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亞洲：模仿中國、超越中國的“小中華”迷夢如何拖垮越南
歷史上，中國周邊有幾個國家曾自稱“小中華”，比如朝鮮和日本，越南也不例外。而且與朝鮮、日本不同，越南曾在歷史上被明朝直接併入版圖，因而在對中華文明的模仿和學習上比朝鮮、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在明亡後，越南自認為與滿清同等繼承了中華正朔，對中華文化有着“是夏非夷”認同，某種程度上這類似日本人宣稱“崖山之後無中國”，而自認為比中國人更“中國”的怪論。越南又是古代東亞世界中邊緣區域的強大勢力，它對周邊的諸多小國也確實扮演着“小中華”的角色——對東南亞的事務，越南中央政府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決定權。
經過重新上色的19世紀照片，可見越南當時的官服仍是明朝遺風
然而縱觀越南歷史，我們卻可以發現，與中原相比，越南的王朝更替速度要快得多，僅在清朝200多年間，越南就經歷了三個封建王朝，最終淪為法國殖民地。越南的古代“小中華”夢結束了，兩國的近代道路從此分道揚鑣。越南的歷史，要一直到20世紀後半頁，才重新由越南人自己來書寫。
中國一手幫助建立起來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從建國之初，其政策就對中國亦步亦趨。例如，1956年-1958年間，越南和中國幾乎同步進行了“百花齊放”和“反右”運動。
至於國人耳熟能詳的“革新開放”更常被認為是對改革開放的模仿之舉。現代版“小中華”夢一直在越南精英的腦際徘徊——儘管有時候荒腔走板，儘管有時候一邊學着中國一邊還要與中國為敵——或許，這就是歷史的慣性。而且，在這種模仿的背後，還有着某種“模仿中國、超越中國”的“潛台詞”。
雖然如此刻意模仿，越南卻最終走上了一條與中國不同的道路。越南多年來一直希望通過學習它所理解的“中國模式”來避免“蘇聯式”崩潰，但近年卻“邪路”魅影再現。為何越南的“小中華”模式走到了這個命運的十字路口，本文試做粗淺的探討。
戰爭“絞肉機”吞噬的不僅是越南的一代青年
越南戰爭中，中國、越南、蘇聯三角關係發生了一系列複雜的變化。1973年《巴黎協定》簽署後，中蘇大幅降低對越南軍事援助的力度。但北越卻靠“最後一粒子彈”消滅了南越，這出乎中國、美國和蘇聯三個大國的預料——某種程度上甚至出乎越共自己的預料，極為順利地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
這一勝利對越共此後的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少從心理上講，讓越南對自身實力產生了極度的高估。
1984年老山前線某中國陣地，大口徑機槍彈殼堆積如山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二五”計劃最重要的任務是，對新解放的南方地區實施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其中包括將城市居民驅趕到農村這樣的政策——不久後他們就會指責紅色高棉做同樣的事情。中國人所熟悉的越南“排華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越南南方解放區的華人，他們大部分被劃為“資本家”而遭到打擊，後期更是由於中越關係惡化飽受迫害。
在柬埔寨作戰的越軍，使用了大量被繳獲的美國武器
根據中國1989年《東南亞研究》雜誌論文《1976年以後蘇聯對越南的經濟援助評析》，越南預計其“二五”計劃需資金30-40億美元。而蘇聯僅同意提供19.2億美元資金和7億美元的物品。不足部分計劃通過吸引西方國家外資補足。這些資金，主要計劃用於大規模基礎建設。越南希望通過這一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實現本國經濟的自力更生，建立國家的經濟基礎。
但越南的“自大症”卻將這一計劃徹底葬送，他們非常不明智地發動了侵略柬埔寨的戰爭，對於中國來説，這隻能解讀為越南將自己徹底綁在蘇聯的戰車上。如果任由越南順利實現擴張目標，將直接威脅到中國南方地區的安全。這裏是中國為應付可能的中蘇戰爭苦心營建的大後方，也是中國改革和經濟建設的前沿。就好像中國不能容忍美國在鴨綠江邊駐軍直接威脅東北地區一樣，中國也不能接受一個既“反華”又“富強”的越南的。既然越南已鐵了心走上“反華”道路，那麼就必須徹底削弱越南。由此，中越之間的對抗已經不可避免。
幾十年戰爭，越南整一代青壯年幾乎都被送入了墳墓
相比中印邊境自衞反擊戰的摧枯拉朽，對越自衞反擊戰對於中國是一場苦澀的勝利。但當時聯邦德國拍攝的一部紀錄片中的評價或許值得我們一聽：“讓我們假想，如果有人入侵了德國，佔領了漢堡，然後又迅速撤退，那麼德國會怎麼辦？”後來的歷史進程證實了當時西方的這種猜想，東南亞戰爭長期化，越南開始被持續“放血”。
中越之間長期的邊境戰爭對中國而言是一場規模不大，傷亡率也不高的局部衝突，對於越南而言卻是一場損失慘重而毫無收益的全面戰爭——越戰中，越南可以通過中蘇輸血和最後吞併南部地區帶來的“戰爭紅利”緩解戰爭對國民經濟的災難性影響，但80年代持續的消耗越南則根本無法彌補。兩山輪戰越南死傷人數看起來不多，僅有數萬人，卻迫使越南在北方保持一支龐大的軍事力量，且不得不想盡辦法為這支部隊提供軍事裝備、燃料、物資……這個缺口越南是無論如何填不上的。同時，柬埔寨的游擊戰則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絞肉機”戰爭，幾乎吞噬了越南一代青壯年——越南在柬埔寨前後傷亡幾十萬人。但對於越南來説，人口結構的破壞還只是戰爭諸多惡果中的一個。
在急需和平建設的時代同時進行兩場戰爭，導致越南關於“二五計劃”的美好設想完全落空，國民經濟只能依靠蘇聯“無償援助”來維持了。
據估計，越南在“二五”期間從蘇聯獲得援助實際達到31.8億甚至50億美元。但這對於越南正在進行的兩場戰爭而言，仍只能是維持性的。
從蘇聯援越項目種類來看，帶有濃重救濟性質。其中提供數量最多的是石油，高達500萬噸；其次是糧食，450萬噸；此外還有1億米布匹——一則笑話説，黎筍向勃列日涅夫請求援助，勃説：沒有物品了，請自己勒緊褲腰帶。黎筍説：請給褲腰帶。這笑話的背後實際反映出越南當時悲慘的經濟狀況，即越南本身不具備足夠的“造血”能力，一旦失去中國這個最大的援助來源，僅依靠遠在萬里之外的蘇聯提供的援助肯定會造成“慢性失血”。
1980年河內街景
越南當時的經濟狀況也證實了這一點。據中國社科院相關資料，1980年以後，越南經歷了一個高通貨膨脹時期。1980-1985年，年平均通貨膨脹率從25%上升到91％，1986-1988年越南甚至出現過300%-400%的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率在1980年代大部分年份徘徊於2-5%，只有極個別年份超過8%（如1979年戰爭導致越南GDP下降30%，次年因戰爭結束出現較大幅度的恢復性增長，超過8%）。
現實狀況使越南沒有精力和財力來對南部地區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僅無法充分恢復南部解放區的生產力為己所用，反而讓南部變成了越南政府的包袱，改造最終蜕變為大規模掠奪。這對於後來越南的“革新開放”有着很大的影響。直到今天，南越“遺老遺少”仍有很大的話語權。這一點，越南與中國有着根本性的區別。
以上僅是就越南國內而言，錯過80年代東南亞經濟發展的特快列車，未能完成產業升級、穩定經濟，則是侵略柬埔寨帶來對越南未來影響最深遠的惡果，關於這一部分，下文再加以討論。
越南經濟到底怎麼了？
1986年，奉行擴張政策的黎筍在內外交困中病死，越南“革新開放”之父阮文靈執政，改革序幕拉開。
但越南要發展，仍有諸多困難。經過多年戰亂，國內百廢待興，越南政府無力恢復基礎設施，必須依靠蘇聯援助。這一時期蘇聯對越援助可謂全面而深入，其對越南援建的一系列工程為越南此後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
僅以前述《1976年以後蘇聯對越南的經濟援助評析》一文資料，蘇聯在1985年後對越南的經濟援助，從提供消耗性的實物為主轉為幫助越南進行基礎建設。這其中包括了多個大型水電站和熱電站的新建、改建和擴建，多條鐵路、公路，以及現代化通訊設施，這些為越南發展現代製造業奠定了基礎。而與中國關係較大的，則是蘇聯對越南能源工業，尤其是石油領域的援助。
北部灣和南海的石油資源是70年代才被發現的，1975年，首次在越南發現天然氣，有美國作者甚至認為這是觸發“北越對西貢最後攻勢”的原因。蘇聯在80年代後期對越南援助的最重要項目，莫過於成立蘇越聯合石油公司，大規模開發石油，尤其是向越南援助了當時價格極為高昂的近海石油鑽井設施。石油一度成為越南經濟發展的“法寶”，石油出口額曾佔越南GDP的15%左右。不過近年來石油出口的地位逐漸下降，2012年，越南石油出口額相當於其GDP的6.6%，此後繼續下行。
越南“白虎”油田的一個鑽井平台
可見，説越南光依靠南海石油發家致富的説法並不貼切。這主要是因為越南的海洋石油產量增長需要持續的高額投資，因此越南無法長期維持高產。2010年後，越南探明石油儲量停止增長，這與其近海石油資源開始枯竭有關，同時越南無力繼續勘探深海石油，必須依靠外資。但試圖在“九段線”內開發石油則顯得過於危險，即使是外資也不敢貿然介入。
此外，越南石油出口雖多，但隨着9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它消耗成品油的需求也很高。結果一面大量出口石油，一面大量進口成品油，實際收益有限。近年來越南開始重視建設自己的石化工廠，2009年其第一個大型煉油廠投產，其原油出口量隨之驟減。據2014年1月數據，越南國家統計局公佈，越南1月原油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9%，為58萬噸或13.7萬桶/日。從這些出口中越南獲得了約4.8億美元的收入，同比下降34.7%。同時越南石油產品進口同比增加22.4%，增加值大約60萬噸。當然，也需要看到，石油仍是越南重要經濟支柱，每年數十億美元的收入對於越南較小的經濟大盤而言仍是一個可觀的數字。
91年蘇聯解體後，來自蘇聯的援助徹底中斷。但與落入類似窘境的朝鮮相反，越南不僅沒有面臨經濟困難，反而迎來了經濟高速發展期。
90年代初，越南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在考察後，越南認定中國廣東省的改革發展模式最適合自己。他們提出“瞄準廣東”，把廣東當作追趕目標，甚至研究廣東的每一項改革措施，選擇部分加以模仿。
大致來説，越南這一時期的經濟戰略，就是發展外向型經濟，充分發揮本國勞動力廉價的優勢。大量出口成衣、鞋類等日用消費品；對外出口石油、木材等天然資源，換取外匯購買各種所需的物資。在越南之前，“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就是從勞動力密集產業起步，逐步實現產業升級的。而中國作為亞洲最大的經濟奇蹟，在80年代也是這樣起步的。
然而，與中韓等國相比，越南的外向型經濟卻出現了奇怪的發展特點。其主要表現為，進出口貿易逆差嚴重，常年對外貿易逆差為出口總額的16-20%。
這與越南進出口貿易的產品種類密切相關。越南出口的主要產品除了石油天然氣，主要是成衣、鞋類、農產品等初級產品。而其國內蓬勃發展的製造業也要依賴大量進口原料和零部件，真正的附加值很低。這使越南國內難以積累起巨大的資金進行投資，產業升級非常困難。
現在越南盾鈔票面值最大已達50萬
在鉅額逆差的前提下，越南經濟的發展不得不依賴外國投資，一旦外部資金流入速度放緩，就會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生產所需的資料，其出口增長就會放慢。也就是説，越南經濟高度依賴世界經濟繁榮，一旦世界經濟出現問題，越南就會成倍地放大外部環境的影響。
在這些現實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結果就是越南的經濟發展必須依賴外部環境，且要靠高通脹換高增長。從2006年開始，越南出現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跡象。2008年，受金融危機衝擊，越南CPI指數上漲21-23%，GDP增長率降低到6.25%。隨後的2009年，GDP增長率再跌，僅為5.3%，這已經引起恐慌情緒，當年越南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避免人民陷入飢餓中”。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越南這一輪的危機中並未袖手旁觀。據美國國會的相關數據，中國在2002-2007年間向越南提供貸款和投資達50億美元。2009年的統計數據稱中國援助越南佔中國對外貸款和援助總額的0.6%——這個援助力度有限，相比之下對坦桑尼亞援助達到4.6%。但是對於GDP不過1000多億美元的越南，這無疑是雪中送炭。
2011年，越南GDP增長率回升至7%，國際上部分人認為越南正在走出危機影響。但當年其CPI高達12.6%，實際通脹率更高，顯然仍是“高通脹換高增長”的路子。此後越南經濟增長率再次下跌至08-09年時的水平，危機再次到來。
與這2011年冒頭的新一輪經濟乏力同步，南海局勢出現了微妙變化。2011年5月底，越南國家油氣集團‘平明02號’在中國海域開展勘探，電纜被我執法船切斷。6月中旬，越南租用的法國探測船VIKING 2號再次試圖進行海洋勘測，我執法船再度切斷其電纜。以此為標誌，中越又現緊張氣氛。
越南在經濟不景氣、石油開採量遇瓶頸的情況下，在南海問題上態度日益強硬，最終撞上南牆。這一舉動與其經濟形勢是密切相關的。
走上中國已繞開的歧路——政治改革帶來執政危機
國內媒體在提到越南“革新開放”的時候，往往會注意到越南在經濟改革的同時，還快步進行政治改革。有些媒體甚至將越南的經濟高速發展與越共的政治改革聯繫起來，認為越共的政治改革是越南經濟發展“健康度”高於中國的原因——至於越南經濟到底哪裏比中國“健康”，正如我們前面的分析，他們也説不出個子午卯酉。
越南政治改革的主要“成果”包括：“差額選舉”、“意外落選”制度、允許公民自薦參選、候選人民意調查……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越南國會的權力。然而，形式上擴大黨內民主的做法雖然受到國際社會廣泛好評，事實上卻並未對反腐產生多大有利影響，據2010年透明國際公佈的研究結果顯示，越南腐敗指數為2.7分，在受調查的178個國家中位列116位。
2012年，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親切接見軍隊經商優秀代表（越南《人民軍報》圖片）
更深刻的教訓是，越南“黨內民主”徒具形式，未能形成良性的協商決策機制，實際結果反而是黨內矛盾公開化，動搖了人民對黨的信任，動搖了執政黨的權威性，動搖了政府的執政能力。
同時，越南改革中“媒體監督力度”也受到重視。儘管越共並未放棄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其在西方的新聞自由“排行榜”上依舊處於倒數10名的位置，可事實並不如此簡單。據悉，越南雖然仍在電腦上禁用美國社交網站（Facebook等），但在智能手機上卻暢通無阻。社交網站在近年來的“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有目共睹，最近南越流亡黨也是通過FACEBOOK來煽動和組織暴亂的。
越南直選國會代表，於是出現了類似台灣地區的“拜票”表演
越南還延續了一些中國在改革開放中“試錯”後放棄的做法，例如軍隊經商。據網絡相關消息，2007年越共就曾想禁止軍隊經商。但截至2012年，時任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還親自表彰了百名軍中經商優秀代表。換句話來説，黨對軍隊早已失去絕對控制，軍內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團，這是一種危險的跡象。
另外，在2008年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越共計劃推行“私有化”，但通觀越南的實際情況，其南方經濟其實並未進行徹底的公有制改造，並不存在“私有化”問題。因此實際上所謂“私有化”計劃，就是把上面提到的軍隊經商搞出來的大型“國有企業”給“私有化”。這一政策也並未能落實。
上述問題，在經濟發展形勢良好的前提下，或許還只能是“隱患”。如果執政黨方向明確，假以時日，還可能加以克服和解決。但是，在經濟形勢不好，執政黨政策屢現偏差，國際政治經濟衝突日益激化的情況下，就有可能引發執政危機。
越南軍警似乎已經難以控制街頭騷亂
正如我們前面所説，越共對南方的掠奪性政策導致的矛盾其實從未彌合，隨着越南南方經濟發展勢頭超過北方，越南的“反對派”聲音正在不斷放大。從今年稍早時候開始，越南國內的鬥爭開始出現激化勢頭。越南政府的應對卻顯得相當笨拙而被動，先是強硬地將一些涉嫌造謠的記者送上法庭，引發西方指責聲浪；緊接着總理親自就經濟政策的失敗進行道歉，使人民對執政黨的信任降到新低；然後是宣佈放棄舉辦亞運會，徹底摧毀了所剩無幾的經濟信心。
最近的海洋石油981事件中，越南政府更是採取了極其不明智的舉動，派遣大批船隻與中國對抗，渲染中越衝突的氣氛，竟試圖通過外部矛盾轉移國內視線。結果，在其國內“反對派”的煽動下，事件迅速演變成排外騷亂。被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蔓延到其他外資企業，甚至有隨時轉向越共自己的風險。越南政府嘴上説着要採取強硬手段鎮壓騷亂，但實際卻僅僅是象徵性的逮捕了少數暴亂分子。事情正在向着更糟糕的方向發展下去，是否會演變成一場“顏色革命”，恐難逆料。
“中國模式”的秘訣——學我者生，似我者死
回到開頭的問題，為何看似亦步亦趨，而又頗具越南特色的“小中華”策略會一敗塗地？
齊白石有句名言：學我者生，似我者死。用在這裏倒也頗能説明問題。中國的發展路線在世界範圍內非常獨特，無法被別國簡單複製。而真正的“中國模式”其實不是一個僵化的教條主義的東西。僅僅照抄一些看似簡單易行的做法，卻在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上沒有應有的堅持，對本國的國情沒有正確的認識，這種模仿沒有任何意義。
中國和越南的國情有幾點重要的不同，直接導致越南無法複製中國的發展道路。
首先，中國是一個大國，有着建國後“前三十年”紮紮實實建設發展的基礎，而“後三十年”建立了以製造業為基礎的外向型經濟。在有着鉅額順差的同時，繼續大幅吸引外資。將積累起來的鉅額財富用於增加投資，成為經濟發展不竭的動力。中國的產業升級實際上是從產業鏈的低端一步一步“吃”到產業鏈高端，而且一旦“吃”進，就不會“吐”出。這是隻有中國這樣的有十多億人口的大國才能做到的事情。
相比之下，越南經過幾十年革新開放，不過是將自己變成了全球資本的“殖民地”，輸出大量資源——低附加值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實際上就是輸出勞動力資源。結果就不可能如中國一樣不斷積累財富並將其作為投資，而不得不依賴外部投資，這等於放棄了最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由此，越南經濟只能在國際市場的風風雨雨中隨波逐流。更重要的是，越南政府無力進行鉅額的投資，也沒有如日、韓發展初期般良好的外部環境，越南的產業升級也就只能成為水中月鏡中花。雖然越南也試圖在石化產業和旅遊業方面有所突破，但這兩方面都只在剛剛小有成就的時候就遇到08年經濟危機的風波和2011年經濟再度崩盤的影響，成了明日黃花。
其次，越南的戰略目標超出自己的戰略實力，這可能是越南最可悲的一點，也是其“小中華”迷夢帶來的最主要惡果。作為一個處於東南亞一隅的國家，卻選擇“遠交近攻”戰略，隔着自己歷史上最重要的盟友去與遠在寒冷北方的大國勾勾搭搭，結果不僅受到了嚴厲的“教訓”，更失去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像上世紀70、80年代“亞洲四小龍”崛起時那樣的優越環境，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旦錯過，對於越南這樣無法自己掌握命運的小國而言，就只能永遠後悔。
在北部灣和南海油氣開發問題上，越南更是採取了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對“雙贏”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政策一味拒絕，貪圖蠅頭小利，直到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實際上從2005-07年中國給予越南的投資援助可以看出，如果越南與中國搞好關係，並非沒有可能通過中國的投資解決它經濟的根本性問題：投資不足——越南的經濟盤子尚小，中國是有能力接的。當然，正如我們前面説的，“富強”和“反華”兩者，越南不能兼得。
第三，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模仿“形似神不似”，輕率進行大幅度政治改革，重蹈蘇聯覆轍的危險仍如幽靈般徘徊。
上述三點導致越南如今陷入了其統一以來前所未見的危機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説，越南正在主動替中國過河“摸石頭”，蘇東劇變以來，中國應該記取的社會主義國家受挫的教訓，又多了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