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雪萍：需要重温魯迅的外語學習觀

【全國高考將在2017年執行高考新方案，英語不再參加統一高考，再度引發關於外語學習觀的全民大討論。回溯幾十年前，當時盛行的是魯迅的“外語觀”——學習“外語”的目的是為了閲讀經典，不是一知半解，而是真正讀懂。這一觀念在近年則逐漸被邊緣化，隨着生產關係的變化，英語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資本。在美國這廂，絕大多數人卻似乎理所當然地以為，世界上人們説的都應該是英語，這樣的集體無意識往往會反映在對中國學生英語能力差的抱怨上。要問什麼是“後殖民”文化現象，估計這可以算一種。】

2013年11月21日，《紐約時報》報道“中國嘉德”（the China Guardian）以一百多萬美金（六百五十多萬人民幣）拍賣了魯迅1934年寫給陶亢德一封信的手書。這封題為“致陶亢德”信的全文，可見各種版本的《魯迅全集》。

魯迅手書《致陶亢德》

上網，發現國內對魯迅這封200多字的信被如此高價拍賣，也一片唏噓。

估計很多人，看到這條消息，馬上會想，不知魯迅本人對此會作何反應。有了錢，富裕了，表情也不再麻木了，還要“啓蒙”嗎？若要的話，不知魯迅會怎麼説？當然這是另話。

提及此信被拍賣，主要還是因為信的內容：魯迅回應陶亢德關於是否該學日語的問題。**從信上看，魯迅的建議基於他本人認為學習“外語”的目的：為了閲讀經典，不是一知半解，而是真正讀懂。**因為深知“精通”不易，魯迅建議陶學一門“西語”；他認為，相對日本而言，歐洲有更多更重要的經典；既然學好這些語言都要花大工夫，那麼不如花在一門歐洲語言上。

魯迅的“外語觀”，在二十世紀中國，其實一直比較主流。即使在由政治主導的1950年代的英語轉俄語，以及後來的俄語轉英語過程中，學習這些語言的人們，對自己最大的要求除了能聽能説，更是要能讀“原著”，並且要能讀懂讀好。學好外語是學好文史哲的一種延伸，好的翻譯家同時就是好的學問家。

魯迅

“改革開放”之初上大學讀英語專業，那時，魯迅的“外語觀”仍然主流。我們的老師，英語水平比較高，教書特別負責任，集體鑽研教學法，一門心思為學生着想。記得三年級時，系裏給我們的“口語課”配了兩位英國老師，British Council的，專門教“外國人”英語。可是，幾堂課過後，我們集體去見系主任，要求換成中國老師。原因是，貨真價實的老外，卻讓我們感覺什麼都沒學到；我們是成年人，無法接受讓我們像孩子似地説廢話。我們很多人的目標，仍然是要看懂英語文學經典“原著”。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尤其進入90年代以後，魯迅的“外語觀”及其實踐似乎被迅速邊緣化。

跟過去三十多年裏什麼都“轉型”一樣，學外語（尤其是英語）在中國出現了從小眾（專業化）向大眾化的轉型；越來越多的人學英語。學的人多了，民間就有“高手”出現，比如近年來網絡上的志願翻譯者，很多字幕翻得準確到位，有水平（儘管翻譯的不再是西方經典而是大眾文化產品）；《觀察者網》登出的不少譯文也翻得很好。相對而言，有些在書店裏看到的西方理論書籍的翻譯，卻經常讀來不知所云。

同樣相對而言，鴉片戰爭一百七十多年後的二十一世紀，居然常常聽到美國精英們感嘆美國人不愛學外語，不瞭解世界，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確實，與世界很多其它地區相比，美國大眾“學外語”的熱情一般不高；哪些外語熱門往往隨國家對外政策變化而變化的；至於其它文化的經典，除了大學人文學科教授，基本無人問津。

當然，美國是移民國家，不少新移民會説一門“外語”（儘管他們的後代往往只會説不識字，屬於該語言的文盲）。因此，精英們的感嘆姑且聽之。更何況，當今中國人的英語究竟學得怎樣？是簡單一樁學外語的事嗎？

首先，魯迅關於讀懂經典的“外語觀”早已“轉型”，被外語工具化的功能主義所代替。學外語似乎越來越與學問意義上的文史哲無關（與文史哲本身貶值性的“轉型”直接有關）。

其次，**隨着生產關係的變化，英語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資本。**正是在這樣的變化中，出現了各種學英語的“奇觀”：從為低幼兒開辦的各類英語班，到中小學生的各類英語輔導班，到大學生的各種英語考級，再到大學生為出國把大量時間花在準備託福或GRE考試上，以及各種應運而生的英語補習班；外加研究生，無論什麼專業，都要考外語（英語為主）；還有教授升職，無論什麼專業，都必須出國（主要去美國）“訪學”一年。總之，英語成為升學，升職稱，找工作的工具，同時便給大大小小的“聰明人”帶來不同程度的商機。記得很多年前，夏天回國探親，就有朋友不理解地問“怎麼不開桌頭”？每每去上海圖書館，在電腦房裏，也經常看到有人在那裏“獵頭”，只要看着覺得是白人，就過去，結巴地用英語問，願意教英語嗎。估計可以分成。　

“瘋狂英語”，“淘金”之路。一門語言在一個近14億人口的國度裏如此演義，不知後人會如何書寫。與此同時，在美國這廂，絕大多數人卻似乎理所當然地以為，世界上人們説的都應該是英語。在大學院校裏，這樣的集體無意識往往會反映在對中國學生英語能力差的抱怨上。

要問什麼是“後殖民”文化現象，估計這可以算一種。

最近國內有朋友問，中國人有必要強調學英語嗎？

很難想象比現在更強調的了。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今英語的教和學，與市場和利益關係過於緊密，相應產生出各種扭曲：認識上的，行為上的，“產業鏈”上的，和政策上的，以及這些扭曲的循環往復。故，問題不應該是要還是不要，而是如何進一步普及，既要降低學英語的成本，又不以“英語論英雄”，以免導致其成為少數人索取利益和欺名盜世的資本。

最後，21世紀的今天，儘管學英語的“交換價值”掩蓋了學習外語的基本的“使用價值”，還是應該問：語言本身究竟學得怎樣？魯迅在給陶亢的那封只有200多字的信裏，兩次提到“力氣”二字：真正學好一門語言是需要花力氣的。如今，有多少人學外語如魯迅所説，為了真正地而不是一知半解地讀懂別人的經典（及其背後的歷史語境）？更為重要的，又有多少人，學了英語後真正知己知彼，既把握好自己又不被別人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