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峯：那個“自由公平”的香港去哪了？
今年3月，西方重量級政經刊物《經濟學家》推出了由其製作的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這也不足為奇，畢竟製作各種名目繁多的排行榜是西方媒體所擅長的，也是他們控制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技術手段之一。這份報告中，有的結論與一般人的通常印象接近，比如發展中經濟體總體上説裙帶性比發達經濟體更大，主要裙帶指數——尋租行業億萬富翁資產佔GDP的比例——大約是發達經濟體的兩倍；又比如近20年來，全球富豪階層正在不成比例的加速自己的財富積累，逆轉了收入分配平等化的趨勢。
不過這份榜單出人意料（尤其可能出《經濟學家》編輯者所料）的是，在全球所有參評的23個經濟體中，一向被《經濟學家》各種批評貶低的中國（大陸）只排在第19位（不用多説，這個排名當然是越低越佳），還低於作為發達經濟體代表入評的美國、英國，而名列第1位的經濟體卻是一向被認為自由經濟模式典範的香港，而且與第2名的俄羅斯相比，香港的裙帶指數還要高出幾乎三倍。儘管《經濟學家》煞費苦心地為這幾個“異常現象”想出了種種解釋以便“消毒”，但如此巨大的差距，實在不容易洗白。
其實，中國（大陸）的表現對於有心者來説還不算出奇。如果長期留意觀察就不難發現，近幾十年來在各種國際排名中，中國的位次表現基本都遵循着一個規律——評判標準中客觀的因素比例越大，中國的名次就越好；需要主觀判斷的成份越大，中國的成績就越差。而目前的“裙帶指數”榜還幾乎完全按客觀數據修成，所以即使排進“最不裙帶”前五，讀者其實也並不需要如《經濟學家》那樣擺出“驚訝”狀。
那些立無錐地的香港底層民眾只能生活在籠屋裏
可是，香港排名裙帶指數世界第一卻實實在在值得深加追問。眾所周知，香港一直為其政府機構廉潔高效的名聲而備感驕傲，數十年來從新聞教育到影視文化都持續強化着這種認識，甚至在主流人羣中已經固化形成一種“廉政公署信仰”，認為香港的既有制度足以確保人們在競爭中都享有公平公正的機會。然而現在客觀數據卻表明，這種觀念很大程度上恐怕並站不住腳，儘管應該承認，香港公共及其它社會機構的廉潔度總體上確實依然良好。
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自上世紀90年代轉型後，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不公正性一直是舉世公認的。這批經濟寡頭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被強烈認為，是利用了不合法，或至少是不合理不道德的手段，才將社會總財富中的很大一部分聚攏在他們手中。而香港同樣是為數很少的一批富豪，積蓄的財富佔社會總體比例，比包括俄、烏在內的任何經濟體都還要高得多，並同樣高度集中（佔70%左右）在少數“尋租”機會濃厚的行業內。對比之下，顯然有足夠的理由懷疑，香港的競爭環境是否真能保證基本的公平公正？
整整二十年來，香港每年都在“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排行榜中拿到第一的位置，與“裙帶指數排行榜”帶來的尷尬不同，“全球經濟自由度第一”一直是香港政府和社會都極為自豪和珍視的一項成就。然而仔細考察不難發現，這兩項看似截然不同的首位排名之間，其實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
雖然《經濟學家》的報告本身語焉不詳，但根據榜單提供的數據和線索，還是不難發現香港的裙帶經濟模式之所以會近於失控的關鍵，首要原因就是香港極度缺乏各種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法規，而政府更是隻以扮演“守夜人”而自滿，對於主動引領經濟發展既無心也無力。
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社會輿論，長期以來都被“政府不應干預經濟”的原教旨自由經濟理論所俘虜，沉迷於“經濟自由度世界第一”的空洞榮譽之中，一味只強調讓企業在市場中“憑各自本事”搏擊，卻對於現實經濟中的自然壟斷和“馬太效應”熟視無睹。直到2012年香港才通過了第一部反不正當競爭的法律（《香港競爭條例》），而至今也還沒有一家大企業真正受到過有實際意義的懲戒。是香港沒有壟斷？連小學生都寫出了“李家的城”。是香港的壟斷都很“良性”？香港人均GDP高達3.8萬美元，同時還奉行低税率政策，但居民的自有住房率、平均住房面積等指標還遠遠不如很多發展中經濟體，直觀相較，比內地的主要大城市就都不如。
還是以在香港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影響份量最重，也是產生最多香港富豪房地產業來説。眾所周知，香港的超高房價是普通香港家庭最大的壓力，即使收入處於中上水平的白領，為了供一套只是勉強過得去的房屋，都可能要耗盡一生積蓄。對此，被強大的房地產集團牢牢把控的香港傳媒長期都向港人灌輸一個理由——香港房價貴是因為人口密度大，可用地又太少。可實際上，香港雖然面積僅有約1100平方公里，但由於並無農業自給的需要，工業也已大多轉移出境，可供開發居住的土地相當寬裕。但為了確保房產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整個香港的土地開發率僅為23.7%，而其中用於住宅用途的土地開發面積更只有76平方公里，僅佔土地總面積的6.8%。就是這點土地，實際被房產巨頭們左右的港府，還不時“惜售”，房價一走低就馬上削減供應量。
而以與香港各項情況都比較相近的新加坡為例，在其獨立後，儘管在其它經濟領域也大力推行自由經濟政策，但唯獨於土地政策上堅決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通過一系列立法，強制將全國九成的土地低價收歸國有，對於少數的私人土地，也堅持由政府控制規劃，並以税收方式將大部分私有土地的增值收益也納入國庫。
正是主要由於這些政策差別，新加坡雖然面積約71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550萬，人口密度還高於香港，並需要再留出大量土地供新加坡龐大的工業和多達數萬人的軍隊使用。但新加坡國民的平均住房狀況在發達經濟體中也處於最佳之列，自有房率更高達80%以上，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只有中國（大陸）與之相近。其實新加坡在這次的裙帶指數榜上名次也不佳，高居第五。但與香港相比，指數的絕對值仍相差數倍，相對而言保持着巨大的優勢，聊可自慰，而香港則更需檢討了。
作為一個除了地理位置和深水港外，幾乎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城市型經濟體，香港的絕大多數財富都是由轉口貿易、加工工業和提供金融、法律等專業服務所累積的。但是根據《福布斯》提供的資料，以香港前50富豪榜為例，他們的主要財富卻大多來自於經營房地產或其它帶有壟斷性的行業。相對於香港的經濟規模，這些人的財富比例不但超乎尋常的大，而且增加速度比香港經濟發展還快得多。這意味着真正為香港社會創造大部分新增財富的行業和工作者，反而在社會收入分配中受到了排擠和盤剝。
可憂的是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多年，迴歸以來不但沒能扭轉，反而有愈加強化的趨勢。而代價就是香港的經濟發展速度、普通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生活品質，近年來都一直踏步不前。整個香港社會曾經的積極、樂觀、包容的心態受到了極大挫折，從而開始怨氣橫生，民粹崛起。近來日漸表面化和激烈化的陸港矛盾，很大程度上正是部分港人受挫之後，卻無法找到正確合理的對象，反被有意引導向內地發泄所有不滿的結果。
眾所周知在迴歸後，為了尊重一國兩制原則，為了讓港人更清晰的感受到從被殖民統治到當家作主的變化，中央、內地對於香港事務表態極其謹慎，儘可能由特區發揚自治。如果説有所“干預”，就主要集中在隔三差五便贈送各種“經濟禮包”上。但坦率地説，迴歸以來普通香港居民的生活品質確實並沒有明顯提高，無論是在平均住房面積、教育水準，還是退休和醫療保障，這些大多數人最有切身感覺的項目上，香港在發達經濟體中仍然都排名倒數。通過“自由行”、CEPA送予香港的大部分利益，都被少數富豪和地產主通過炒高房價、猛漲房租等方式所鯨吞。這責任固然主要只能由香港自己來負，但正如春秋著筆曰：“鄭伯克段於鄢”。同為一國，難道祖國大陸真可以坐視香港“多行不義而自斃”嗎？更何況，大多數港人主要只是在長期殖民統治下習慣政治冷淡，而被居上的既得利益富豪，和居中居下的意識形態狂熱分子造勢綁架而已。
香港現在面臨的深層次挑戰既多且難。而在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就任初提出“八萬五”計劃，因為過於激進又不幸恰好與亞洲金融風暴相撞，結果慘遭滑鐵盧後，港府改革求變的信心就幾乎一蹶不振，施政長期因循守舊、極度保守，至今才稍有所恢復。但剛剛復燃的改革火苗，面臨着內外上下重重的壓力，在現有制度下撈得盤滿缽滿的裙帶得益者們，在香港確實是盤根錯節，力量強大，他們齊心協力的明槍暗箭，憑着特區自己眼下的健康力量恐怕是防不勝防，擋不勝擋的。在這時刻，他們尤其需要內地、需要中央的支持。
把“禮包”發出便撒手不管的策略顯然已經不適合時勢，應該考慮如何直接分解派發到香港的各個階層、各個角落，精確的爭取支持者，而不是讓有些居心叵測者包攬下大陸的贈禮，卻私下裏不斷挑動矛盾。而中央還可以考慮進一步明確和強化“一國”原則，支持香港的長期繁榮並不是只能侷限於純粹的經濟讓利，把大陸經年證明行之有效的發展經驗與香港共享，對於陷於模式困境和方向迷惑的特區來説，也許才是一劑最好的補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