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歐洲要對得起烏克蘭抗議者的夢想

【按：齊澤克5月8日在《倫敦書評》（2014年第9期）發表文章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在齊澤克看來，夾在俄羅斯與歐盟中，烏克蘭將毫無出路。俄羅斯象徵着一條斯大林而非列寧的死路，而歐盟本身則恰恰是烏克蘭陷入絕境的原因。齊澤克同情烏克蘭的抗議者，認為“唯一的出路不是烏克蘭向歐洲看齊，而是歐洲要對得起廣場上抗議者的夢想”。一如既往，在俄羅斯與歐盟中，齊澤克無論如何只能站在歐盟一邊，站在政治正確的西方現代性傳統內部一邊。正如同希望“更激進的左派能夠拯救自由派的優良傳統”一樣，齊澤克也期望陳腐的老歐洲革故鼎新，延續自身平等自由的理想。對於烏克蘭而言，這條解放政治取代地緣政治的出路能走通嗎？】

在電視上對基輔大規模抗議的報道中，我們一次次地看到列寧像被推倒的畫面。這是表達憤怒的簡便方法：列寧像是蘇聯壓迫的象徵，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則要延續這種壓迫。但別忘了，1956年之後列寧像才遍佈蘇聯，在此之前隨處可見的是斯大林像。1956年，赫魯曉夫借蘇共第20次黨代會對斯大林進行了“秘密”譴責，此後斯大林像被批量換成列寧像——列寧簡直成了斯大林的替身。同樣明顯的變化還反映在1962年蘇聯《真理報》的報頭上。在這之前報紙頭版的左上角是並排的列寧和斯大林，此後就成了兩個一模一樣的列寧。某種意義上，這種奇怪的重複反倒讓缺席的斯大林更有存在感。

看到烏克蘭人用推倒列寧像來表明同蘇聯決裂，宣誓國家主權，這可真是對歷史的諷刺。烏克蘭國家認同的黃金時代不是沙俄時期，而是蘇聯成立後的前10年。當時疲於戰爭的蘇維埃政權無暇貫徹對烏政策，而饑荒也在蘇聯各地蔓延。在這段時期，烏克蘭的文化和語言復甦，還建立了醫保、教育和社保制度。本土化需要遵守幾個原則，列寧對此做出了明確規定：

無產階級不能在某國國內驅趕其他被壓迫的民族（而這恰恰是他們爭取自決權的意義所在）。無產階級必須賦予殖民地和被“自己”國家壓迫的各民族有政治退出權。如果不這麼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過是個空洞的口號。壓迫和被壓迫國家工人階級的互信和團結將無法實現。

2013年12月8日，烏克蘭基輔獨立廣場，反政府示威者組織“百萬人大遊行”推倒列寧雕塑。

列寧自始至終堅守自己的立場。十月革命後，羅莎•盧森堡（德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社會主義哲學家及革命家——觀察者網注）曾主張對小國的主權予以保留，除非進步力量在該國佔統治地位。而列寧則贊成賦予其無條件退出權。

在同斯大林建設中央集權的蘇聯的最後對抗中，列寧再次主張賦予小國無條件的退出權（這樣一來，格魯吉亞就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他堅持構成蘇聯的國家實體擁有完全主權。難怪斯大林會在1922年9月27日寫信給蘇共政治局，公開譴責列寧的“國家自由主義”。斯大林的方針和主張都很明確：蘇俄政府也應當是其他五個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的政府。

俄共中央委員會應該是批准了斯大林的方針，但沒有公開，而是通報給各共和國的中央委員會，在蘇共內部機構如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加盟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傳達。等到蘇維埃大會召開時，會上將宣佈這是全體加盟國的決定。

中央委員會上下級間的互動從此不復存在：高層只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基層。痛上加辱的是，中央委員會要求，高層做出的決議，基層須請示儘快執行，以顯示這是他們自己的意願。最赤裸裸的一個例子是，1939年，3個波羅的海小國請求加入蘇維埃，後者批准了他們的請求。斯大林又回到了十月革命前沙皇的政策：俄羅斯17世紀對西伯利亞以及19世紀對亞洲穆斯林的殖民統治不再是帝國主義擴張的反面教材，而是帶領傳統社會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典型。普京的外交政策明顯沿襲了沙俄-斯大林的路線。用普京的話説，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給俄羅斯利益帶來了一連串的損害：“這些布爾什維克們，出於多種原因，將南俄羅斯的大片土地割讓給烏克蘭。他們無視當地的民族結構。今天，這些地方成了烏克蘭的東南領土。願上帝審判他們。”

難怪斯大林的肖像又出現在俄羅斯的閲兵和公眾慶典活動中，而列寧則消失了。俄羅斯電視台2008年做的一次民調顯示，斯大林在“最偉大的俄羅斯人”評選中名列第三，獲得了50萬張投票，列寧則遠遠落在第六位。在支持者看來，斯大林不僅是一名共產主義者，還糾正了列寧的“反愛國主義”邪路，成為偉大俄羅斯的奠基人。普京最近使用“新俄羅斯（Novorossiya）”一詞形容烏克蘭東南7個州，這個詞上一次使用還是在1917年。

但列寧主義的暗流雖然受到壓迫，卻始終在共產黨內部默默反抗着斯大林。克里斯托弗•希欽斯2011年寫道，早在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之前，“左翼的反對黨人就在質疑古拉格的合法性”，蘇瓦林（Boris Souvarine）、塞爾吉（Victor Serge）、詹姆斯（C.L.R. James）等人冒着極大的危險，在當時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這些勇敢而有先見之明的異見人士卻莫名地從歷史上消失了（他們預期的結果比這個更糟，而且不幸都變成了現實）。這些黨內異見分子是共產運動的一部分，與法西斯主義有着明顯的區別。“納粹黨內沒有異見分子，”希欽斯寫道，“他們不會冒着殺頭的風險指出，自己的領袖已經背離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真諦。”正是因為共產運動內部的這種緊張對立，在1930年代，蘇共高層成了最危險的地方：短短几年間，80%的中央委員會和紅軍領導被槍斃。在“現實社會主義（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最後的日子裏，我們也能發現異見活動存在的跡象。當時，抗議的民眾會唱起國歌等愛國歌曲，以提醒當局他們尚未兑現的承諾。而東德則恰恰相反，從1970年代早期直到1989年，在公共場所唱國歌被視為刑事犯罪，因為國歌的歌詞“德國，統一的祖國（Deutschland, einig Vaterland）”不符合東德新社會主義國家的定位。

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復甦讓一些歷史事件被改寫。2008年，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克拉夫庫克的傳記片《無畏上將高爾察克》就歌頌了俄著名白軍指揮官高爾察克，他在1918至1920年間是西伯利亞反蘇維埃的陸海軍部部長。但我們不能忘記白軍反革命武裝的獨裁傾向和他們赤裸裸的暴行。假如白軍贏了內戰，希欽斯寫道，“法西斯主義恐怕應該來自俄語，而不是意大利語……”1918年，威廉•格雷夫斯將軍帶領美國遠征軍開赴西伯利亞（所有美國的教科書裏都被美化了這次遠征）。他在自傳裏描述了當時盛行於俄羅斯右翼的反猶太主義思想。他補充道，“我懷疑在過去50年裏，世界上還有哪裏像高爾察克統治的西伯利亞這樣，可以安全地進行謀殺而不必擔心受到懲罰。”

  整個歐洲的新法西斯右翼（在匈牙利、法國、意大利、塞爾維亞）堅定地支持俄羅斯介入烏克蘭危機，他們的説法跟俄羅斯官方如出一轍，稱克里米亞公投是克里米亞人民在俄羅斯民主和烏克蘭法西斯之間作出的選擇。推翻了亞努科維奇及其同黨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應當被視為對黑暗歷史的反抗。但這段黑暗歷史恰恰是普京復活的。烏克蘭政府暫停入歐，倒向俄羅斯的舉動成了抗議的導火線。可以預見的是，很多反帝左翼人士會這樣教導烏克蘭人民：你們竟然還對歐洲懷抱幻想，加入歐盟只會讓烏克蘭變成西歐的經濟殖民地，早晚烏克蘭會落得和希臘同樣的下場。其實，烏克蘭人民並非不瞭解歐洲的現實。他們充分意識到了歐洲的問題和分裂，但他們的意思很簡單，他們的情況更差。歐洲也許有很多麻煩，但那也是有錢人的麻煩。

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完全站到烏克蘭一邊呢？至少列寧贊成我們這麼做。在列寧最後的幾篇文章中，他開始探討一種温和而“務實”的布爾什維克方針，他很久之前就譴責過蘇聯和革命的烏托邦思想。由於俄羅斯經濟疲軟和文化衰退，他指出俄羅斯不可能“直接實現社會主義”：蘇聯能做的只有將温和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同廣大農民階級高強度的文化教育結合起來——不是洗腦式的宣傳，而是耐心地、漸進地提高文明標準。事實和數據都表明“我們依然需要做大量艱苦的工作才能達到普通西歐文明國家的水平……必須記住，我們還沒有從愚昧無知的亞洲解脱出來。”

但情況很快複雜化。烏克蘭示威者們嘴裏的“歐洲”到底代表什麼？如果説歐洲融合了民族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但更包含艾蒂安•巴里巴爾所説的“平等的自由”（égaliberté，這是歐洲對全球政治想象的一大貢獻，雖然實際上絕大多數歐洲國家和公民自己都拋棄了這一套），那這種想法未免簡單。在上述兩個極端之間，烏克蘭人還天真地相信歐洲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歐洲可以把烏克蘭的抗議看成一面鏡子，它從中能看到自己最好和最差的一面，看到自己的解放普世價值（emancipatory universalism）和排外主義。

我們先談談陰暗的排外主義思想。從巴爾幹半島到斯堪的納維亞，從美國到以色列，從中非到印度，民族和宗教原教旨主義情緒都在燃燒，而啓蒙運動的價值觀在褪色。烏克蘭民族主義右翼的所作所為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這些情緒一直存在，藏在暗處蠢蠢欲動。唯一不同的就是今天它們開始恬不知恥地招搖過市。有的社會是這樣的，它充分體現了現代理念：自由、平等、全民教育和醫療，同時認為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是荒謬而不可接受的。漸漸地，儘管這個社會還在鼓吹這些理念，但它們卻成了有名無實的空話。歐洲歷史上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12年夏天，匈牙利右翼總理歐爾班•維克托宣稱中歐需要建立新的經濟體系。“讓我們祝願，”他説，“上帝會幫助我們，讓我們不會為了經濟復甦而創造出一種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合作靠的是武力，而不是意願。也許在有些國家情況會有所不同，比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這些跟我們一樣、國民中有一半是亞洲人的烏合之眾不可能聯合起來，除非有武力干預。”

諷刺的是這樣的言論一些匈牙利的老異見分子早就説過。蘇聯軍隊進入布達佩斯鎮壓1956年起義時，被團團圍困的匈牙利領袖一遍遍地對西方説，他們是在保衞歐洲不受亞洲共產黨的入侵。如今，當共產主義崩潰之後，這個基督教保守政府又把多元文化消費主義的自由民主當成是自己的敵人，而這正是今天的西歐所推崇的。歐爾班早就對“擁抱亞洲價值觀的資本主義”表達了同情；如果歐洲繼續對歐爾班施壓，可以想見他會對東方説：“我們是在捍衞亞洲！”

今天的反移民民粹主義思潮不再是不加掩飾的野蠻，而是戴上了一副人臉面具。這種思潮讓社會從尊崇“像愛自己一樣愛你們的鄰居”的基督教美德倒退回弱肉強食的原始部落時代。民粹主義者自稱捍衞基督教的價值觀，但其實是對基督教美德的重大威脅。“那些為了自由和人性對抗教會的人，”G•K•切斯特頓100年前寫道，“只要一有機會打擊教會，就會拋棄他們的自由與人性。世俗主義者並沒有摧毀宗教，反倒是摧毀了世俗事物，不知這樣的結果是否讓他們欣慰。”那些宗教的捍衞者不也是如此嗎？有多少瘋狂的宗教分子惡毒攻擊當代世俗文化，最終自己卻拋棄真正的宗教修行？類似地，很多自由派鬥士那麼熱衷於打擊反民主原教旨主義，最後只要一有機會打擊恐怖主義，就會拋棄自由和民主。“恐怖分子”或許準備摧毀這個世界，建立新制度，那麼那些反恐鬥士們則出於對穆斯林之恨，摧毀了民主本身。有些人過度注重人類尊嚴，他們甚至願意為了保衞這種尊嚴而使施加在他人身上的肉體折磨合法化。那些拼命捍衞歐洲、呼籲抵制外來移民的人不也是如此嗎？他們狂熱地保護歐洲的基督教傳統，以致於隨時準備將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拋諸腦後。歐洲真正的威脅不是洶湧而至的移民，恰恰是那些反移民衞士。

另外一種倒退的跡象是，我們經常聽到歐洲的新右派要求用更加“平衡”的觀念看待兩種“極端”，極右和極左。他們總是説，對極左（共產主義）和極右（被打敗的法西斯）要一碗水端平。但是事實上這裏沒有平衡：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公式中，前者要大於後者。右派會聲稱法西斯主義是共產主義的複製品：在成為法西斯主義者之前，墨索里尼是一名社會主義者；希特勒同樣是一名國家社會主義者；集中營和大屠殺是蘇聯的專利，10年之後納粹才如法炮製。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跟消滅階級敵人一脈相承，等等。這些理由是為了證明，當代的法西斯主義是對共產主義者威脅的正當防衞（這個説法早在恩斯特•諾爾特為海德格爾的納粹行徑辯護時就用到了）。在斯洛文尼亞，右派正在倡導恢復反共產主義的國土防衞隊。該防衞隊在二戰時期曾打過游擊隊：為了抵抗更邪惡的共產主義，他們無奈地決定同納粹聯合。

主流自由派告訴我們，當基本的民主價值觀受到民族或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威脅時，我們應當聯合起來推動自由民主議程，拯救那些還有救的，放棄更加激進的社會轉型夢。但是這種呼籲有個致命的缺陷：它忽視了自由主義和原教旨主義都處於惡性循環之中。這種激進的輸出自由主義的做法將導致原教旨主義激烈反擊，以捍衞自己。今天，政客們拋給我們兩個選擇：開放的自由和原教旨主義壓迫，接着他們會一遍遍地問我們：“你希望剝奪婦女的權利、將她們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嗎？”“你希望處死每個宗教批評家嗎？”讓我們詫異的是，答案不是顯而易見的嗎？誰會希望這樣？自由派的普世主義早就不那麼純潔了。1930年代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評論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邏輯同樣適用於今天：那些不想批評自由民主的人也應當對宗教原教旨主義保持沉默。

那麼，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歐洲夢在烏克蘭的命運會怎樣呢？我們尚不清楚歐盟打算怎樣迎接烏克蘭。蘇聯1980年代有個著名的笑話，這個笑話非常反動。猶太人拉比諾維奇想移民。移民局問他為什麼，他回答道：“兩個原因。第一我害怕蘇共下台，新政權會把蘇共的罪行都算到我們猶太人頭上。”“但這完全是無稽之談，”移民局官員打斷他説，“蘇聯永遠不會變天，蘇共政權千秋萬代！”“好吧，”拉比諾維奇説，“這是第二個原因。”這個段子同樣能換成未擊中的烏克蘭和歐盟領導人。烏克蘭人抱怨道：“我們焦慮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我們擔心歐盟迫於俄羅斯的壓力會拋棄我們，任由我們的經濟崩潰。”歐盟領導人打斷説：“但你們要相信我們，我們不會拋棄你們的，我們會接管烏克蘭，給你們指條明路！”“好吧，”烏克蘭人説，“這是第二個原因。”現在的問題不是烏克蘭配不配得上歐盟，而是歐盟能否滿足烏克蘭的期待。假如烏克蘭最後淪落成民族原教旨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的大雜燴，由寡頭在幕後操縱一切，那它跟今天的歐洲和俄羅斯（或匈牙利）沒什麼區別。（在烏克蘭局勢中，各種寡頭集團——挺俄派和挺歐派——所起的關鍵作用幾乎從未引起注意。）

一些政治評論家指責歐盟在俄烏衝突中對烏克蘭的支持不夠，俄羅斯佔領併吞並克里米亞，歐盟的回應不夠堅決。但更加深層次的支援應該是另外一種：烏克蘭從未獲得解決社會經濟困境的有效方案。歐洲絕不可能給出這樣的策略，除非歐洲改變其以“解放”為核心的歷史承諾。只有丟掉老歐洲陳腐的那一套，我們才能延續歐洲“平等的自由”的傳統。不是烏克蘭人要向歐洲看齊，而是歐洲要對得起廣場上抗議者的夢想。那些驚魂未定的自由派們應當意識到，今天只有更激進的左派能夠拯救自由派的優良傳統。

抗議者們是英雄，但真正的鬥爭——爭取新烏克蘭的鬥爭——才剛剛開始，這要比對抗普京的干預難得多。我們需要新的更大膽的英雄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已體現在俄羅斯人身上，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反對民族主義情緒，斥其為奪權工具。我們需要保證烏克蘭和俄羅斯保持基本的團結，避免衝突。下一步要把烏克蘭的政治活動家和俄羅斯的反對派組織起來，讓他們聯合。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賦予抗議活動以解放的使命。否則，我們將被民族主義浪潮裹挾。這種地緣遊戲對真正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毫無裨益。

4月25日

（觀察者網/王楊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