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太陽花”運動與自由民主馬克思主義黑洞
台灣“太陽花學運”暫時告一段落，而圍繞這場運動的思想探索似乎剛剛開始。
這場運動最令人迷惑之處，在於它是一次民主形式的反民主運動，寒竹的文章《太陽花學運能代表台灣民主嗎？》對此論證得很清楚，輿論界也逐漸形成了共識。在不約而同地指出學運明顯違背民主原則並嚴重破壞法治的種種事實之後，隨着運動接近尾聲，評論者們陸續轉向了更深層次的透視，如該次運動的反中、媚美、台獨、獨台，甚至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資本主義等等方面。
轉向過程中連帶出一個問題：學生們自己是否有此意識？他們是否明白自身行動的意義？一些人想當然地認為他們不明白，於是出現了“行動層面一百分，思想層面太薄弱”之論。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認為是批評者本人思想太膚淺，沒有看到作為運動骨幹的“職業學生”們並不那麼簡單。
學生們打包撤出他們所佔領的“立法院”
就像是要回應輿論界的爭論，運動收場時學生領袖借盤點戰績之機宣佈説，除了各項具體成果，“無論從民主憲政層次或國際的地緣政治，此次運動所達成的效果更為驚人，遠超出預計。”
此言大有深意。學運領袖居然對於自己的行為在“國際的地緣政治”方面的影響事先就有所“預計”，對其效果還有事後的評估，僅憑這一點，就決不能認為他們“思想薄弱”。
聯繫到早前曾有媒體爆料，林飛帆凌晨4點還在議場“手裏拿著《柄谷行人談政治》等書與人討論”，有人就此推論，一向倡導小區域個體的團結與對抗之道的柄谷行人，正是台灣學運背後的思想推手。這就更有深意了。
看起來，相對於“民主憲政”，“國際的地緣政治”和柄谷行人的政治理論這兩套東西，在解讀“太陽花學運”的基本性質方面，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不管陳為廷、林飛帆本人到底理解到了什麼程度，五十萬人上街的現實，已明白地昭示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思潮。
柄谷行人的馬克思主義
柄谷行人是一位革命思想家，一位文學史家，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但是與大多數信奉國家主導社會主義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柄谷吸收的是馬克思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他認為，馬克思沒有認清國家的性質，由於“國家-資本-國族”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會發生緊密結合，馬克思關於上層建築因下層經濟基礎的生產關係改變（無產階級專政）而瓦解的預言不會發生。據此，柄谷積極提倡新結社運動，他認為這是可以在內部破壞資本主義的有效方式。通過“創造出一種不需要依賴國家或資本的體系”，以避免社會革命“又演變成依賴國家而存在的社會民主主義”。
對台灣來説，當今的中國大陸既代表了大資本主義，又代表了大國家主義，恰恰就是一個“國家-資本-國族”的緊密結合體，而當下的服貿協議，正是一個將台灣進一步併入這個結合體的強大工具，面對着“進去就再也出不來了”的可怕威脅，台灣本能地想要做一番烈女抗嫁式的抗爭。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手段顯然不太適用，台灣也沒有條件實行，於是柄谷行人的“小區域個體團結與對抗之道”，正好填補了這個需要。
烈女手中沒有砍刀，也奈何不得夫婿和婆家，只有小小的頭簪可以胡亂扎一紮身邊伴婚的人，於是倒黴的“媒婆”馬政府和“立法院”就成了犧牲品。
以自由民主之名，行削弱政府權力之實，行抗拒“國家-資本-國族”政治經濟體系之實，行新型社會革命之實，這就是柄谷行人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視角下的“太陽花學運”。
下面再換到“國際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
國際地緣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律”
年紀輕輕的學生們當真地談論國際地緣政治，似乎暗示他們也會接受這樣一種晦暗的世界觀：不相信任何辭藻華麗的意識形態話語，堅信國際社會永遠是鐵血江湖，各路英雄都受赤裸裸的權力動機驅動，所有利益算計和力量博弈之外的言行都是偽裝。
在江湖世界裏，沒有理想主義童話，冷戰後自由民主席捲全球，並非意識形態自身的力量使然，歸根結底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正好滿足了國際地緣政治的戰略需要。亨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也好，小布什的“自由日程表”也好，雖然仍然披掛着理想主義的華彩，但與現實主義已然沒有了距離，稍加改造就成了國際地緣政治中的大棋局。
給一國的民眾以自由，在一國推行政治民主，這是理想主義的口號；從另一面看，擴大民眾自由也就是解除政府管治，開放民主結果就是親西方的政黨上台，這就不再是理想主義口號而是現實主義的行動了；再進一步，政府權力萎縮、外部勢力介入又等同於國家主權瓦解，自主地位喪失，這又演變成了國際地緣政治中的戰略步驟了。從自由民主的口號到喪權滅國的步驟，平滑得如同天鵝絨，沒有任何隔阻。
理想主義如此絕妙地成了現實主義的政策工具，意識形態口號如此完美地掩蓋了地緣政治戰略，“軟戰爭”如此恰到好處地結合到了“硬戰略”當中，可以説，這是“后帝國主義”時代一個令人歎為觀止的新現象。
於是，一種可以稱為“自由民主律”的地緣政治規律出現了：一個國家和地區，只要實行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也就一定具有了國際地緣政治上的特殊意義：因為其結果就是政府管治能力放鬆、國家的權力收縮、親西方的勢力膨脹，如果原本就存在社會危機、民族矛盾、宗教糾紛，那麼註定就是危機深化、矛盾激化、糾紛惡化，結果就是整個國家或地區加速衰落、四分五裂，最終成為一個失敗國家。
在國際地緣政治家的地圖上，所有新生的“民主國家”無一例外都可以貼上帶有地緣政治意義的標示，曰“權力真空區”，曰“族羣撕裂區”，曰“社會失序區”，曰“隨時可以佔據、收歸、併入之區”或“隨時可以割讓、拋棄、犧牲之區”。
烏克蘭危機是什麼？就是國際地緣政治“自由民主律”的一個經典實例。在這個原本就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的國家，“自由民主律”一旦起作用，從一個強權國家到一個“權力真空區”這條路基本上就暢通了。正好站在了國際地緣政治棋局楚河漢界的位置上，正好又趕上普京這個埋首緊盯地緣政治棋局的“新沙皇”，那麼，任由他人割取或犧牲的命運，也就註定了。
“自由民主馬克思主義”
回頭再看台灣“太陽花學運”是什麼。一方面，他們看到了新型社會革命這個方向，即通過自由民主來瓦解政府、抗拒“國家-資本-國族”政治經濟體系；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了國際地緣政治這個方向，有意無意地也在期待着國際地緣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律”在台灣起作用，也就是通過進一步令政府失能、權力瓦解，讓台灣加速成為“權力真空區”、“族羣撕裂區”、“社會失序區”，儘快成為“隨時可以佔據、收歸、併入之區”或“隨時可以割讓、拋棄、犧牲之區”……
在這兩個方向上，自由民主都是手段，不是目的，甚至反中和台獨也都是手段，不是目的。運動領袖陳林二人都公開主張台灣獨立，但他們在這場運動中所調動和整合的思想資源，卻遠遠大於狹隘的台獨理念。鑑於這一運動最根本的反體系、反資本性質，“自由民主馬克思主義”才是最確切的定義。
順便再澄清兩點：第一、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自由民主的，只要沒有被西方自由主義政治理論所蠱惑，這一點本來是不言自明的。第二、中國大陸所堅持的是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柄谷行人等無政府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眼中，就成了對立面，於是反中就帶有了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性質。
如此來看，“太陽花學運”是有思想基礎的，在外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它還會不斷地掀起，人們需要認真看待這一新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