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練：中國是埃塞俄比亞的榜樣
繼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3月非洲之行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抵達非洲，進一步深化中非關係。5月4日下午，李克強抵達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開始對埃塞俄比亞和非盟進行正式訪問。非洲對中國的好感歷來已久，埃塞俄比亞更是如此。中國不僅是埃塞俄比亞的好夥伴，也是他們的發展榜樣。
提起埃塞俄比亞，中國人會想起什麼？
大部分中國人仍然想起的是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悲慘場景。的確，80年代的饑荒及隨之興起的西方慈善援助運動的宣傳，讓此景深入人心，乃至於中國的“公益女星”姚晨還要跑到埃塞俄比亞去展示一下愛心。但是，這個場景已經不再屬於今天的埃塞俄比亞（以及大部分非洲），事實上，這種名為援助、實為憐憫的宣傳所塑造的可憐模樣，是埃塞俄比亞人最痛恨的形象。
埃塞俄比亞現貌（作者拍攝）
埃塞俄比亞80年代大饑荒
另外還有一些在東非旅遊“獵奇”的中國人，可能想起的是奇怪的唇盤族（當地女性年幼時把嘴唇割開，塞進一個泥盤，隨着年紀增長越塞越大）。但事實上這也不是埃塞俄比亞的主體，只是南方的一個少數民族莫西人，埃塞俄比亞人多半是長相迥異於莫西人的俊男美女。
埃塞俄比亞人女子（作者拍攝，下同）
這是一個一百年多年前就被標籤為“非洲代表，黑人希望”的國家，一個以“零殖民歷史”傲視非洲大陸的國家。這裏是非洲的政治中心，從五六十年代起，聯合國、非盟等眾多機構雲集它的首都，如今它多了一個身份：中國發展模式最積極的模仿者。全面向東看——這就是埃塞俄比亞。
埃塞俄比亞羨慕中國
如今，在埃塞俄比亞大約生活着6~20萬中國人（根據不同統計口徑和來源，數據有所不同），中國人已經成為埃塞俄比亞第一大外國人羣體。中國中鐵、中興通訊、中國路橋（中國交建）、中國土木工程（中國鐵建子公司，原鐵道部援外辦公室）、中地海外（中國石化子公司，原地質礦產部外事局援外隊）、中國水電（中國電建）、葛洲壩（中國能建）、華為、中國通信服務等工程建設承包商和電信設備商在這裏紮根。同時，進行製造業、建材等熱門產品投資、商務考察的中國人開始大量進入埃塞。原因正在於這個國家模仿中國基建模式，啓動了大批建設項目。在這裏，到處可見中國工頭指揮當地工人幹活的場景。
華為、中興在埃塞俄比亞首都的總部
公共部門的投資拉動了私人商業的繁榮。如今，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就是一個大工地。中國中鐵下屬中鐵二局負責修建的輕軌系統如同兩條巨龍，正從老城區出發，向東、向南匍匐延展，撐起這個未來龐大都市的骨架。沿線，新的商業中心正在成形，幾百棟“高層”住宅（通常5-6層，個別10層以上）拔地而起。成千上萬的首都居民正在排隊，等待用房貸購買的住宅交付。
埃塞俄比亞貸款住房計劃的房子（機場附近質量較好的新房）
走在亞的斯亞貝巴的大街上，時常會有當地人友好地上來打招呼，握手，碰肩膀（對碰肩膀是當地的友誼禮節）。時不時就來一句“中國人！朋友！”、“中國人了不起”。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想打招呼順帶噹噹導遊賺點錢，但大部分都是真正的讚歎，包括幫忙到底的義務指路——這個國家尚沒有道路門牌系統，找到目的地的準確地址是一大挑戰。
在很多埃塞俄比亞人看來，中國人是一個特別會珍惜時間的民族，一週7天干活（這是輪班拼出來的，但在外人看起來就是中國人不休息）。在幾乎所有埃塞俄比亞人眼裏，中國就是一個發達國家——而且，對於他們來説，這種發達和之前羨慕的美國有很大不同：美國模式可望不可及，對於埃塞俄比亞這種歷來貧窮的國家是一個“遠在天邊的天堂”，它的富貴只有少數移民的貴族能夠享受，而中國模式是他們可望又可及的，很有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本土實現。
埃塞俄比亞首都輕軌工地（老城區南部，市中心附近）
埃塞俄比亞政府開始全力宣傳中國發展模式。這個國家“全面向東看”已經有10年時間，只不過作為西方援助的傳統重點國家，埃塞俄比亞一直要兼顧東西方平衡，不能貿然得罪美國。但是十幾年的經濟發展下來，埃塞俄比亞政府也知道哪種模式更有效。
筆者被告知，近五六年來，埃塞俄比亞中學課本里有那麼一課：中國在近代也貧窮落後，但近幾十年通過勤奮創造了經濟奇蹟，既然中國能由窮變富，那麼埃塞俄比亞也能創造經濟奇蹟。這篇課文在埃塞俄比亞青年中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希望到中國學習的年輕人非常多。
埃塞俄比亞智庫和宣傳部門選定了中國和韓國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主要是中國，從2014年起製作紀錄片在國家電視台播放。就筆者觀察，埃塞俄比亞國家電視台（總共有5個台）裏從新聞到音樂節目，充斥着“發展，發展，發展”，MTV裏面到處是高速公路、水電大壩，以及中國和埃塞俄比亞的國旗。
的確，“發展”（development）這個詞在埃塞俄比亞已經獲得了最高合法性，就如同“改革”在中國的合法性一樣。只要提發展，沒人敢反對你。即便反對派（埃塞俄比亞實行壓倒性政黨體制，反對派沒有政治影響力，但媒體還有兩三家）也不反對發展，不反對修鐵路、水電站。
這種對發展的渴望甚至蔓延到學術界。在西方定義的主流經濟學界中，主張用大項目推動發展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是沒有位置的，但是在埃塞俄比亞，張夏準（韓國知名發展領域學者）、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在80年代關注日韓發展而總結出“發展型國家”的概念）等在中國也被歸入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在這裏卻是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報紙用成版成版的專欄討論他們的觀點。
而“發展主義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乾脆成了埃塞俄比亞的國家政策——因為西方經濟學者片面鼓吹私有化的論調已經讓這個國家從上到下感到厭煩，他們反而想要迫切瞭解能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的國家控股的大型組織發展壯大的秘訣。其他國家（甚至在中國）長期被壓制的邊緣學派在這裏反而是主流學派，埃塞俄比亞渴求發展的心願可見一斑。只是從他們最渴望學習的中國過來的還都是工程師和工頭，真正通曉中國幾十年發展經驗的中國發展學學者還尚未與埃塞系統接觸。
那麼為什麼埃塞俄比亞會走到今天這一步呢？它對中國政府和企業意味着哪些機遇呢？它如何同中國配合？中國人能從中得到什麼利益？對於中國國家的長期戰略又有哪些契合點？自己站出來高喊“我要學中國”的埃塞俄比亞是不是制高點，有什麼戰略價值？中國如何讓它發展更順利一些，使其實現更大的自我價值？
這首先要從埃塞俄比亞在非洲國家中的獨特之處談起。
非洲國家之間互不相同
埃塞俄比亞能成為非洲國家的政治領袖，恰因為它是一個特別的非洲國家。
非洲——無論是五六十年代作為新興獨立國家的非洲，還是七八十年代整體沉淪為饑荒戰亂代名詞的非洲，還是二十一世紀搭着中國順風車重新崛起成為發展之星的非洲，都以一個整體面目出現。甚至連一百年前自認白人的埃塞俄比亞人也不時冒出來“我們非洲”——這是六十年代非洲獨立領袖們“非洲統一、非洲聯盟”理想的遺產。但事實上，非洲大陸是一個色彩斑駁的畫板，國家與國家之間極為不同，外表、性格、文化方面的差異，不比亞洲大陸從西亞到東亞的差別小。
通常我們會認為，非洲是一個資源豐富而人民懶惰的地方，這在很多國家的確是成立的。因此，近十幾年非洲經濟的快速發展，實際上是中國拉動的結果——也就是説，中國人勞動並發展經濟，非洲作為資源輸出地，享受了資源價格上漲的紅利。在這個意義上非洲和巴西差不多。既然如此，這種繁榮就是脆弱的，巴西和中國的最大差別就是儲蓄率——巴西的儲蓄率極低，靠的是能源高價的紅利加消費拉動，非洲很多國家也差不多，比如南非就是這樣。隨之而來的自然就是控制自然資源支配的官員大肆腐敗、權錢交易、中國人“殖民”、西方NGO對抗……這是西方財經媒體從2005年起反覆渲染的老故事。
已經存在這些弊病的地方需要擺脱這種“資源陷阱”才能啓動持續發展的正向循環。幸好，非洲國家相互之間是頗為不同的。
從整個非洲大陸看，除了掌握在阿拉伯白人手中的地中海沿岸（北非），資源主要集中在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
西部非洲資源豐富，一類資源集中在沿海國家：除了自古就以黃金聞名的加納，還有大西洋沿岸幾內亞灣的幾內亞、塞拉利昂、利比里亞三國，自近代以來塞國發現大量鑽石，幾、利則有鋁土礦，三國鐵礦也很豐富。還有一類資源分佈在海里：從六十年代陸續發現的幾內亞灣石油資源，尼日利亞（60年代起）、加蓬（70年代）、安哥拉（80年代，已經屬於西南部非洲）、赤道幾內亞（21世紀）先後因此暴富，後三個國家如今都是人均GDP在1萬美元上下的“富國”。
南部非洲則是以黃金、鑽石和工業化資源——煤炭、鐵礦石著名，包括南非、博茨瓦納、津巴布韋、莫桑比克等國。南非當年的白人政權正是以豐富的資源和當時廉價的黑人勞動力為基礎，建立了一個獨立的發達工業系統。
中部非洲是世界的資源寶庫，這裏的大國——佔據了剛果河盆地的剛果（金）被認為是與西伯利亞並列的世界“最後的邊疆”，擁有極為豐富的鑽石、黃金、銅、鈷（手機等鋰電池原料）、鉭鈮鐵礦（鉭用於電容器），南邊的鄰國贊比亞和剛果（金）南部共享世界最大的銅帶。當然，密佈整個西部、中部非洲的森林木材資源也是個大寶庫。木材在中西非的剛果（布）、喀麥隆等國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
但問題也馬上發生了，資源是誰都看得到，誰都想得到的東西。資源發現之日就是權力爭奪的開始。早在幾內亞灣沿海石油帶發現之日，歐美公司就捷足先登，英荷殼牌佔據尼日利亞，埃克森美孚佔據安哥拉——80年代甚至出現了古巴士兵守衞美國公司油田的有趣情景。（安哥拉內戰時蘇聯和古巴支持多斯桑托斯政府，打擊美國支持的安人陣，而多斯桑托斯政府的主要外匯來源是石油——由美國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開採。）而中部非洲的銅礦資源更早就被佔據，剛果（金）和贊比亞銅礦為各自的宗主國——比利時和英國的礦業公司所瓜分。直到90年代的銅價低谷期，英國公司無力繼續經營，才把贊比亞的銅礦轉讓給有意獲得戰略資源的中國有色金屬集團（中色）。
其次，資源國的最大特點是收入模式單一，而且管道單一——出口所得硬通貨主要從單一的管道進入這些國家，通常是政府或下屬國有企業（以分成形態獲得收入），支配力掌握在一小撮人手裏，這批人如果沒有周密的工業化規劃，很難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可能會出現俄羅斯寡頭經濟的情況，即用於購置消費性的炫耀性物品、建築，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再加上政治上形成的強人體系沒有體制化，被西方攻擊為“獨裁”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赤道幾內亞、安哥拉被詬病就是這個原因。當然也不能説赤幾、安哥拉就沒有想着工業化——好歹安哥拉總統多斯桑托斯也是從蘇聯巴庫石油學院畢業的，工程師振興國家的想法一直在血液裏流淌，所以就找了中國公司建項目。
而此時，經過八九十年代的磨練，七十年代的中國援外體系已經演變成非洲知名的幾大“中國土豪”：原地質礦產部外事局演變而來的中地集團（中地海外公司）、鐵道兵援外辦公室演變而來的中國土木工程集團、國機集團的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公司、原負責水電工程的中國水電集團（現整合為中國電建集團）。這四大“土豪”加上後來進入的葛洲壩、中鐵、中信建設及大量的地方、民營建設工程隊，靠價廉物美的優勢幾乎包攬了這些項目。建的項目包括發電站、水泥廠，也包括公共工程——既有必須的飲水、交通工程，也確實有一些紀念碑、總統官邸等形象工程。
不過在資源國，這些公共工程投放下去之後還不足以工業化——因為資源國外匯充盈，百物騰貴，基礎設施提供了方便，但配料還是很貴，這些國家最好也就能搞到像迪拜、卡塔爾這樣的狀態。另一方面，看到利益但沒有得到利益的一羣人——既有羣眾，也有知識分子就開始抱怨，並反饋到西方NGO那裏，西方NGO再把這些信息彙總給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再加上資源的買家都是中國企業，資源填的是中國工業化的胃口，於是一箇中國“殖民”非洲的故事就這麼出爐了。而這些資源國的確個個貧富分化明顯，新興的商業區和郊外的棚户區反差巨大，也給了西方很多口實。
由於這種矛盾，在西部非洲（如尼日利亞）和南部非洲（如贊比亞），當地的民間、知識界確實存在對中國人的敵意。而為了贖買反對派，執政者就必須步步退讓，用發紅包的方式安撫民心，走上了民粹主義討好大眾的道路，國家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再轉向埃塞俄比亞所在的東部非洲。
東部非洲，北到蘇丹（東北非），南到坦桑尼亞（再南邊的莫桑比克通常歸入南部非洲），有着貫穿南北半球的漫長海岸，正對着印度洋。是鄭和下西洋的終點。這裏與西非、南非、中非的最大差別在於：自然資源相對較少，人口則相對較密。這裏傳統意義上的資源目前主要是蘇丹的石油資源——這應該是獨立於中東體系的東非石油資源的一部分，也是目前唯一真正開採出來的部分，剩下的主要部分是坦桑尼亞的煤炭、鐵礦和黃金，這其實是中南部非洲南非—莫桑比克煤鐵帶和贊比亞—剛果（金）銅金帶的延伸礦脈。中國人最熟知和最發達的東非國家——中部的肯尼亞正好沒什麼資源，它有的是一望無際的稀樹大草原，這個草原向北蔓延到埃塞俄比亞，向南蔓延到坦桑尼亞……剩下的就是工業化資源，除了南部坦桑尼亞及更南部莫桑比克的煤鐵資源外，就是埃塞俄比亞的水能資源。
在政治制度上，東部非洲也與西部、中部非洲拉開了距離。西部、中部非洲通常要麼是個人專權（比如安哥拉、赤幾、加蓬、剛果（布）、剛果（金）、喀麥隆、多哥，過去的幾內亞、貝寧等），要麼是混亂的民主制（貝寧、中非、乍得），要麼是兩者的混合物（尼日利亞、加納），要麼是內戰（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因為條件艱苦，東部非洲人體格比其他地區的人要小，性格上比較温順。在這裏建立的通常是比較制度化的“威權主義”政權。同時，這個地區與中國及其制度有着悠久的傳統聯繫，經過蘇聯、利比亞等國插手的顛簸，東非地區的主要政權，包括坦桑尼亞（1964，括號內為現政權開始掌權的年份）、莫桑比克（1975）、烏干達（1986）、埃塞俄比亞（1991）、盧旺達（1994）都和中國有淵源，而且這裏有很多國家不同程度有社會主義（如土地革命）傳承下來的遺產。這為他們學習中國，建立類似中國政府的強統治力建立了基礎。
2013年習近平主席訪問坦桑尼亞以後，東非地區很快就掀起了建設高潮，啓動了連接肯尼亞、烏干達、坦桑尼亞的鐵路，而北部的埃塞俄比亞從2011年起就開始加速鐵路建設了。目前的局面趨向於把東非南北打通，形成東非鐵路網及沿海的一系列港口，這將是非洲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因為這意味着資源運不出來、人員流動不了的非洲傳統格局將第一次大規模被打破，其實是給工業化提供基礎。在埃塞俄比亞，人人都知道中國承包的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所以，這裏至多存在生意的糾紛，但在政治上沒有人敵視中國。相反，中國不僅“了不起”，而且是老師，是榜樣，是希望模仿的對象。
埃塞俄比亞商會大樓：工業化是我們復興的基礎！
不要小看統治力這個要素。可持續的，超越個人的強統治力，是非洲最缺少的東西。非洲很多國家空有資源但長期發展不起來，直白地説就是爛泥糊不上牆，政府統治能力太差，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對未來沒有長期規劃，在現實中沒有產業政策，國家處於失控狀態。要想真正地發展就得啓動工業化，工業化就要針對本國要素稟賦、國際分工進行有意識地規劃。在這個意義上，埃塞俄比亞又是東非國家裏做得最好的（另外一個可以類比的國家是盧旺達，但國家太小）。但是這樣的意識又是怎麼形成的呢？這就和埃塞俄比亞類似於中國的歷史經歷有關。這個國家經歷了古代輝煌和現代落後的反差，發展、復興的願望由此而來，又正好有崛起復興的中國作為榜樣，於是一切就順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