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敍利亞會成為下一個阿富汗？
近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稱，隨着越來越多的外國戰鬥人員湧入敍利亞參與內戰，敍利亞內戰情形與上世紀80、9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越來越相似。時至今日，阿富汗戰爭都是西方決策者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美歐聯合中國、巴基斯坦及中東多國對以“聖戰者”自居的阿反對派武裝提供軍事支持。蘇聯解體後，一些當年受援的伊斯蘭武裝團體又將槍口對準西方，構建起基於宗教傳統並超越國界的組織網絡。此後，世界主要國家紛紛被捲入這場極不對等的反恐“戰爭”。
敍利亞內戰已近三年。美國的專家和決策者們千方百計避免重蹈當年阿富汗的覆轍，然而西方在外交上可挪移的空間是有限的。
美歐在敍利亞遇到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對待敍反對派。其中有兩個主要方面：首先是援助誰、孤立誰的問題，也就是在反對派內部辨別敵友；第二是把握援助力度和限度的問題，體現為援助武器裝備的數量和殺傷力。
5月8日，“敍利亞反對派聯盟（SOC）”領導人艾哈邁德帶領敍利亞反對派委員訪問白宮，與美國國務卿克里會面
在操作層面，西方的選項大體有三：
第一種選擇是依從地緣政治考慮，全力支持敍利亞反對派，為其提供充足的軍備支持，甚至配合他們對敍政府發動軍事打擊。這樣做的風險是：首先，軍事援助會把政府支持者逼上絕路，加速周邊各國的什葉派武裝走向極端；其次，敍利亞反對派中的宗教極端勢力一旦獲得武器，將威脅美國及盟友的安全。
阿富汗戰爭便是前車之鑑。1979至1989年，美國中情局曾通過巴基斯坦情報部門向阿富汗反對派間接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經濟軍事援助。這筆援款的直接受益者是反抗蘇聯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統治的伊斯蘭武裝團體。十年間，近10萬武裝分子在國外接受軍事訓練。這個被稱為“氣旋”的計劃方案不僅是中情局歷史上耗資最大、耗時最長的援外行動，也是里根主義（通過支持反政府組織推動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更迭）的重要一環。除美國外，英國、中國、沙特、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也向阿反對派提供武器裝備和軍事訓練，在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與此同時，阿拉伯富商通過非官方渠道對前往阿富汗的聖戰戰士慷慨解囊。其中尤為著名的是本•拉登等人創立的“服務辦公室”，也就是基地組織的前身。該機構下設多個分支，在美國和阿拉伯世界籌募資金。儘管美國政府聲稱在阿富汗戰爭期間並未與基地組織成員直接接觸，但來自歐美的官方和民間資本流入宗教極端勢力手中是不爭的事實。阿富汗殷鑑不遠，美國決策者深知敍反對派中的伊斯蘭武裝團體是比阿薩德政權更強勁的對手。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學者和議員呼籲政府採取第二種方案：吸取阿富汗的教訓，拒絕向敍利亞反政府軍提供實質支持，並暗中聯合敍政府壓制反對派中的宗教極端勢力。然而，這種選擇不僅與美國在海灣拉攏沙特、遏制伊朗的總戰略相悖，還會為敍利亞人反抗阿薩德的鬥爭塗上一層反美的油彩，進而壯大反對派的士氣和威望，使美國在伊斯蘭世界樹敵更多。
在埃及政變、穆兄會下台後，一些原本打算通過民主程序上台的伊斯蘭團體意識到體制內道路走不通，唯有武裝奪權才是正途。如果美國對敍利亞反對派支持不力，將會被指責為“非穆斯林”獨裁者（阿薩德政權）的“黑後台”，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在這一點上，西方決不願重犯蘇聯在阿富汗的錯誤。蘇聯自20世紀70年代起全力支持倡導世俗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並在其取得政權後出兵阿富汗，鎮壓以宗教保守勢力為代表的反對派。此舉使蘇聯與整個伊斯蘭世界結怨，將武裝分子從世界各地引向阿富汗戰場。蘇聯解體被這些宗教團體視為真主的旨意和阿富汗聖戰的戰果。時至今日，俄羅斯依然揹負着前蘇聯在中東地區的歷史包袱。
第三種方案是前兩者的折中，即通過甄別反對派中的各股力量，有條件地向親西方派別提供軍事支持，並扶植它們在過渡進程中佔領先機。當前，敍利亞反對派各自為戰，對西方不利的極端團體日漸勝出，美國走第三條道路的意願已很清晰。在軍事援助方面，奧巴馬政府已提供價值約兩億美元的非致命性武器給“温和”的反對派。温和的定義，就是武裝團體中那些既反抗阿薩德統治，又致力於遏制極端伊斯蘭勢力蔓延的政治派別。
然而，敍利亞反政府武裝接受軍事援助的渠道是多樣的，金主也不止美國一家。即便美國在軍援上一再謹慎，依然難以保證重型武器不擴散至極端分子手中。在上世紀80年代的阿富汗戰場上，反對派武裝團體通過多條路徑獲取重型武器。比如，通過行賄從駐阿蘇軍手中購買裝備。蘇聯也曾以提供武器的方式收買阿富汗反對派中的某些團體，導致軍備物資外流到敵對陣營。此外，多國政府通過巴基斯坦間接向阿反政府武裝提供軍事支持，例如中情局的FIM-92 Stinger便攜式防空導彈，就曾對打破蘇聯空中優勢起了關鍵作用。由於擔心武器落入伊朗之手，戰爭一結束，美國就通過高價買回防空導彈。但中情局官員在2010年透露，目前還有一半尚未收回。該導彈的去向至今引人關注。30多年過去了，武器擴散的問題又在敍利亞重演，西方和中東各國對此深感憂慮。
30年前的阿富汗戰爭為各國決策者思考當前的敍利亞問題帶來許多啓示。各主要大國都不希望重犯美蘇當年的錯誤。但西方在敍利亞“革命”伊始就捅了婁子，致使當地局勢走上不歸路。上述三種方案無論選擇哪個，都是後患重重。儘管有阿富汗的前車之鑑，西方想在敍利亞問題上避免重蹈覆轍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