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要反省的是歐洲，不是烏克蘭

5月底的歐洲議會選舉日益臨近，輿論更應關注烏克蘭局勢。亞努科維奇團伙捨棄加入歐盟的機會，轉而與俄羅斯交好，2月下旬引發抗議，最終導致政權顛覆。不出意料，許多左翼人士聽聞大規模抗議，便開始教育貧窮的烏克蘭人：他們多麼無知，直到今天還在美化歐洲，不知道歐洲已經在衰落！他們根本不懂，一旦加入歐盟，烏克蘭便可成為西歐的經濟殖民地，就像今天的希臘一樣。

這些左翼人士不明白：烏克蘭人並非不知道歐盟的真實情況。烏克蘭完全瞭解歐盟的經濟困境和貧富差距，他們發出的信號很簡單：烏克蘭人的處境更加糟糕。歐洲的問題——經濟波動、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都是富人才能遇到的問題。別忘了，希臘雖陷入困境，非洲難民仍然蜂擁而至，讓右翼愛國人士大為光火。

更重要的問題是：烏克蘭抗議者所捍衞的“歐洲”究竟何指？歐洲不能簡單化約為單一圖景：從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到艾蒂安·巴里巴爾所謂的“平等的自由”（égaliberté，這是歐洲對全球政治想象的一大貢獻），歐洲具有豐富的政治圖景，雖然其體制已經越來越不相稱。遍歷從極左到極右的政治光譜，如果還相信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是唯一選擇，那這人得多天真！因此，歐洲應當從烏克蘭抗議看清自身的優、缺點。

2014年烏克蘭首都基輔街頭，警察和反政府示威者爆發衝突

烏克蘭右翼民族主義是死灰復燃的反移民、宗教性的民粹主義，這些人自詡為歐洲的捍衞者。G.K.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一個世紀前就在《迴歸正統》（Orthodoxy）一書中指出新右翼分子的危險之處。他描述了宗教批評者的悖論：“那些以自由、人性的名義與教會開戰的人，只要一有機會打擊教會，就會拋棄他們的自由與人性。”宗教的捍衞者不也是如此嗎？有多少瘋狂的宗教分子惡毒攻擊當代世俗文化，最終自己卻拋棄真正的宗教修行？那些拼命捍衞歐洲、呼籲抵制外來移民的人不也是如此嗎？他們狂熱地保護歐洲的基督教遺產，追隨者們卻早已拋諸腦後。

所以，我們該怎麼辦？主流自由主義者告訴我們，最基本的民主價值正受到民族、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威脅，我們應該團結在文化包容、自由民主的捍衞者周圍，能挽救多少就挽救多少，別再去想什麼激進的社會變革了。那麼，烏克蘭抗議者們還在強烈要求的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歐洲夢，究竟前景怎樣？沒人能知道加入歐盟的烏克蘭未來將會如何，不過，財政緊縮政策肯定會在打包的計劃之內。

蘇聯1980年代有個著名的笑話，一個名叫拉比諾維奇的猶太人想要出國移民。移民辦公室的官員問他為什麼，拉比諾維奇回答：“兩個理由。一，我擔心共產主義者將要下台，新上台的政治勢力會把共產主義者犯下的罪行怪到我們猶太人頭上，然後又會出現反猶運動……”話沒説完，官員就打斷他：“胡扯，蘇聯不會變天，權力永遠掌握在共產主義者手裏！”拉比諾維奇平靜地答道：“嗯，這就是我的第二個理由。”

我們很容易想到，這個笑話可以換成危機當口的烏克蘭人和歐盟財政官員。烏克蘭人抱怨：“我們烏克蘭陷入恐慌的理由有兩個。一，我們擔心歐盟會迫於俄羅斯壓力而拋棄我們，坐視國內經濟崩潰……”歐盟官員打斷他：“但你要相信我們，我們不會拋棄烏克蘭，我們會好好掌控，給你們出謀劃策。”烏克蘭人平靜地答道：“這就是我的第二個理由。”

沒錯，基輔獨立廣場上的抗議者們是英雄，但真正的戰役才剛剛打響：為創造新的烏克蘭的奮鬥。這場戰鬥要比對抗普京更為艱難。問題不是説烏克蘭配不配得上歐洲、夠不夠格加入歐盟——而是説，今天的歐洲還配不配得上烏克蘭人的赤子之心。

如果烏克蘭最終淪為民族原教旨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的結合體，寡頭肆虐，那就和今天的俄羅斯（或匈牙利）無甚差別。政治評論家們宣稱，歐盟在與俄羅斯的衝突中沒有給予烏克蘭足夠的支持，歐盟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的回應不夠堅決。但更加深層次的支援應該是另外一種：烏克蘭從未獲得跳出社會經濟困境的有效方案。歐洲首先應該改過自新，重申其具有解放意義的核心價值。

偉大的保守主義者T.S.艾略特在《試論文化的定義》（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寫道，有時候只有兩種選擇，另立宗派或離經叛道；有時候保存信仰的唯一途徑是與壽終正寢的組織道別。這就是我們今天唯一的契機：只有與舊歐洲的殘骸進行“教派分離”，才能保存“平等的自由”這一歐洲思想遺產。分裂以後，我們視若天命、板上釘釘的危機原因將會顯露出來，也即所謂的全球新秩序和“現代化”進程。總而言之，倘若世界新秩序是無法討價還價的天命，那歐洲就會從我們手上丟掉。所以，歐洲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大膽向前。必須先有新歐洲，烏克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烏克蘭要向歐洲學習，而是歐洲自己要向烏克蘭人看齊，擁抱抗議者們的夢想。

（本文2014年4月8日原載inthesetimes.com網站，原標題What Europe Can Learn from Ukraine；觀察者網朱新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