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台灣“反服貿運動”十思

隨着4月10日學生宣佈退出“立法院，以3·18學運為前鋒的台灣“反服貿”運動逐漸式微。不論是否能如“我們已經寫下歷史”所願，這場風潮啓動台灣社會對既有體制與認知的再思考，具有正面意義。

首先，生產、貿易和金融全球化的無可避免。“反服貿”運動本身就是對全球化的反應，儘管對於資本流、貿易流和移工流的超速發展，所造成金融投機、資源耗竭、環境惡化、貧富極端、剝削加劇等負面影響和討論，在這次運動中相對被忽視與排除。

其次，不統不獨論的過渡性。如果台灣沒有拒絕全球化的底氣，3·18“反服貿”就只是脱離經濟解釋的政治運動。反中成為島內政治動員的令旗，説明馬政府不統不獨式的兩岸和平發展，只能作為一種政治過渡，而無法滿足島內的政經需求。只經不政，或經中政美，比批評北京的“打左燈，向右轉”還不現實。

其三，美國的影響力。冷戰時期，台灣封閉在美日台三角貿易格局內的代工產業，政治上奉行反共保守主義；30年多來，全球局勢變遷，中美積極尋求新型大國關係的建立，美方甚有“棄台”的戰略思考，唯台灣仍延續自反共異化而來的反中保守主義。但美國官方與商界無意支持台灣“反服貿”，3·18政治運動站到美國利益的全球化對立面去，只能是島內權力重組的工具，而毫無影響外部格局的可能。

民進黨“四天王”現場靜坐，支持示威學生

其四，兩岸問題的支配性。每至選舉逼近，作為政治工具的統獨議題發燒，已是台灣週期性的病灶，台灣社會的經濟民生因之內耗衰頹。2300萬台灣人決定論可以是民粹激素，但已在藍綠輪莊拜美親日的體制實踐中破產。不由自主的台灣，民主改革是空話。根治之道，是台灣定位的良性解決；這種解決，繫於兩岸政治安排的合情合理。3·18“反服貿”的影響，可能延滯這種解決的實現，卻無助於這種現實的解決，儘管將付出得不償失的代價。

其五，公民運動的工具性。“公民不服從”成為民主聖經以後，善男信女在內部製造不服從的對象，“民主”成為台灣社會處處都是燃點的口實。藝人、文人、學人、路人……任何人無論服貿所謂，皆可透過這場羣眾運動各取所需、自抬身價。代議民主服從街頭立法，或收割公民運動以為政爭資本，使得已自制獨裁、貪腐、失能領導的票決民主進一步殘廢，也使得島內公民運動走向政治對立的從屬。

其六，民主非萬能，憲政危機來自濫用民主。西方民主是個非萬能的好東西，它未必有效解決民生經濟問題，更不會凌駕國家定位之上。可台灣拿它當經濟藥方，當統獨尺度，自無寧日。若兩院處理3·18學運的標準不一，將自曝憲政危機。但毋怪學生攻佔兩院，毋怪關説案主角收成學運資本，這是場對藍綠兩黨灌輸仇共反中意識形態的歷史回報。

其七，新聞媒體的片面性。大多數新聞媒體為“反服貿”運動擾嚷終日、猛搏版面，彷佛全台灣只剩這件絲毫影響不到全球運動的事。習近平與荷、法、德、比四國簽署120多項合作協議，強化中歐戰略伙伴關係之外；歐盟支持北京加入服貿協議談判，大陸將參與並影響全球新文明秩序的建立。朴槿惠在海牙、柏林明槍暗箭批判日本政府文過飾非，並以兩德統一為借鏡，懷抱統一朝鮮半島的前景。島內媒體壯大“反服貿”聲勢的同時，卻做小台灣人的視野和位置。

其八，教改政策的遺害。小資幸福的幻滅，要質問20多年來的教改。台灣青年學歷貶值，起自上世紀末不顧人口限制與產業結構的廣設大學與多元入學政策，這和“中國入侵”無關。用“反服貿”解氣，卻放過始作俑者，錯過對媚俗政治的反思，正説明自攬民主悲壯的虛無。

其九，世代鴻溝與中國斷層。張安樂怒斥3·18學運成員“數典忘祖”、“不配當中國人”等語，是“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式的指責。但這批學生是成長於台灣“去中國化”教改的時代，他們腦海裏裝填着權利神聖、理性絕對、反威權論述等西方話語和想象；張安樂的民族倫理平台，並不存在他們的智識與情感中，他們存有的是島內當局營造的中國恐懼與殖民懷戀。

其十，網絡文明秩序的重建。對虛擬世界訊息的病態依賴，是對實體世界沮喪無力與自身情思空洞惰性的反映。外媒見識到這回“反服貿”風潮裏，島內網友的思維和用語下流，迥然不像“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這是此間的政治人格殘缺使然。但網絡既然是不可或缺的時代平台，則如果台灣仍然美麗，如果自己的人格能超克台灣的政治殘缺，那些有禮有節的表面印象應落實在網絡世界，這是台灣正需要的公民自新運動。

“反服貿”風潮中，有人發公開信，用“恨意會淹漫你們家的每一個成員”、“嫁給馬英九是你的不幸”來鼓動周美青離婚；有人用“支那賤畜”和“皇民餘孽”來相互詆譭——如果這樣能救得了台灣，説明台灣的問題只需要低層次的思考。然而台灣不過如此嗎？學運退場後，人們的深思開始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