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西方意識形態的攻防轉換大歷史

【當烏克蘭與台灣陷入“民主危機”，越來越多的人對“西式民主”產生懷疑之際，《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媒體開始帶頭“反思”。這些西方知識界的夜鶯雖然只能吞吞吐吐，但試圖主導“反思”、守護意識形態高地的意識令人“欽佩”，頗有冷戰後搶奪民主旗幟的勁頭。觀察者網則推出系列文章，會診“西式民主”。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文揚先生在本文中追根溯源，梳理了近現代以來意識形態輸出作為一種鬥爭武器的歷史過程。當我們把視角投向歷史維度，就會發現在國際政治博弈過程中，我們沒有抓住的那些反擊機會。反觀歷史，知己知彼，就能撥雲見日地看到，中國應當如何運用戰略手段在意識形態攻防中掌握主動權。】

烏克蘭危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6日，東烏克蘭三大城市頓涅茨克、哈爾科夫和盧甘斯克先後爆發反政府抗議示威。

克里米亞的脱烏入俄公投，引起了西方的激烈反應。為了否定這一公投的合法性，西方羅列了眾多理由，其中有些理由竟到了不合自身的一貫邏輯、完全落入雙重標準的地步。

多年來高舉“人權高於主權”大旗，拿他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當兒戲，拿他國的憲法當廢紙，怎麼到了烏克蘭這裏，這個標準就又倒過來了呢？

正在實施的制裁，所針對的是“危害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組織和個人”，試問：這個行為可以被當作新的標準嗎？從今以後，那些到處煽風點火、專門危害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西方組織和個人是否也應遭到制裁？

西方的無力感這一次暴露得如此明顯，以至於人們有理由相信，那一面道義大旗，西方真的是扛不動了。想當年克林頓在全球推行人權外交，曾是一呼百應；十年後小布什借自由之名入侵伊拉克，也還應者雲集；到了今天，奧巴馬想用主權論和國際法來代表國際社會立場，阻止克里米亞之變，卻只收獲了反唇相譏。

還記得那位前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為了推動台獨，此人高調批評中國政府的主權觀念“過時”了。現在又如何？美國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的主權觀念，為什麼又不“過時”了？

從中國的角度看，西方這些翻來覆去的説辭，並不是真有什麼道理，都是高級欺騙。西方對外輸出意識形態，本質上就是一種“軟戰”戰略，旨在維持其全球統治地位。近年來，中國政府開始重新強調自身的“意識形態安全”，明確表示要抵禦西方實施“意識形態和文化滲透”。

可問題在於，為什麼在意識形態領域裏，西方總是佔據着主動，能夠咄咄逼人地進攻？而中國這樣的國家為什麼總是在防禦，在抵抗，最終還是防不勝防？在歷史上，統治者往往是沒道理、沒道義的一方，為什麼西方這個當今的全球“統治聯盟”看起來似乎總是有道理、有道義？如果説西方意識形態的欺騙本質已經被識破，為什麼仍然擁有強大的“軟戰”實力，繼續掌握着進攻的主動權？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梳理一下近現代以來將意識形態輸出作為一種鬥爭武器的歷史過程，因為其中包含了一次驚人的攻防大轉換。

最早的玩家是誰

艾瑞克•霍布斯邦將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稱為“雙元革命”，認為這兩場革命像一座火山的兩個“孿生噴發口”一樣，共同塑造了現代世界。

若按美國學者巴拉達特的定義，將意識形態視為“是我們這個時代獨一無二的現象，因為它是針對一連串獨特的經濟、社會、政治環境所做的響應”，而且“通常是針對人民大眾的言簡意賅的陳述”，那麼，它當然也是“雙元革命”的一個產物。

至於又是誰進一步發現了意識形態這個東西可以作為國際政治鬥爭的一種武器，併成功實踐了意識形態“軟戰”，在拿破崙戰爭（1799-1815）之後第一次建立起來的“維也納體系”中，不難發現其蹤跡。

法國大革命同時催生出左右兩大意識形態陣營，拿破崙戰爭將人民主權和民族自決這些前所未有的左翼意識形態傳遍了全世界，而隨着拿破崙的戰敗，復辟勢力又讓保守主義、正統主義、秩序主義這些右翼意識形態成為了主流。

基於右翼意識形態的“維也納體系”，確立了以英國為一超、俄奧法普為四強的五強格局。而先後簽訂的“神聖同盟”和“四國同盟”，以重建世界秩序、鎮壓人民革命為其“崇高原則”，承諾對各地的起義聯手實行鎮壓。於是表面上形成了以五強的王室聯盟為一方、以各地的起義人民為其對立面的兩極世界。

然而，真正的國際政治博弈，其實是發生在五強之間。這個情形就像是一羣猛獸撲食獵物，獵物已倒在利爪之下卧以待斃，激烈的戰鬥卻在猛獸們之間圍繞着分屍而爆發。這個戰後時代是一個充滿了權謀、手段、算計等政治-外交-軍事“技藝”的時代，眾多精彩的先例甚至一直影響到今天。當代學者基辛格博士，正是從對於這一時期的研究中獲得了他對於二戰戰後國際政治的洞見，他於1954年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目就叫“和平、正統和均衡——關於卡斯爾雷和梅特涅政治技藝的一個研究”。

意識形態“軟戰”，也就是利用意識形態的輸出配合地緣政治和國際戰略上的“硬戰”，至遲從那個時代就開始了。而始作俑者，恰恰不是激進的民族主義一方，而是保守的秩序主義一方，也就是猛獸的一方。其典型的事件，就是希臘獨立戰爭和“神聖同盟”的瓦解。

1821年開始的希臘獨立戰爭，對於剛剛成功鎮壓了西班牙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神聖同盟”來説，無非是又一起革命烈火，理應堅決撲滅。按説，同盟中的俄國更應該支持同屬東正教的希臘，打擊其宿敵土耳其，但為了遵守“神聖同盟”之“崇高原則”，也只好與梅特涅一起，站在了反對希臘起義的一邊。

而當時的英國，從一開始就沒有加入“神聖同盟”，其時，又正是那位不屑於歐洲協調機制、信奉“光榮孤立”、“一國保守主義”的喬治•坎寧擔任外相。正是他，在這個關鍵時刻公開提出了“民族自治權”新原則，並於1823年春宣佈承認希臘叛亂者，第二年開始向希臘起義軍提供貸款。

  雖然後來俄國也轉而對土耳其宣戰，最終與英法一起促成了希臘獨立，但列強之間赤裸裸的現實主義利益博弈，也徹底埋葬了原本就建立在抽象原則之上的“神聖同盟”。英國的策略尤其意義深遠：人民革命固然可怕，但英國的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更為重要，如果能讓其他大國的後院起火，達到削弱爭霸對手的目的，支持人民革命又何妨？

右翼聯盟內部的國家，出於爭霸的需要，不惜輸出左翼的意識形態，支持“盟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勢力，製造動亂和分裂，以達到削弱對手的目的。這是帝國主義者的一大發明。今天的希臘雅典，還有一個以坎寧的名字命名的廣場。在希臘這方面，這是在紀念坎寧在本國革命歷史中的貢獻，而在梅特涅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眼裏，這是在紀念一種新的國際政治遊戲的誕生。遊戲的制勝秘訣就是：誰相信原則誰完蛋，敵人和朋友隨時變。那句後來很流行的名言“沒有永恆的敵人和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至少晚了一個世紀。

更高級的遊戲

右翼集團是世界的統治者，對他們來説，“神聖同盟”的瓦解意味着靠復辟和反動來維護世界秩序已經不可能了。俄國幫助法國實行了君主立憲制，本國卻還維持着最黑暗的沙皇專制，終於激起了十二月黨人革命。自此以後，將王室與祖國區分開的近代民族主義，終成席捲之勢。

然而，具有強大的駕馭能力是所有成熟的統治集團的特徵，很快，歐洲的右翼統治集團就學會了駕馭民族主義這匹烈馬。他們精明地發現，民族主義既可以是左翼的，也可以是右翼的，一旦培育起右翼民族主義，這個主義就可以被當作促進國內政治安定、將民眾收攏在對外征服的帝國主義大旗之下的合適工具。

19世紀中期的拿破崙三世和俾斯麥，都是新型的統治者，在他們的年代，到底是國王要打仗還是民眾要打仗，已經不容易區分了。這些成功駕馭了民族主義的政治家，依靠右翼民族主義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崛起和擴張。後人評價俾斯麥：前期是建築師（統一了德意志），後期是征服者（使德意志成為帝國）。整個19世紀，非洲、亞洲和大洋洲各殖民地的人民，都見證了列強的“人民帝國主義”侵略浪潮，歐洲城市街頭流浪漢搖身一變成了非洲某河谷或南太平洋某島國殖民地總督的鬧劇，到處上演。

當然，最具帝國主義精神和技巧的，非英國莫屬。還是那位喬治•坎寧，曾有一句針對南美洲殖民事務的名言：“只要西屬美洲是自由的，它就是英國的。”這時的英國，已經上升到直接輸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高級階段了，因為這個主義形象更美妙，功能更強大，在國內它整合了右翼民族主義，在海外它刺激了他國的左翼民族主義，以自由解放之名發動的侵略戰爭，左右逢源，無往而不勝。

在19世紀後期遭受西方列強蹂躪的中國人，面對那些燒殺淫掠無惡不作的英法士兵們，能分得清他們當中誰是左派革命者和自由戰士，誰是右派的幫兇和炮灰嗎？

一戰的結束和戰後秩序的重建，又是一個重要轉折點，這時的西方右翼統治集團發現：與共產主義這個更大的“洪水猛獸”相比，左翼民族主義的危險性已退居其次了。民族主義無論左右，至少還是要主權國家和國際體系的，而共產主義則發誓要消滅一切國家和一切階級。於是一種更加高級、更加微妙的遊戲出現了：在威爾遜總統的主導下，左翼民族主義的理念被大膽地吸收進國際和平機制，“十四點原則”當中包括了支持各殖民地國家民族自決的誓約。

無論最初的動機如何，從此以後，左右兩種民族主義實際上都被駕馭了，都可以被當作意識形態“軟戰”工具來使用了。

二戰後，左翼民族主義運動催生了幾十個新興國家，甚至形成了與西方對抗的東方陣營。但與此同時，仍居世界統治地位西方右翼集團也拿出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新戰法：你現在也是主權國家了，你也要領土完整，不要動亂和分裂，那麼，顛覆了我的統治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自決也照樣可以被用來顛覆你的統治。

1956年的“波匈事件”，就是以主權獨立、民族平等、反對蘇聯控制為訴求的，在西方眼裏，這不正是一種可以歸入自由主義的、“好的”左翼運動嗎？為什麼不利用呢？

就這樣，原本屬於左翼勢力的“之春”運動，其旗幟和主導權悄然間換到了西方右翼集團的手裏。從此以後，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大的攻勢之下，左右派大易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成了非西方國家的盾牌，而人民革命和民族自決反倒成了西方國家的利劍。

自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後，歷史又先後見證了20世紀末的“蘇東波”、21世紀初的“顏色革命”和近年來的“阿拉伯之春”等等。西方頻頻得手節節勝利，非西方國家非死即傷節節敗退，整個攻防形勢完全顛倒了過來。時間一長，人們竟然完全忘記了當初的歷史，竟然真的以為西方才是代表人民的，而人民自己建立的國家反倒成了反動勢力了。

中西意識形態“軟戰”的本質

從19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算起，到現在正好兩百年；從1956年“波匈事件”算起，到現在將近60年。

今天的世界，梅特涅和亞歷山大一世這種反動派的角色已經沒有了，但統治集團還在，被這些先驅們開啓的、在變動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建立秩序、維護等級的統治術還被一代一代地繼承着——正如基辛格博士的學術興趣所標誌的。而只要統治集團還在，統治術還在施行，統治者的秩序主義、鎮壓主義與被統治者的運動主義、反抗主義這兩者之間的兩極對立，就仍然會繼續，而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博弈，也仍然會繼續。變的只是外在形式，不變的是統治與被統治的二元關係。

今日的世界統治者，相較於兩百年前的先輩們最大的一個優勢，就是他們掌握了意識形態的主動權。冷戰結束之後，自由主義的勝利似乎不可阻擋，連伊拉克戰爭這樣一個最赤裸裸的地緣戰略和集團利益行為，都可以高調地披上自由主義的外衣，令全世界都無可奈何。反觀左翼方面，除了揭露右翼集團的虛偽性和欺騙性，自己卻也拿不出可以替代的新意識形態進行反擊。

在這樣一個“西風壓倒東風”的形勢下，中國的處境尤其困難。

中國併入現代國際體系，是藉助了共產主義和左翼民族主義的合力、以“人民共和國”的形式實現的，從出現在戰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天然的、典型的、如假包換的左翼國家，是西方右翼集團必欲圍剿之、遏制之、約束之的對象。除非中國臣服在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等級秩序當中，安於其底層地位，否則，與西方的對抗就是不可避免的。

與自由派人士們所幻想的不同，中國與西方的對抗並不會通過中國主動融入西方而避免。因為，即使不考慮文化和文明的因素，中國的“人民共和國”本質與西方統治集團的反人民本質也水火不容；再退一步，即使把人民國家的性質也改掉，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新生利益訴求與西方老牌國家的既得利益捍衞之間的衝突也無法避免。如前所述，猛獸羣與獵物之間是兩場戰鬥，即使中國變成猛獸中的一員，逃避了成為獵物的命運，卻躲不開猛獸之間更為激烈的生死戰。

今天的中國，正在成長為一個集獵物與猛獸於一身的“半人馬”。對於西方來説，這也沒什麼不能對付的，兩百多年來，捕殺獵物和擊退猛獸的戰術都是現成的，從當年為了鎮壓人民而組建“神聖同盟”到後來為了打擊對手而瓦解“神聖同盟”，其中包含的所有戰略手段，在中國身上都用得上。

那麼，在中國方面又如何呢？中國就永遠這樣被動防禦嗎？永遠是提高警惕，不斷強調自身的“意識形態安全”，天天高喊抵禦西方實施“意識形態和文化滲透”嗎？中國有可能更主動一些，發明一兩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新戰法嗎？

同為受西方打擊和遏制的俄羅斯，是怎麼藉助了民族自決和全民公投這種自由主義行徑策動了克里米亞迴歸的呢？半個多世紀以來，都是西方用這一套削弱對手，普京這一次是怎麼得手的呢？

中國的情況當然更為錯綜複雜，但這些問題也是到了不得不考慮的時候了。若中國在意識形態“軟戰”上不能掌握主動，中國的國際政治和地緣戰略“硬戰”也就很難取勝。

從梅特涅到基辛格，中國也要像研究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一樣，把這條貫穿兩百年的歷史線條當作重要課題，認真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