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台灣民主——從希望到失望
“反服貿”風波已告一段落，由此引出的“台灣民主”和“西方模式”卻成學者討論焦點。5月9日，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張維為教授受鳳凰衞視《世紀大講堂》之邀，對台灣民主的困境進行了探討，闡述台灣的民主如何從希望到失望。
以下是張維為教授《台灣民主：從希望到失望》演講全文，由觀察者網獨家整理發佈，附演講視頻，以饗讀者：
張維為教授做客鳳凰衞視《世紀大講堂》（視頻截圖）
張維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曾任牛津大學訪問學者，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著有《重塑兩岸關係的思考》《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等。主要研究領域：中國經濟與政治發展改革、中國發展模式、比較政治、外交政策及兩岸關係。
**主持人：**2014年3月18日晚間，台灣部分學生強行佔領“立法院”，之後的23日他們又再次強佔“立法院”，並且引起警民衝突，反服貿的支持者認為這是台灣民主的抗爭，反對者則認為這是台灣民主的危機，也因此引發了關於台灣民主的一系列爭論。那麼究竟現在台灣民主的狀況如何？為什麼説台灣民主已經陷入困境？其深層次原因是什麼？我們今天有幸請到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張維為老師，給我們一起闡述台灣的民主為何從希望到失望，有請。
非常感謝您來到《世紀大講堂》，您是怎麼看待最近的反服貿風波的？
**張維為：**我想説明一個問題，台灣現在理性缺位，不能實事求是地來看待問題，或者民主可以無法無天，背後反映出台灣社會和台灣民主本身很多的問題。
**主持人：**就是它打着民主的旗號去做一些事情，有人認為反服貿這個事件是台灣內部矛盾的一個導火索，實際上有很多問題存在。
**張維為：**是，因為台灣這些年一系列的問題，像不久前一個士兵的死亡，就有二三十萬人上街遊行，背後確實反映出今天台灣這個社會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制度也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各種矛盾表現在特定事件中。比方説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矛盾，“統獨”的矛盾，國民黨內部的矛盾，馬英九和王金平的矛盾，代際的矛盾。因為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年輕人，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而且薪水起點很低，還有階層的矛盾，有些人認為他可以在這服貿協議當中獲利獲益，有些人認為不能夠，等等，所以“反服貿”運動是台灣社會矛盾的綜合反應。
**主持人：**我們看到之前的“反核四”也是一個大規模的集會活動，那麼我們總會聽到這些聲音，比方説強行攻佔“立法院”、“行政院”，那麼這些機構為什麼總是成為大家包圍的中心點？
**張維為：**我想每個地方都會有這種政治象徵性的標誌，如“立法院”，美國的國會、白宮等，所以往往就有些人用這個來吸引眼球，來表示自己的不滿。但即使在美國，上世紀60年代發起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等等，也是在國會大廈外面的，沒有衝進去，衝進去是違法的。
**主持人：**如果強行攻佔“立法院”或者“行政院”就是兩碼事是不是？
**張維為：“**立法院”我自己去旁聽過兩三次，手續非常嚴格，要經過一道道手續才能進去。所以任何民主的第一個前提都是法治，沒有法治就是無法無天的民主，那將是一場災難。
**主持人：**那從法律上講，如果有人強行進入到這些立法機構的話，應該有一些法律上的判刑嗎？
**張維為：**這個我們要看台灣自己的法律是怎麼界定的，我想佔領“立法院”在任何一個社會和國家都是違法行為，但問題你看台灣的媒體大部分還是比較同情學生的，換句話説就是它背後恐怕有個文化上的差異，台灣的文化包括中國的文化，從法制上來説還不夠強，某種意義上就是“情理法”，覺得要合情合理才行，光是合法還不行，所以有時候會出現情比法大、理比法大的情況。我覺得做優質的民主，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主持人：**好，更多的問題我們有請您帶給我們今天的演講，張維為教授演講的題目是：《台灣民主：從希望到失望》，有請！
**張維為：**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到世紀大講堂，我把題目定為《台灣民主：從希望到失望》，實際上是我經過很長時間形成的一個觀點，我在不同場合下也都講過。如果看我文章和書的人可能瞭解我這個看法，我在台灣也有不少朋友，他們看我節目可能不十分愉快，但我還是要説這個結論是事實，是經得起檢驗的，而且台灣真的要思考如何提高自己民主的質量。連馬英九也講過要改造台灣的民主，最終不管怎樣都是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希望台灣民主真的能提高它的水準。
一般視角分析台灣問題
之所以我的基本結論是從希望到失望，是因為在台灣民主化剛開始的時候——比方説從1987年解除戒嚴開始，到今天將近30年——當初我記得很清楚，台灣的領導人也好，美國的領導人也好，都説台灣的民主像一個燈塔，照亮台灣，也將照亮中國大陸的未來；現在20多年過去了，坦率地説我覺得台灣民主如果是燈塔的話，它有點昏暗，能夠照亮台灣自己的未來就不錯了。
我感覺台灣民主確實遇到很大的困境，而且原因是結構性的，深層次的。這次所謂的太陽花運動，學生佔領“立法院”，折射出很多民主制度帶來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台灣的經濟總體上滑坡很厲害，過去20多年台灣曾經是“亞洲四小龍”之首，現在是“四小龍”之末，台灣多數人的薪水，有的人説16年、有的人説17年沒有提高，諸如此類的問題。我記得30多年前，當大陸提出希望和台灣進行“三通”時，台灣是不屑一顧的；但説實話，現在大陸從經濟利益考慮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就是這個情況完全變化了。台灣的社會撕裂了，所謂的愛台和賣台之間的矛盾，本省人外省人的矛盾，可能過去有一些矛盾，但是被幾個不良政客故意挑撥離間，造成社會的撕裂。我第一次去台灣是1996年，那個時候台灣相對還和諧一些，但現在確實是跟“和諧”這個詞告別了。
“太陽花運動”揭開了台灣民主亂象的最後面目
政治亂象、“統獨之爭”已經很嚴重了，再加上很多附帶效應，另外我們還看到各種各樣的怪象、亂象：從2004年“兩顆子彈”事件後陳水扁當選，後來百萬民眾上街，到最近的太陽花運動，到現在還進行的“反核四”遊行等等，明顯可以感受到台灣的政權失去了對台灣社會的整合能力，變成一個非常弱勢的政府，很多事情做不了。我覺得這些總結一下就是：經濟是下滑的，社會是分裂的，政治是衝突的，這就是我講的一個基本觀點，從希望到失望。
畫外音：1987年台灣宣佈“解除戒嚴”之後，進入了民主化進程。然而，經過近30年的發展，台灣從曾經的“四小龍之首”變成“四小龍之末”，社會被撕裂，社會亂象層出不窮，這個被小布什認為是亞洲和世界最有“民主”的燈塔已經日趨昏暗。
下面我想從中國模式的視角評價一下台灣，因為最近我總在想這個事情，中國的崛起要能夠用中國自己的標準、話語來評價世界上各種的事情，包括台灣發生的事情，這裏我就是用鄧小平提出的評價政治制度質量的標準來衡量。他説，評價政治體制，“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3頁）。如果用這三條標準來衡量，台灣的表現是較差的，無疑政局亂象不斷、不穩定。陳水扁8年執政換6個行政院長，很多都是政治權益的交換，而不是真正要推動這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那人民是否更加團結呢？無疑是更加分裂。人民生活是否更加改善了？恐怕對於多數人來説生活沒有改善，而是下降了。生產力是否持續發展了？無疑台灣生產力也受到相當大的不利影響。如果給台灣打分，國外用ABCD，我可能打C，甚至是C-，遠遠達不到理想狀況。
台灣的這種困境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也從兩個視角來看，一個是一般視角，一個是中國視角，一般來講台灣民主制度陷入這種困境有以下原因：
第一是台灣選舉制度的設計，很多學者將台灣的這個制度稱為“半總統制”。如果是美國的制度叫總統制，總統權力相對比較大，如果是英國就是議會制，它的首相是議會里得勝的政黨首腦，所以首相和議會是比較一致的。台灣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總統”，相對來説比較強勢，但同時又通過民選產生“立法院”，而且是比較強勢的“立法院”，一旦兩個位置是由不同政黨的人來把持，那麼執政就非常困難。即使現在執政都屬於同一政黨——國民黨，對“立法院”的設計使其制約行政的權力非常之大，導致政府或者“總統”很難做事情。還有一個簡單的設計問題是簡單多數就可以當總統，比方説陳水扁2000年的時候當選，是39%的選票，當時“藍營”國民黨自己分裂了。如果把連戰、宋楚瑜的票加在一起的話，大約是60%的選票，但台灣是簡單多數，達不到50%也可以，簡單多數你就勝出了。
跟台灣比較接近的是法國的做法。但在法國，如果第一輪選舉，你沒有達到50%的選舉率，就必須進入第二輪，這樣的選舉制度設計我覺得比較公道，也更能真的代表民意。所以有時候是程序上出了問題。但現在要修改這個程序非常之難。法治也好，程序也好，有時候也有它的弊病，它是保護既得利益的，一旦保護既得利益就很難改動，所以你問台灣的朋友或者一些學者要如何改革，非常之難。
第二是“國家認同”危機。也就是我前面講的，當你在“國家認同”方面有嚴重困難的話，所謂爭論是“愛台”還是“賣台”，“愛國”還是“賣國”，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種政治沒法搞下去，這個民主就沒法正常進行了。
第三就是意識形態的對抗。一個正常的民主制度，政治人物首先討論的是公共政策，如福利政策、税收政策等等，而不是辯論意識形態的問題。一旦辯論意識形態問題，馬上情緒就都調動起來了，就是你死我活了。
第四是法制權威的困境。文化中也是“情理法”，雖然有法制，但是有時候最高法院的決定，“高等法院”做的決定，大家不承認，比方説“高等法院”認可“兩顆子彈”的結果，陳水扁當選，很多老百姓不贊成。這同樣表現在對陳水扁的審判、入獄，也有很多“綠營”的人認為這是政黨政治，信力不夠。建立民主制度，法制必須要有，必須有必要的公信力，否則很難做出一個大家都接受的裁決。
第五是公民文化不夠。所謂公民文化就是尊重你的對手，尊重少數，現在台灣出現的就是一切都政治化，泛政治化，一切都可以妖魔化，“抹黃”“抹黑”“抹紅”：“抹黃”就是散佈各種謠言、桃色新聞；或者“抹黑”，説你跟黑金政治在一起；如果你跟大陸有什麼聯繫，那就是“賣台”，“抹紅”等等。就是不能進行理性的、真正的溝通和討論，這也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第六是美國和美國模式的過度影響。美國對台灣的滲透是從政治到經濟到社會方方面面的，這也是公開的秘密。據我瞭解，包括這次反服貿運動中學生最後退場，是美國施加的壓力。當初“兩顆子彈”，國民黨包括連戰不願意接受這個結果，最後也是迫於美國的壓力。此外，美國模式自己也面臨很大的挑戰，但還是覺得這個模式是唯一正確的模式，像傳教士一樣向世界兜售這個模式，其特點就是為反對而反對。實際上，現在連歷史終結論的作者福山都説美國的政治是否決的政治，兩個政黨互相否決對方，這種影響現在在台灣也可以感覺得到，台灣模式也是否決政治。要改革也非常困難。
5月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一行
中國視角分析台灣問題
下面，我想從中國視角來分析台灣陷入困境的原因。
如果用大陸模式標準來看台灣民主的話，首先是缺少實事求是的精神。實事求是是改革開放的核心原則、指導思想，但遺憾的是台灣現在沒有這樣的精神，就是你不能夠對一個問題進行客觀的、理性的、實事求是的討論。就以服貿協議為例，絕大部分反服貿學生都沒有看過這個協議，只要定下心來看，這個協議對台灣是非常有利的，大陸做了相當大的讓步。如果我沒有記錯，84個領域內包括銀行、保險、美髮美容等等都對台灣開放，讓台灣進來，而且開放程度超過WTO的承諾，很大的開放，當然台灣也開放60個領域。但我們要看一下雙方的比重，台灣的服務業佔它GDP的70%多，大陸是40%多，所以如果理性來看，從台灣老百姓的福祉來説對台灣無疑好處是更多的。但民進黨做一些文宣，説什麼“大陸勞工要來搶我們的位置”，“賣台”等等，一下子就泛政治化了，沒法理性討論問題了。
台灣民主走入困境，是因為受到西方民主的影響，為什麼西方民主模式本身存在困境，西方民主模式困境背後有哪些深層次原因，隨着台灣民主由希望到失望，未來的台灣又將如何？
反思西方民主
我覺得思考台灣民主的困境，恐怕還需要在更大的範圍內思考西方民主模式本身的一些困境，一個非西方社會，採用西方民主模式，基本上是兩種結局：從希望到失望，從希望到絕望。實際上背後是一個西方模式的困境，這個困境背後有着深層次的原因，我自己把它總結為三個基因缺陷，或者説西方民主包括台灣民主在實踐當中的三個預設：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
所謂人是理性的，就是指人能夠通過自己認真的思考，投出理性莊嚴的一票。實踐證明，包括社會科學，所有的研究都證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非常之非理性的。特別是現在，金錢捲入政治之後，包括台灣的選舉花多少錢，台灣人都知道，你要當個立法委員，需要花多少錢，那不是窮人可以攬的活。美國更是，公司、個人競選捐款最近都沒有上限了，所以這是民主還是錢主，這是我們要質疑的問題。那麼做廣告，人都知道，錢砸下去，肯定能夠得到預想的效果。現在民主也有這種情況，高度的商業化，特別現在還是微博時代、微信時代，如何保持人的理性？確實非常難，我剛才講這些學生完全沒有看過這個協議，然後就去佔領“立法院”，就是網絡上這麼一宣傳、一鼓動就動員起來了。
第二，權利是絕對的，就是説很多基本的權利，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甚至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都被看成是理所當然的，結果造成了很多權利之間打架。在美國這一點非常典型，現在福山講美國的否決政治，就是民主黨、共和黨都認為他們的權利是特別重要的，不能渡讓的，不能減少的，是超越美國民眾的共同利益的，所以互相否決。甚至出現一個黨希望經濟更糟，來使另一個黨倒黴這樣的情況。
台灣現在也是這樣的否決政治。同樣，學生佔領立法院也是這樣。他們認為他們的民主權利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可以這樣做，無疑也是一個不正常情況。中國人講權利和義務要平衡，這一定是正確的，沒有這種平衡，社會無法良性運轉。西方社會可以繼續玩絕對權利，但代價越來越大。比如希臘，改革一下退休年齡，那太難了。這也是一種權利，不能渡讓的，福利條件要改革，也是不能渡讓的。
第三，程序是萬能的。一個程序一旦定下來，特別是競選程序，那麼選出來阿狗阿貓也沒關係，一個演員也可以，一個運動員也可以，一個影星也可以，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只要能夠選上去，你就可以當領導人、當州長，而你的問政能力，施政能力卻不是最主要的，這成為大問題。中國人有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治國要靠人才，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好，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形成這樣一種理念。實際上講白了，一個公司能不能用一人一票來選CEO，一般講一人一票選CEO的公司可能就要破產，一個軍隊能不能一人一票選他的指揮官、司令員，我估計這樣選了軍隊就沒法打仗。
一人一票選國家元首，會不會出問題？國家會不會破產呢？破產的國家比比皆是，整個第三世界，以及西方國家現在破產的也不在少數，冰島破產了，西班牙、希臘、意大利也在破產的邊緣，很多國家完全是靠債務經濟，如果你把這個國家的債務拿走了，它就真的破產了。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講，國家就沒有治理好。完全靠程序正確，像陳水扁39%就當選了，實際上也是靠一種程序遊戲，玩贏了。結果帶來了很大的問題，而你要改革又非常難。
台灣民主的未來
關於台灣民主的未來，我是這麼想的，這是實話，大概四五年前，一個台灣朋友問我，你怎麼看台灣民主，我説總體質量不是很高，當時就是這個觀點。從希望到失望，這是我基本的評論，開始大家抱着很高的希望，結果失望，非常明顯。那麼下一步呢？恕我直言，下一步是從失望到更大的失望，但不至於到絕望。那為什麼到更大的失望？就我剛才講的結構性問題，美國干預問題，不能實事求是討論問題等等這些原因，從中國的、中國模式的觀點或者普遍的、一般的觀點看，我提到的這些因素、這些問題，一個都解決不了。在可預見的未來，三五年內，甚至十年內，不一定能解決，所以我估計，還是希望到失望到更大的失望。
為什麼不至於到絕望，因為很多國家都是絕望的。伊拉克、阿富汗、海地、利比里亞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台灣畢竟是在蔣經國時期初步完成了現代化，然後再進入這個所謂美國模式的民主社會。如果沒有當時蔣經國時期，台灣叫“威權主義現代化”的話，那台灣的民主問題會更大。因為這個現代化初步實現之後，台灣形成了一定規模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總體上是傾向於穩定的，是一種或多或少支持某種民主的力量。所以這一點是台灣萬幸的地方。
另外就是中國文化的影響，不管台灣人承認不承認，我想大部分人還是承認的，就是台灣是一種中國文化的社會，中國文化影響巨大。那麼坦率地講，我自己先後去了八次台灣，特別在台北，我感覺在台北的民間，總體上還是比較温良恭儉讓。因為整個台灣在“兩蔣”時期，沒有中斷中國文化的教育，這是一個很可喜的情況。所以我也是跟台灣朋友聊，我説蠻可惜的，實際上本來你們是有一個機會，就是在中國這種温良恭儉讓文化的基礎上，再汲取西方制度中一些好的地方，探索一種新的民主形式。為什麼一定要為反對而反對，還以此為光榮？能夠形成共識的社會，是個好社會，形成不了共識的社會，是個分裂的社會，是個差的社會。
還有，我覺得就是中國模式的作用。我很坦率地跟台灣朋友説，因為中國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我們持續保持了經濟比較高速的增長，而且這個趨勢還會繼續下去，我們快速的城鎮化，開始時間不長，每年有一千五百萬左右的人，將變成城鎮居民，這創造多少的機會？所以這樣的機遇，這樣的一種中國模式，給台灣創造了發展的機遇，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在中國模式下，我們剛才講的選賢任能，選出來的領導人總體上比較成熟。我舉一個例子，就是在2008年的時候，北京舉行奧運會，當時大家可能記得，就是西方國家用西藏問題説事，然後要抵制奧運會，當時馬英九也説要抵制奧運會。如果大陸是民選出來的民粹主義領導人，那兩岸要打起來了。但是大陸領導人比較成熟，權衡利弊，不太計較這個事情，實際上還是或多或少地給馬英九一定的支持。所以我覺得這樣一種情況下，可以比較理性地做出一些決定，所以台灣這個民主前景不是十分光明，但是不至於走到絕望。
最後我想講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台灣的未來。
第一，我覺得“台獨”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一些台灣人覺得還有“台獨”的希望。實際上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隨便你民主化、非民主化，關鍵是你的經濟沒有搞好。那麼作為一個支持國家統一的學者來看，也許它的民主化至少帶來了一點，就是台灣的經濟已經成為對中國大陸經濟最依賴的經濟體之一，當然另外兩個是香港和澳門。換句話説如果台灣要正式宣佈獨立的話，那麼我想台灣的經濟將立刻崩潰，股市將崩潰，樓市將崩潰，整個經濟將崩盤，所以台灣已經沒有這個本錢了，那麼這是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就是兩岸雙方都要把握，我叫大勢，大的這個勢頭。我自己對於中國的崛起，一直比較樂觀，實際上我自己關於中國未來也做過一些預測，過去二十年來寫了不少文章。
我曾經碰到台灣的學者問我，説大陸現在在什麼階段？他説東亞國家基本上走這麼一個階段，先是叫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然後是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然後是民主化，他問我大陸在哪個階段？我説你這個叫歷史終結論的邏輯，這個邏輯對中國大陸是肯定不適用的，因為它是荒謬的。比方説這個威權主義，滿清政府它就叫威權主義，蔣介石實行威權主義，毛澤東、鄧小平也被説成是威權主義，這個模式是個萬金油，什麼都能解釋。這肯定是靠不住的，是懶漢的學問，嚴重脱離中國的實際情況。
我説中國不是這樣一個邏輯，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邏輯，就我在《中國震撼》這本書裏講的，一個五千年沒有中斷的文明和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化國家，結合在一起，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和邏輯。遠的不説，就説過去兩千多年，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到今天，這個邏輯就是兩千多年當中，在絕大部分時間裏，四分之三的時間裏，我們遠遠領先歐洲，而且這種領先是有它深刻的道理的。後來錯過了工業革命，我們落伍了。但是過去三十多年，甚至可以説過去六十多年，前三十年打了一些基礎，很重要的基礎，中國趕上來，是真的趕上來，不是一般的趕上來。而這種趕上也是有深刻的原因的，而且這種原因和我們最早兩千多年當中領先西方的原因有很多繼承的關係，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邏輯。現在我形成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比方説我講的選賢任能，還用另一個通俗的方法，叫做選拔加某種形式的選舉，選拔是第一位的。這個制度可以和美國模式競爭，我們一點都不害怕，就像今天的上海一點都不害怕和紐約競爭一樣，我這個模式是融合了傳統的因素、社會主義的因素、西方的因素，所以這個模式是有競爭力的，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第三，我覺得就是一定要有中長期的眼光，台灣很多人一直把希望寄託在大陸出現內亂。記得我2002年在台灣，當時正好是那個章家敦，一個美籍華人作者，寫了一本《中國即將崩潰》。當時正是加入WTO之後，他預測五年之內——預測時間都很準，中國即將崩潰，然後李登輝專門接見他，台灣媒體宣傳得非常厲害，寄希望於這種預測。現在很多人寄希望於美國的重返亞太，重返亞洲，這是不可能的。我的預測是——這也是現在主要的經濟研究機構的預測，最多十年吧，中國經濟總量應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應該清楚，兩岸之間一定需要某種政治安排，使雙方變成真正的朋友，使雙方的軍隊成為友軍，不要浪費各種各樣的資源，做不應該做的事情，然後來構築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謝謝大家。
（翻頁查看張維為教授與現場學生的精彩對答）
**主持人：**非常感謝張教授今天帶來精彩的演講，現場同學們也非常關心這個台灣民主的問題，有一些問題想和您進行探討和溝通，來，同學們有問題的。
**學生A：**您提到台灣的民主制度，是來源於美國，但我們知道美國沒有這種學生闖入了國會或者眾議院這種立法機構（的情況），但台灣卻屢屢發生這種鬧劇，您能解釋一下為什麼嗎？
**張維為：**當我説台灣採取美國模式，意思就説是所謂多黨制加一人一票，從這個意義上，台灣是採用美國模式，或者一般的現在西方的民主模式。但你講的是對的，就是在更深的層次上，比方説美國有很強的法治傳統，而台灣沒有。所以就出現了像攻佔“立法院”這樣的情況，當然我並不是説美國這個法治就一定好，你只要仔細觀察美國社會，它這個法治日益變成一種律師社會，律師治理的社會，結果治理成本非常之高。另外就是很多問題，比方説法條主義，奧巴馬的醫改方案兩千多頁，各種各樣組織的既得利益，要把他們的要求放進去，使得他的執行力非常之弱。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法治社會，也要同時取得一種平衡。但無疑你講的是對的，就是台灣的民主，它缺少法治這一塊。
現場學生提問（視頻截圖）
**學生B：**教授您好，我想向您請教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台灣社會，他們在對待兩岸關係的時候，總是處在一種患得患失的角色上，而民進黨作為一個最主要的“反對黨”，在對待大陸的態度上，總是“逢中必反”，而且他們也總是打着一種民主的旗號，我想請問您如何看待民進黨在台灣民主競爭中起到的作用？
**張維為：**這個問題很好。我想是這樣的，如果你採用西方的標準，那麼民進黨作為一個“反對黨”實現一種所謂政黨輪替，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這是對民主的一個推動，民進黨發揮了這樣一個作用。但如果照我講的，用中國的標準，比方説鄧小平講的三點，那顯然民進黨“逢中必反”就會給台灣自己帶來很多問題。我已經講過，陳水扁執政八年，這個公共投資是負數，換了六個“行政院長”，對台灣經濟實際上起了一種破壞作用。但我想民進黨作為一個政黨，裏邊也有人才，也有明白人，我想這個大勢是難逆的，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個大勢不可逆轉，它一定要看清這一點。我想民進黨裏面也有一些智者，最終會看清這一點。
**學生C：**張教授，您好，就您觀察，台灣社會目前是否已經意識到，他們陷入了困境，然後他們是否有這種能力，走出這個困境？
張維為：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覺得是這樣的，台灣有很多非常睿智的學者，甚至政治精英，他們是看到這個問題的，問題是要解決克服這個困境非常之難。這個難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我前面講的結構上的困境，就是沒有辦法，沒有“國家認同”。第二個難處是程序困境，這個程序它已經是這樣設計的，一個“半總統”制，一個簡單多數就可以選出“總統”的制度，而你要改變這個程序太難了。我現在接觸過的台灣學者，還沒有人説有辦法改變這個程序，這就是法治反而被法治所困擾的一個問題。如果採用中國模式，就是説你從更大的角度，從政道的角度來看你要實現一個什麼目的，然後來進行一些改革，純粹在法律框架裏邊玩這個遊戲的話，一旦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得到保護，他就不願意改變這個制度，所以認識得到，但是改變難，非常難。
**學生D：**張教授，您好。您剛才提到台灣民主現在是從希望走到了失望，然後我想知道，這種困境會對兩岸的發展在哪些方面造成影響？作為大陸，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來減少消極的影響？謝謝。
**張維為：**我想總體上是這樣的，因為台灣民主的這種特性，導致兩岸關係中不確定因素可能會增加。但是從大陸的角度來講，坦率地講，現在大陸比較自信，也比較有定力，因為我們認為時間對我們有利，而且非常有利。換句話説，你能夠做什麼呢？無非是比方説民進黨得勢了，把這個服貿協議給打掉了，可這個協議是對台灣經濟有好處的，實事求是地説，台灣經濟就要受到不利影響，最終導致台灣更多地依賴大陸。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你真的沒有形成這個阻力，雙方順利執行協議，那麼兩岸固然就可以走得更近，但無非就是多一點麻煩，少一點麻煩的問題。我説大陸基本上可以以不變應萬變，或者以微變應萬變。我覺得大陸現在可以這樣做。
**主持人：**反服貿風波折射出了台灣內部複雜的利益關係以及矛盾衝突，同時引起了我們對於台灣民主的討論，另一方面也讓我們關注到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反服貿是否會讓台灣的“國際空間”縮小，我們該如何看待台灣的“國際空間”？兩岸關係會對台灣的“國際空間”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就這些問題，我們歡迎您收看下一期的《世紀大講堂》，《台灣問題觀察》系列的下集《台灣的“國際空間”和兩岸關係》，我們下期再見。
（李映丹、張峻搏整理）
視頻：張維為教授做客鳳凰衞視《世紀大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