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獨》作者馬爾克斯逝世終年87歲 曾獲諾貝爾文學獎
許多年以後，當人們追憶加西亞·馬爾克斯時，一定會想起他曾經説過“死後150年都不給中國作品版權”，然後在去世前4年（2010年）將《百年孤獨》授權給中國的一家民營出版社。北京時間今天（18日）凌晨，哥倫比亞著名作家、《百年孤獨》作者、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歲。
馬爾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獨》對中國一代作家產生了巨大影響，莫言、賈平凹、韓少功等著名作家都曾從中獲益，該書直接助推了尋根文學和故鄉書寫熱，其經典開頭“許多年以後……”曾遭眾多中國作家仿寫。
《百年孤獨》作者馬爾克斯於今天凌晨逝世 終年87歲
幾天前媒體曾報道了馬爾克斯身體惡化的消息。據墨西哥媒體報道，馬爾克斯1999年就被查出癌症。在美國接受化療後，腫瘤縮小。今年3月，馬爾克斯因肺部和尿道感染在墨西哥接受治療。醫生再次對其進行檢查時發現，馬爾克斯癌症擴散至肺部、肝臟。4月8日，馬爾克斯出院回家做保守治療。
馬爾克斯1927年3月6日出生於哥倫比亞，1961年移居墨西哥繼續從事文學、新聞和電影工作。馬爾克斯是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於198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百年孤獨》、《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霍亂時期的愛情》、《上校無人來信》等。
哥倫比亞總統曼努埃爾·桑托斯當天在其個人微博上説，馬爾克斯是史上最偉大的哥倫比亞人，偉人永遠不會與世長辭。墨西哥總統培尼亞·涅託當天表示，他以國家名義向當今最偉大作家的去世表示哀悼和惋惜，認為馬爾克斯使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走向了全世界。
對中國作家影響巨大
行銷全球的《百年孤獨》是馬爾克斯所有作品中最廣為流傳的一部，是文學潮流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典型作品。對於1980年代中期的中國青年，此書影響甚廣。在當時出名的一批中國作家中，多位都直接受到馬爾克斯的影響。
“許多年之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百年孤獨》的這一開卷句式，曾出現在眾多中國作家的筆下，如馬原的《虛構》、莫言的《紅高粱》、韓少功的《雷禍》、洪峯的《和平年代》、劉恆的《虛證》、葉兆言的《棗樹的故事》，到蘇童的《1934年的逃亡》、餘華的《難逃劫數》、格非的《褐色鳥羣》和陳忠實的《白鹿原》等等。餘華甚至在2007年的新作《兄弟》的開篇中，重複了這樣的馬爾克斯式的句子。甚至“把寫作變成一門好生意”的“八零後”青春偶像寫手郭敬明在其高三寫就的成名作《幻城》中，也沒有忘記用這句“很多年以後”作開篇。
也許不僅僅是開篇的寫法上有如此多的模仿痕跡，陳忠實的《白鹿原》某種程度上就是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中國版。《白鹿原》的扉頁上是巴爾扎克的名言：小説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這句話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對應起的就是《百年孤獨》。
1984年，尚未成為作家的莫言在讀到《百年孤獨》後，感慨“原來小説還可以這樣寫！”他曾表示：“如果我早些知道小説還可以這樣寫法，説不定我早就寫出了一部《百年孤獨》了。”著名作家餘華曾説：“馬爾克斯是個了不起的作家，我對他除了崇敬，沒有別的。”
2012年，在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在題為“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的演講中稱：“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啓發。我對他們的閲讀並不認真，但他們開天闢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
2007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參加正在此間舉行的第四屆世界西班牙語大會時表達了他對馬爾克斯的喜愛，稱他為“文學英雄”。克林頓稱其獨生女切爾西讀完他全部的西班牙語著作。
馬爾克斯生平
1927年3月6日，馬爾克斯生於哥倫比亞的小鎮阿拉卡塔卡。8歲前，馬爾克斯一直居住在外祖父家，他的外祖父是上校，曾經兩次參加哥倫比亞內戰，外祖母是一個勤勞的農婦，對拉美傳統神話故事非常熟悉。
1940年，馬爾克斯遷居首都波哥大，1947年入波哥大大學攻讀法律，並開始文學創作，在大學期間，馬爾克斯如飢似渴地閲讀西班牙黃金時代的詩歌，這為他以後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8年，馬爾克斯因哥倫比亞內戰中途輟學，不久他進入報界，任《觀察家報》記者。1955年，他因連載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海難而被迫離開哥倫比亞，任《觀察家報》駐歐洲記者。他在該年出版了他的第一篇小説《枯枝敗葉》。他花了7年時間才找到願意出版它的人。馬爾克斯曾經寫道，“在所有他的作品中（截至1973年），《枯枝敗葉》是他最喜歡的作品，因為他覺得它最真誠和自然。”
1958年，馬爾克斯結婚，次年有了第一個兒子。 1960年，馬爾克斯任古巴拉丁通訊社記者。1961年至1967年，他移居墨西哥，從事文學、新聞和電影工作，之後他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和歐洲，繼續其文學創作。 1975年，他為抗議智利政變舉行文學罷工，擱筆5年。1982年，馬爾克斯獲諾貝爾文學獎，並任法國西班牙語文化交流委員會主席，同年，哥倫比亞地震，他回到祖國。
1999年，馬爾克斯得淋巴癌，此後文學產量遽減。 據悉，由於受家族遺傳、癌症化療等因素的消極影響，馬爾克斯已罹患老年痴呆症，其寫作能力受到嚴重打擊。
2014年4月17日，馬爾克斯逝世。
只有這一版本的《百年孤獨》經過了馬爾克斯的授權
授權之前，中國出版的《百年孤獨》
年輕的馬爾克斯在寫作
馬爾克斯和古巴前總統卡斯特羅私交甚好
翻頁請看：
馬爾克斯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致辭：拉丁美洲的孤獨
馬爾克斯回憶如何走上創作道路：本來沒想過當作家
拉丁美洲的孤獨
（1982年12月8日，瑞典，斯德哥爾摩）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
（斯德哥爾摩音樂廳。小説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六名科學家——肯尼斯•威爾遜【物理學獎】，阿龍•克盧格【化學獎】，蘇恩•伯格斯特龍、本格特•薩米爾松和約翰•R•範恩【醫學獎】，喬治•J•斯蒂格勒【經濟學獎】——從瑞典國王卡洛斯十六•古斯塔沃和王后西爾維婭手中接過著名的諾貝爾獎章。頒獎典禮上，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作為焦點人物，沒有穿莊重的燕尾服，而是身着地道的加勒比西裝，打破了諾貝爾獎的頒獎習俗。）
跟隨麥哲倫一道進行首次環球航行的佛羅倫薩航海家安東尼奧，經過我們南美洲之後，寫了一篇準確的報道，然而它更像一篇虛構出來的歷險記。他這樣寫道，他看見過肚臍長在背上的豬，還看見過沒有爪的鳥，這種鳥的雌鳥在雄鳥背上孵蛋。此外，還有一種酷似鰹鳥卻沒有舌頭的鳥，它們的喙部像把羹匙。他還寫道，還有一種奇怪的動物，它們長着驢頭和驢耳，身體象駱駝，腿象鹿，叫起來卻又象馬。他寫道，當他們把一面鏡子放到在巴塔哥尼亞遇見的第一個土著居民眼前時，那個身材魁梧的巨人，被自己鏡子中的形象嚇得魂不附體。
從這本引人入勝的小冊子裏，已經隱約可見我們現在小説的萌芽。但是，它遠非那個時代的現實中最令人驚奇的證明。西印度羣島的史學家們，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類似記載。埃爾多拉多這塊為人垂涎，但並不存在的國土，長期以來出現在許多地圖上，並隨着繪圖者的想象而不斷改變其原來的位置和形狀。那位傳奇式阿爾瓦爾，為了尋找長生不老的源泉，在墨西哥進行了為期八年的探查。在一次瘋狂的遠征中，他的同伴們之間發生了人吃人的事，以至於出發時的六百人，在到達終點時，僅有五人倖存。在無數個從未被揭開的奧秘中，有這樣一個：一天，有一萬一千頭騾子從庫斯科出發，每頭牲口馱有一百磅黃金，去贖回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可最終並沒有到達目的地，後來在殖民地時期，在西印度羣島中的卡塔赫納出售過一些在沖積土壤上飼養的母雞，在它們的雞肫裏發現了金粒。我們開國者的這種黃金狂，直到不久前還在我們中間蔓延。就在上個世紀，研究在巴拿馬地峽修築連結兩大洋鐵路的德國代表團，還做出這樣的結論：只要鐵軌不用當地稀有的車鐵來製造而是用黃金，那麼方案便是可行的。
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獨立後，我們並未擺脱這種瘋癲的狀態。曾三次連任墨西哥獨裁者的安東尼奧將軍，竟用豪華的葬禮來掩埋他在一次稱之為“糕點”戰爭中被打敗的右腿。在厄瓜多爾進行了十六年君主獨裁統治的加夫列爾將軍，死後的屍體竟然被穿上大禮服和掛滿勳章的鎧甲，還安放在總統寶座上讓人們守靈。薩爾瓦多特奧索福的獨裁者馬克西米利亞諾將軍，在一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使三萬農民喪生，他發明了一種用來測試食物中毒的擺錘，還下令用紅紙遮蓋街燈，以控制猩紅熱的傳染。修建在特古西加爾巴中心廣場的佛朗西斯科紀念碑，實際上是從巴黎一箇舊雕塑製品倉庫裏買來的奈元帥的塑像。
當代傑出的大詩人，智利的聶魯達，十一年前，用他精彩的演説使這個地方生輝。那些有良知的歐洲人，當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開始以前所未有的熱情，關注起來自拉美神話般的消息，關注起那個廣闊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歷史感的女人，他們生活節儉的程度可同神話故事相媲美。我們從未得到過片刻的安寧，一位普羅米修斯式的總統，憑藉火焰中的總統府為工事，同一支正規軍對抗，最後英勇戰死。兩次令人懷疑，而又永遠無法澄清的空中遇難，使一位性格豪爽的總統和一位恢復了民族尊嚴的民主軍人喪生。爆發過五次戰爭和十六次政變，出現過一個魔鬼式的獨裁者，他以上帝的名義對當代的拉美實行了第一次種族滅絕。與此同時，兩千萬拉美兒童，未滿兩週歲就夭折了。這個數字比1970年以來歐洲出生的人口總數還要多。困遭迫害而失蹤的人數約有十二萬，這等於烏默奧全城的居民不知去向。無數被捕的孕婦，在阿根廷的監獄裏分娩，但隨後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和身份。實際上，他們有的被別人偷偷收養，有的被軍事當局送進孤兒院。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全大陸有二十萬男女英勇犧牲。十多萬人死於中美洲三個任意殺人的小國：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如果這個比例數用之美國，便相當於四年內有一百六十萬人暴卒。
智利這個以好客聞名的國家，竟有一百萬人外逃，即佔智利人口的百分之十。烏拉圭歷來被認為是本大陸最文明的國家，在這個只有二百五十萬人口的小國裏，每五個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1979年以來，薩爾瓦多的內戰，幾乎每二十分鐘就迫使一人逃難，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難民合在一起，便可組成一個比挪威人口還要多的國家。
我甚至這樣認為，正是拉美這個非同尋常的現實，而不僅僅是它的文學表現形式，博得了瑞典學院的重視。這非同尋常的現實並非寫在紙上，而是與我們共存的，並且造成我們每時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時它也成為永不枯竭的、充滿不幸與美好事物的創作源泉。而我這個遊浪和思鄉的哥倫比亞人，只不過是一個被命運圈定的數碼而已。詩人和乞丐，音樂家和預言家，武士和惡棍，總之，我們，一切隸屬於這個非同尋常的現實的人，很少需要求助於想象力。因為對我們最大的挑戰，是我們沒有足夠的常規手段來讓人們相信我們生活的現實。朋友們，這就是我們感到孤獨的癥結所在。
因此，如果説這些困難尚且造成我們這些瞭解困難實質的人感覺遲鈍，那就不難理解，世界這一邊有理智、有才幹的人們，由於醉心於欣賞自己的文化，便不可能正確有效地理解我們拉美了。同樣可以理解的是，他們用衡量自己的尺度來衡量我們，而忘卻了生活給人們帶來的災難並不是平等的；他們忘卻了追求平等對我們——如同他們所經歷過的一樣——是艱鉅和殘酷的。用他人的模式來解釋我們的生活現實，只能使我們顯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們越發不自由，只能使我們越發感以孤獨。假如可尊敬的歐洲樂於用他們的歷史來對照我們的今天，那麼他們的理解力也許會增加一些。如果歐洲人能夠記得倫敦曾經需要三百年時間才建成它的城牆，又用另外三百年才有了一位大主教；如果他們能夠記得，在埃特魯里亞，在一位國王確立羅馬在歷史上的地位之前，它曾經在矇昧的黑暗裏掙扎了兩千年之久；如果他們能夠記得今天用酥香的奶酷和精確的鐘表使我們感到快樂的、熱愛和平的瑞士人，在十六世紀時曾像野蠻的大兵一樣血洗歐洲，那麼他們的理解力也許會提高一些。就是在文藝復興的高潮時期，一萬二千名由東羅馬帝國圈養的德國僱傭軍，還對羅馬燒殺搶掠，用刀子捅死了八千個當地居民。
我並不想把託尼阿的幻想加以實體化，五十三年前托馬斯•曼曾在這個大廳裏讚揚過這位主人公統一純潔的北方和熱情的南方的夢想。但是，我相信那些思想敏鋭的歐洲人，那些也在為更人道、更正義的偉大國家而奮鬥的歐洲人，只要認真地修正自己看待我們的方式，便能夠從遠方幫助我們。對渴望在世界之林享有一席之地的人民的支持，如果不變成真正的具體行動。而僅僅聲援我們的幻想，那是絲毫也不能減少我們的孤獨感的。
拉美不願意，也沒有理由成為任他人擺佈的棋子。她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在西半球的獨立自主地位，沒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儘管航海技術的進步大大縮短了我們美洲和歐洲之間在地理上的距離，然而我們雙方在文化上的距離卻擴大了。為什麼可以允許我們在文學上保持特色，卻疑團滿腹地拒絕我們在社會變革方面要求的獨立自主呢？為什麼認為，先進的歐洲人在其國內努力追求的社會正義，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條件下，也成為拉美的目標呢？不，我們歷史上無所顧忌的暴力和過分的痛苦，是世代的不公正和無止無休的苦難的惡果，而不是什麼遠離我們家園三千海里之外的地方策劃出來的預謀。可是，不少歐洲領導人和思想家卻相信這種策劃，他們犯了和他們祖輩同樣的幼稚病，忘記了他們祖輩年輕時代進取向上的狂熱，似乎以為除了任憑世界兩大主宰者的擺佈之外就沒有其它生路。朋友們，這就是我們孤獨的嚴重程度。
雖然如此，面對壓迫、掠奪和歧視，我們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獸、瘟疫、飢餓、動亂，甚至數百年的戰爭，都不能削弱生命戰勝死亡的優勢。這種優勢還在發展，還在加速：每年的出生者要比死亡者多七千四百萬，新出生的人口相當於紐約每年人口增長的七倍，而他們大部分出生在並不富裕的國家裏，其中當然包括拉美。相反地，那些最繁榮的國家卻積蓄了足夠摧毀不僅數百倍於當今存在的人類，而且可以消滅存在於這個倒黴世界上的任何生物的破壞力。
也是在象今天這樣一個場合裏，我的導師福克納在這個大廳裏説過：“我拒絕接受人類末日的説法。”他在三十二年前拒絕接受這一世界災難的説法，如今它僅僅是純屬科學判斷上的一種可能。假若我未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便感到不配佔據他曾佔據的這一講壇。面對這個出人意外，從人類史看似乎是烏托邦式的現實，我們作為寓言的創造者，想念這一切是可能的；我們感到有權利相信：着手創造一種與這種烏托邦相反的現實還為時不晚，到那時，任何人無權決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時，愛情將成為千真萬確的現實，幸福將成為可能；到那時，那些命中註定成為百年孤獨的家族，將最終得到在地球上永遠生存的第二次機會。（張永泰譯）
我是如何走上創作道路的
（1970年5月3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
（在加拉加斯文化藝術中心的講話。後被刊登在波哥大《觀察家報》上。胡安•卡洛斯•薩帕塔在《加博①出生在加拉加斯，而非阿拉卡塔卡》一文中記述了當時情形：記者尼古拉斯•特林卡多得知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出席論壇，前去採訪，見他“身材消瘦，蓄着濃密的小鬍子，點着根煙”。他給聽眾講的那個“在腦子裏想了好幾年”的故事，後來成為1974年路易斯•阿爾科利薩執導的《預感》電影劇本。）
首先，請原諒我坐着説話。因為如果我站着，恐怕會嚇得兩腿發軟，癱倒在地。真的！我原以為，這輩子最可怕的五分鐘會是在一架飛機上面對着二三十名乘客，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面對着兩百位朋友。説到這兒，正好給了我一個由頭談起文學。對我而言，文學創作就和登台演講一樣，都是被逼的。我承認，為了不來開這次大會，我什麼點子都動過：我想生病，染上肺炎；想理髮，讓理髮師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最後，我靈機一動，不穿西裝，不打領帶，這樣，正式會議應該就會謝絕我入場了。可我忘了，這裏是委內瑞拉，穿件襯衫哪兒都能去。因此，我還是坐在了這裏，不知帶説些什麼，就説説我是如何走上創作道路的吧！
我本來沒想過要當作家。學生時代，波哥大《觀察家報》的文學副刊主編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在報上説，新生代對文學毫無貢獻，寫短篇小説的沒有，寫長篇小説的也沒有。他只刊登老朽的文章，不登年輕人的。他説，不是他不登，是年輕人不寫。
這話激發了我對同代人的集體榮譽感。我決定寫個短篇，去堵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的嘴，他是我的摯友，至少後來成為了我的摯友。我坐下來，寫了個短篇，投到《觀察家報》，等到下一個週日翻開報紙，我嚇了一跳：那個短篇登了個全版，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公開認錯，説了些“此文標誌着哥倫比亞文壇新星誕生”之類的話。
這下我可真犯了愁，我對自己説：“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煩！怎樣才能不讓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下不來台呢？”答案是：繼續寫。但選材是個問題：動筆前，我得先想個故事。
出了五本書後，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坦白説，寫作恐怕是這世上唯一越做越難的行當。當年那個短篇，我做一下午，輕輕巧巧就寫完了；可如今，寫一頁紙都要費我老大的勁。我寫作的方法便如剛才所説：事先跟不不知道要寫什麼，寫多少。得先想故事，有好故事，腦子裏多過幾遍，等它慢慢成形。想好了——有時候要想好多年，《百年孤獨》就足足想了十九年——想好了，再坐下來寫，接下來就是最麻煩，最無趣的階段了。想故事最有趣，要怎麼把故事編圓，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那麼多遍想下來，真要動筆，反而沒勁了，至少我覺得沒勁。
我來講一個在腦子裏想了好幾年、編得挺圓的故事。現在講了，等哪天寫出來，你們會發現它已經變得面目全非，正好也可以觀察其中的演變。想象一下：從前，有個很小的村子，村裏住着個老太太。老太太有兩個孩子，兒子十七，女兒還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臉愁容地端來早飯，孩子們見了，問她怎麼了，她説：“我也不知道，一早起來，總覺得村裏會有大難。”
孩子們笑她，説老太太就這樣，淨瞎想。兒子去打枱球，碰到一個雙着②，位置極好，絕對一擊就中。對手説：“我賭一個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這兒子也笑了，可一杆打出去，還真的沒中，就輸了一個比索。對手問他：“怎麼回事？這麼容易都擊不中？”兒子説：“是容易。可我媽一早説村裏會有大難，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贏錢的人回到家，媽媽和一個表妹或孫女什麼的女親戚在家。他贏了錢，很高興，説：“達馬索真笨，讓我輕輕巧巧贏了個比索。”“他怎麼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雙着他打不中。説是他媽一早起來説村裏會有大難，他心慌。”
媽媽説：“老人家的預感可笑不得，有時候真靈。”那女親戚聽了，出門買肉，對賣肉人説：“稱一磅肉。”賣肉的正在切，她又説：“稱兩磅吧！都説會有大難，多備點好。”賣肉的把肉給了她。又來了位太太，也説要一磅，賣肉的説：“稱兩磅吧！都説會有大難，得備點吃的，都在買。”
於是，那老婦人説：“我孩子多，稱四磅吧！”就這樣稱走了四磅肉。之後不再贅述。賣肉的半小時就賣光了肉，然後宰了頭牛，又賣光了。謠言越傳越廣，後來，村裏人什麼都不幹了，就等着出事。下午兩點，天一如既往的熱。突然有人説：“瞧，天真熱！”“村裏一直這麼熱！”這裏的樂器都用瀝青修補，因為天熱，樂師們總在陰涼的地方彈奏，要是在太陽底下，樂器非散架不可。有人説：“這個點兒，沒這麼熱過！”“就是，沒這麼熱。”街上沒人，廣場上也沒人，突然飛來一隻小鳥，頓時一傳十，十傳百：“廣場上飛來一隻小鳥。”大家驚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鳥。
“諸位，小鳥飛來是常事！”“沒錯，可不是在這個點兒。”人們越來越緊張，萬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説：“我是大老爺們，有什麼好怕的，我走！”説着，就把傢俱、孩子、牲口通通裝上了車。大家眼睜睜地看着他走過中央大道，都説：“他敢走，我們也走。”於是全村都開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帶走。就剩最後一撥人了，有人説：“還有房子呢！可別留在這兒遭難。”就一把火把房子給燒了，其他人也跟着燒，好比在經歷一場戰亂，個個抱頭鼠竄。人羣中，就見那有預感的老太太説：“我就説會有大難，還説我瘋了！”
①加夫列爾的暱稱。
②枱球術語，指主球在一次擊球期間與兩個目標球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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