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哲：美國——不遊説，無政治
4月14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谷歌在政治遊説上投入重金，2012年在美國各企業之中其遊説總金額位居第二，僅次於通用電氣公司。2013年，由於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谷歌的調查宣告結束，谷歌的遊説開支也從1822萬美元下降為1406萬，最終在美國企業中位居第五。
這並不令人驚訝。政治遊説一直是美國各利益集團進行政治博弈的渠道。新興IT企業在發展壯大後加入到政治博弈的行列中，是預料之中的發展。
遊説不但是相關團體表達自己政治意見的渠道，也是立法者和執法者瞭解社會情況的重要管道。但可以想見的是，在遊説這種規則中，各個團體並不是平等的。
谷歌CEO拉里·佩奇
以遊説為榮
美國政治遊説的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建國初的1792年。當時，參加過獨立戰爭的弗吉尼亞老兵們為了獲得更多的補償金，僱用了威廉姆·胡爾（William Hull）對大陸議會進行遊説。
隨着美國政府對國內經濟發展的影響力逐步擴大，各色團體也逐漸都開始重視遊説。而在美國早期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遊説者直接以賄賂收買議員的情況也屢見不鮮。著名槍械製造商柯爾特公司的創始人，薩繆爾·柯爾特（Samuel Colt）就曾為了一份專利的延期而僱用遊説人員。他曾通過遊説人員將槍械贈予相關的議員。
19世紀中期，遊説中的行賄受賄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著名遊説專家薩姆·瓦爾德（Sam Ward）在國會作證時承認行賄，並公開宣稱：“我並不是説我為我的職業感到自豪，但我也並不感到羞恥。”
美國民眾對這類遊説的看法顯然和瓦爾德不同。在民意促動下，美國政府逐步訂立法律，規範遊説。
當然，這些監管並沒有阻礙其他遊説形式的發展。在今天的美國，遊説已經成為一個產業。這個產業2013年的“年產值”超過32億美元，註冊從業人員為1.23萬人。也就是説，在華盛頓，平均每個議員身後有22個遊説者。
這些遊説者分為兩種，一種是從屬於特定的遊説公司。這些遊説公司，並不單純為某個特定利益集團或企業服務，而是有關企業在需要的時候才來僱傭他們。不同的公司，往往側重於不同的政治領域。另一種遊説者則直接受僱於特定的公司或團體，只為僱主固定的利益而遊説。
多年來，美國遊説業的頂尖僱主都不是企業，而是行業協會。比如連續多年蟬聯遊説投入冠軍的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就是一個代表諸多企業、財團利益的強大遊説組織，其2013年遊説投入為7450萬美元。美國民間研究機構“響應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對美國有關產業進行了長期觀察，2013年該機構披露的遊説投入的前20名如下：
美國國會每年立法的重點往往有很大的變化，而相關企業、產業也有不同程度的興盛和衰敗，因此遊説投入的排名並非一成不變。比如，2003年時，排名第二的是美國退休者協會，而排名第六的則是後來在金融危機中瀕臨破產的房地美。而近年來由於醫療改革成為政治討論的重點，醫療相關的四個遊説團體連續多年都名列前茅。據CNN報道，2009年為醫療體系服務的説客有超過3300名。平均每個國會議員有6個説客照顧。而包括付給遊説公司的開支在內，這些團體在2009年上半年就花掉了2.6億美元，其中製藥廠商支付了一半。
遊説的形式
最基本的遊説形式，是向議員提供一些文件，與議員會談，表達訴求。如果能説服立法者，自然能夠在立法過程中保護自己的利益。
選民團體的遊説，往往還採用請願的形式，而不是在遊説上投入重金。這是因為選民握有選票，可以通過選票來“要脅”立法者。
但企業和財團基本無法直接控制選票。因此它們的遊説方式，就各顯神通了。
有一種方式，一般被稱為“智識俘獲“（Intellectual Capture），就是通過各種手段，讓立法者或監管者相信遊説方的做法是正確的、有益的。
2012年5月，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舉辦了一場有關網絡搜索競爭的研討會。大量相關的專家、監管官員、聯邦和州級檢察官、以及國會議員助理受邀參加。實際上，這次會議是喬治·梅森大學法律與經濟學中心在谷歌公司的暗中資助下舉辦的。其邀請的人員，大多是谷歌公司指定的。之所以谷歌要暗中資助這樣一個研討會，是因為谷歌公司在2012年時正在因可能的搜索引擎壟斷問題而接受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調查。而主持調查的官員恰在受邀之列。在該次會議中，與會專家強烈反對政府對谷歌進行監管的想法。谷歌在整個18個月的調查期間還資助了喬治·梅森大學的另外兩場研討會。
這種手法在金融界更加常見。也就是通過資助有利於自身的研究學者，來使得有利於自己的學術聲音得以傳達、擴張，從而在智識上讓官員傾向於維護遊説者的利益。他們並沒有賄賂學者，讓其發表符合自己利益的學術作品，而是在學者之中選擇符合自己利益的進行資助。這樣就使得符合自己利益的學術聲音到處都是，而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則鮮為人知。這是完全合法的，也很難受到指責。
當然，請願也罷、面談也罷、智識俘獲也罷，並不見得能夠成功。遊説業自然有着更有力，但也見不得光的手段。
美國法律已經嚴格控制了行賄受賄，但這並不意味着金錢交易能夠完全避免。2009年華盛頓爆發大規模賄賂醜聞。前遊説從業者傑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曾因賄賂俄亥俄州共和黨眾議員鮑勃·奈依（Bob Ney）而被判入獄。國會隨後通過“誠實領導及公開政府法案”，進一步規範、限制遊説。
阿布拉莫夫出獄後接受採訪時説，儘管相關法律越來越嚴格，遊説中的賄賂依舊氾濫。他説只有少數幾個議員會拒絕任何形式的（合法或不合法的）賄賂。最有效的賄賂形式，莫過於為議員許諾一個未來收入豐厚的職位。
美國政界素來有“旋轉門”的説法，就是説，美國政界、商界、智庫人士經常互相轉變角色。政界打拼幾年，積累下人脈以及人情，之後就可以退出政界而去商界或智庫收取高額回報。這種“曲線救國”的方法，可以説也是一種腐敗，但由於很難得到利益交換的證據，這種利益交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很難定罪。
也有的議員專心於政治職業，並不會早早退出政界。對於這一類議員，遊説者往往會許諾為其下一次競選提供捐款。從某種角度講，這是一種合法的賄賂。這一現象，在今年頗受關注的電視連續劇《紙牌屋》中有所體現。
這些問題在美國社會也常常引起爭議。也有人認為，賄賂是想繞過法律，而遊説是想創造自己想要的法律（從而不必繞過法律）。
遊説的效果
毫無疑問，遊説能夠給相關的企業或民眾羣體帶來不小的利益，比如迴避或減少監管，減少自身需要繳納的税額，甚至獲得政府補助。總體來説，這是美國各個利益集團、階層進行博弈的一種遊戲方式。但有時，某些遊説結果會讓整個社會都付出代價。
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不公平的代價》一書中指出，智識俘獲以及各種遊説，導致了美國政府錯誤地放鬆了金融監管，並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發生。而且，大量的遊説所創造的過往法案，還產生了一些人們往往忽視的“公司福利”，比如政府對大公司購買飛機的補貼。這無疑是拿所有納税人的錢去補貼公司高管。
正是由於美國金融界導致的巨大社會損失，以及近期美國政治上的僵局，金錢政治越來越受到美國民眾的反對。
哈佛法學院教授勞倫斯·萊西格（Lawrence Lessig）原來一直專注於優化美國的版權制度。但2007年他正式提出轉戰政治領域。他在近期的一次TED演説中提出，既然金錢政治如此氾濫，美國人民應該聯合起來，籌得一筆鉅款，利用金錢政治支持合適的候選人競選上台，然後用立法手段一勞永逸地終結金錢政治。
雖然美國的遊説和金錢政治在短期內恐怕無法得到改觀，但從美國社會來看，推動改革的力量將會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