爾頓、富於才華的學者麥考利和湯普森。一時間出現了許多“與中央情報局簽約的作家”。
另一方面，全力資助、宣傳作為“反共計劃”一部分的歐洲作家，如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描寫對蘇聯幻滅的《從蘇聯歸來》、匈牙利裔英國作家阿瑟·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等。凱斯特勒是曾在蘇聯生活過的前共產黨人，後來加入英國情報部，又與中央情報局合作。這本描寫蘇維埃政府黑暗的書，在英國情報研究局資助下在德國廣為流傳，甚至“外交部出錢購買併發行5萬冊”。
據統計，中情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種。
在今天，提起奧威爾，大多數人都會想到《1984》和《動物農場》。從這兩本書來看，奧威爾是位反極權主義的先驅。但事實上，如果閲讀過奧威爾的其他作品以及其傳記，就能發現他在寫作的時候仍然是個典型的左派知識分子。出生在英國殖民地的奧威爾，始終對社會底層非常關心，而至今有人將其貼上反極權的右翼標籤，將其作品做某種政治化的解讀，正是冷戰時期英美情報部門對其進行的極為成功的政治包裝。同創作《日瓦戈醫生》的帕斯捷爾納克一樣，冷戰時期的奧威爾被情報部門當做政治工具進行了利用。
李零在近期的訪談中介紹説，奧威爾後來對蘇聯感到失望，轉而同意和英國情報部門合作。這也體現了西方左翼既不喜歡資本主義又害怕威權主義但最終選擇和本國政權合作的清高心態。在劉禾迷人的新作《六個字母的解法》裏，提到奧威爾把一份長長的名單交給英國情報部門，上面寫着他所瞭解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名單和簡介。這份羅列了135個名字的名單，包括當時的地下共產黨和地上共產黨，還有他們的同路人，比如像卓別林、蕭伯納、斯坦貝克，甚至連紐約市長拉瓜迪亞也榜上有名。
在奧威爾去世之後，其作品被CIA進行了最大限度篡改，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對桑德斯著作《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的評論文章中，對此進行了詳述。
王紹光在文中寫道，1950年，喬治·奧威爾死後不久，中央情報局就派人到英國與其遺孀商談將《動物農莊》改編為電影。獲得電影權後，中央情報局找到願意為它當幌子的製片人，並通過間接方式把錢打入製片人的賬户，於是才有了這部在當時最具規模的動畫片（共動用80位卡通畫家，設置750個場景，繪製30萬幅彩圖）。中央情報局不僅出錢，也直接干預劇本改編。據美國心理戰爭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備忘錄説，原作的結尾傳達不出明確反共的信息。為了激起觀眾強烈的反共情緒，電影對結局做了重大改編，代表腐敗資本主義的農場主不見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產主義的“豬”。
同樣的事發生在對奧威爾另一部小説《一九八四》的改編上。原著本來表達的是對一切專制政府與控制力量的厭惡，既包括左翼專制，也包括右翼專制。但這並不是中央情報局所需要的。中央情報局要的僅是對共產主義的醜化。儘管奧威爾曾明確表示不允許對《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動，由美國政府出資製作的電影《一九八四》還是對原著動了不少手腳，尤其是結尾部分，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原意。電影《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於1956年同時上市，為了擴大影響，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安排在主要報刊上發表評論和社論，並分發了大量電影票的折扣券。
奧威爾有那麼多著作，為何偏偏只有《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為世人熟知，似乎奧威爾只寫了這兩本書。倘若讀者曾經有過類似的疑惑，至此應該有答案了。揭開這些隱藏在歷史背後的秘密，難免隱隱作痛。對於真正喜愛這些作品的讀者們來説，或許並不在意冷戰背景下的政治營銷。但當我們設想奧威爾得知《一九八四》、《動物農場》成了冷戰武器時，總還是忍不住要為那位在風雨裏堅持走來的作家痛心惋惜。
幸好，尚有李零在大家向前走之際，能猛回頭向我們講述鳥兒到底歌唱了什麼，尚有陸建德以其鋭利目光，告訴我們奧威爾被他反對的人利用了。幸好，有這些未曾淹沒於冷戰迷霧中的清醒而堅定的文字，讓我們有機會看清那些作品中被中情局遮蔽的意義。
（本文綜合了華盛頓郵報網站4月6日報道、河清《藝術的陰謀：透析一種“當代藝術國際”》第二章內容、石劍鋒《CIA文件解密：證實<日瓦戈醫生>出版與CIA有關》以及王紹光《美中央情報局及其文化冷戰》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