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敍利亞內戰中的外國人
敍利亞局勢之所以一直緊緊揪着國際社會的神經，一方面從宏觀週期看，敍利亞未來局勢的走向將很大程度上決定中東地緣政治力量對比；另一方面，從中觀和微觀視角看，敍利亞戰場諸多政治和軍事派別的廝殺，會對地區局勢造成衝突的“外溢”效應，並滋生恐怖主義，這也讓世人最為擔心的。近日，美國聯邦調查局負責人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稱，隨着越來越多的外國戰鬥人員湧入敍利亞參與內戰，美國在未來面臨恐怖主義襲擊的危險也將陡然增大。
ISIS的“國際戰士”
如果説敍利亞戰場上哪個恐怖主義組織最能夠吸引“國際力量”，那麼無疑就是“伊拉克和大敍利亞伊斯蘭國”（ISIS）。ISIS現有來自於歐洲和美國的極端主義分子約500-2000人。作為敍利亞和伊拉克地區最愛的恐怖主義武裝，ISIS在敍利亞北部控制着大片地區，並在庫爾德人、敍利亞自由軍和伊斯蘭陣線等多個派別的聯合打擊下，依然能夠在戰場上表現的從容不迫，遊刃有餘。
ISIS在敍利亞戰場上的出色發揮，離不開ISIS的恐怖主義的背景。ISIS崛起於2003年美國入侵之後的伊拉克，當時伊拉克舊有的政治架構被完全推翻，政治秩序陷入混亂，許多恐怖主義武裝趁機在伊拉克境內大肆生長，ISIS就是其中的一支。在伊拉克亂局中，ISIS很快就在伊拉克西部和中部的遜尼派聚居區站穩腳跟，並在安巴爾省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當時ISIS普遍被外界認為是“基地組織”在伊拉克的分支機構。
敍利亞基地分支人員斬首效忠阿薩德的沙比哈民兵（資料圖）
ISIS並不滿足於僅僅在伊拉克擴展勢力，當2011年敍利亞內戰全面爆發之後，ISIS領導人阿布·巴格達迪看到了機遇，派出了自己的骨幹潛入敍利亞北部擴展地盤。但是巴格達迪的戰略安排很快遭到了挫折。2013年4月“勝利陣線”就公開否認了自己同ISIS的隸屬關係，並直接將自己定位為“基地組織”在敍利亞的分支機構。
“勝利陣線”的這種表態讓ISIS大為光火，畢竟從人員組成上來説，“勝利陣線”的大部分骨幹都是ISIS從伊拉克抽調來的，而且在剛剛立足敍利亞的艱苦歲月中，ISIS給“勝利陣線”出槍出錢，貢獻巨大。兵強馬壯之後的“勝利陣線”此刻忘恩負義，顯得確實有點不地道。所以“勝利陣線”同ISIS公開劃清界限之後不久，旗下的不少原ISIS骨幹就宣佈脱離“勝利陣線”而回歸ISIS。巴格達迪也就順水推舟，重新組建了自己在敍利亞的ISIS分支，並在全球範圍內大量招徠“聖戰士”，以極端主義思想和源源不斷的“國際力量”重建自己的力量。
其實早在去年下半年，就時常爆出敍利亞北部戰場出現“車臣人”“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等外國極端主義武裝分子的新聞。ISIS憑藉自己在敍利亞戰場的出色表現以及嚴格遵循的伊斯蘭教義，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極端主義武裝分子。儘管今年年初“基地組織”領導人扎瓦西里曾經明確表示同ISIS斷絕關係，但是這並沒有影響ISIS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紛至沓來的極端主義“國際戰士”保證了ISIS充足的兵員供應，ISIS甚至為來自於不同國家的穆斯林專門組建了“車臣部隊”“法國部隊”“德國部隊”“比利時部隊”等，將來自於這些國家的穆斯林單獨編組，便於作戰和管理。
恐怖主義的地區外溢
ISIS之所以能夠在敍利亞站穩腳跟，同周圍國家對於敍利亞局勢的態度有着很大的關係。敍利亞2011年陷入內戰之後，土耳其、約旦、沙特在短時間內就紛紛“站隊”，公開抨擊敍利亞巴沙爾政府，並且出錢出槍介入到敍利亞內戰之中。不少敍利亞反政府武裝，就是拿着卡塔爾、沙特等國提供的資金招兵買馬，而約旦、土耳其則分別在敍利亞南部和北部為敍利亞反對派勢力提供政治支持。不少敍利亞反政府武裝的人員、資金和武器就是通過土耳其-敍利亞邊境和約旦-敍利亞邊境進入敍利亞境內的。
對於敍利亞戰略層面的考慮，導致了相關當事國不加分辨地支持一切敍利亞反政府武裝，其中就包括不少恐怖主義組織。然而隨着敍利亞局勢的不斷發展，恐怖主義組織也開始在敍利亞境內滋生蔓延，並進一步“外溢”到了周邊國家。敍利亞戰場的許多武裝分子來自於周邊的沙特、約旦等國，這些武裝分子通過參加敍利亞內戰受到了“洗腦”，在回國之後開始大肆宣揚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思想，攻擊所在國的政治和社會現狀。更為危險的是，不少人在通過敍利亞戰場“找到了組織”，回國之後將對所在國的安全和穩定造成重大威脅。
也正是基於這種擔憂，沙特、約旦先後通過了修訂的反恐法案，希望能夠通過國內立法的方式打擊敍利亞戰場帶來的恐怖主義“外溢”。去年年末沙特內閣會議通過了一項由協商會議和內政部聯名提交的新反恐法案。根據法案，任何蓄意煽動推翻政權、踐踏國家法律、破壞社會穩定和威脅國家安全以及迫使國家採取某種行動的行為都會被視為恐怖犯罪；而約旦也在3月份通過了新的反恐法案修正案，修正法案擴大了“恐怖主義罪行”適用範圍，罪行包括“在約旦國內外，加入或試圖加入任何武裝集團和恐怖組織，招募或企圖招幕人員加入以上組織，並以此訓練相關人員。”
難以融入的祖國
敍利亞戰場上之所以出現大量的“西方人”，其實同相關國家的社會現實息息相關。這些“西方人”，其實是出生在西方、操着法語、德語、英語等西方語言的穆斯林。隨着二戰後的殖民體系的崩潰，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經歷了“穆斯林移民潮”。除前往英國的移民始於本世紀初之外，其它歐洲主要國家的移民都始於50年代後期，尤其是60年代和70年代。
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前往法國、德國、荷蘭、丹麥和瑞典等國。英國、法國和荷蘭向其原來的殖民地國家的移民開放了邊境，其中包括南亞次大陸，北非的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摩洛哥，以及南部非洲國家，這樣做是想對這些國家人民的殖民壓迫作一些補償。60年代和70年代，大量的土耳其移民前往德國，而他們的移民原因卻與前者不同。這些移民是作為外籍工人被請到德國去幫助重建經濟的。這種移民方式給穆斯林社區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
現在全歐洲（東歐和西歐）的穆斯林人口超過兩千五百萬。人口最多的分別是德國（約三百萬）、法國（約五百五十萬）和英國（兩百萬）。儘管出台了各種措施，但是歐洲的種族融合政策並沒有使穆斯林，尤其是穆斯林青年，感到真正成為社會的一員。一方面，由於父輩是來自於他國的穆斯林，因此迥異的文化背景和家庭環境，使得第二代和第三代無法有效融入到當地的社羣文化之中；另一方面，歐洲相關國家對於穆斯林的歧視仍然存在，戴頭巾、守齋月等仍舊被歐洲主流文化所排斥。
面對新的窘境，根植於中東、南亞和非洲的伊斯蘭教法無法給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以有效的指導；而自身種族、文化上的差異使得穆斯林青年仍然被當做“外國人”而很難真正融入歐洲主流社會。這種文化和身份上的尷尬處境，讓不少歐洲穆斯林青年更青睞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來尋求自己新的身份認同。
敍利亞戰場的眾多的“外國人”，既有來自周邊國家和伊斯蘭世界的極端主義分子，也有來自於歐洲和西方世界的二代和三代穆斯林。他們出現在敍利亞戰場，離不開敍利亞本身政局混亂所提供的機會，也離不開恐怖主義蔓延背景下極端主義思想的滋生，還離不開周邊國家在敍利亞內戰上所持的輕率武斷的政策，更離不開歐洲相關國家在種族、文化政策上的失敗。敍利亞戰場上的“外國人”，身後代表着的是我們這個全球化時代的挑戰與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