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方遠：大陸思想史裏失蹤的台灣鬥士
陳明忠先生，在島內，我們都稱他為“陳さん”。（“さん”在日語中是“先生、女士”的稱謂。台灣的社會主義統一派，以“陳さん”稱呼陳明忠先生、“林さん”稱呼林書揚先生（二人都經歷過日據時期），一方面表達對他們的敬重，另一方面則是表示與他們的親近——不只是平時的接觸，更包括思想立場上的親近。）他的回憶錄，經北京社科院文學所李娜口述整理、呂正惠老師校訂，從2012年12月開始分篇在台灣《兩岸犇報》連載迄今。現在這本名為《無悔》的回憶錄已經進入最後的校對階段，馬上就要付印了，預定5月下旬問市。此前呂正惠老師為這本書所寫的序，在觀察者網首發，面向大陸讀者，特別是大陸青年，我認為是很有意義的。
呂老師的這篇文章，雖然是為陳明忠回憶錄所作的序，但內容並不集中在陳明忠個人，而是通過陳先生的經歷談三大主題：一、台灣人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係；二、國民黨與台獨；三、中國1949年革命的後續發展問題。這三大主題恰好是近代兩岸歷史複雜脈絡的結晶。陳明忠的一生經歷了台灣的日據時代、光復、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黨外、解嚴與“民主化”，而他在台灣所參與的運動、包括他的繫獄，又恰恰是台灣內在於整個中國革命運動的見證。
陳明忠先生
很遺憾，由於兩岸長年的分斷，大陸民眾對台灣歷史認識的管道不多。更何況台灣長年壓制“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歷史，就像陳映真所説的，台灣失去了左眼。因此，就算如今兩岸交流大開，大陸朋友所能接觸到的台灣歷史，最多的就是西方那套“普世價值”在台灣的“移植史”。而台灣從日據時代以來人數雖不多、卻極其光榮的左翼愛國主義傳統，至今還隱藏在歷史與政治的迷霧之中。
好比説，在與大陸朋友的接觸過程中，我很驚訝的發現許多大陸朋友自然而然地把“統派”與“國民黨”劃上等線，又或是先驗地認為“統派”都是“外省人”，這樣似乎也是戴着有色眼鏡在看待台灣“統派”。
像觀察者網讀者所熟悉的呂正惠老師這樣的“本省”統派，在台灣並非少數，而且有着一條從日據時代以來傳承至今的路線與歷史。當然，很多人在上個世紀50年代台灣的反共“白色恐怖”撲殺運動中犧牲，但這條路線卻從未在台灣斷絕過，甚至在上個世紀70年代海外風起雲湧、以台灣留學生為代表的“保釣運動”而復甦，海外的“保釣運動”很快轉變成為認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統一運動”，從而在島內延續為以《夏潮》雜誌為擴散核心的人際、思想與運動陣地。
台灣這條“社會主義統一派”的路線，代表人物包括了呂老師文章中所寫的陳明忠，還有2012年病逝於北京的林書揚，以及現在正在北京養病的陳映真……等人（當然不僅於此，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家屬，至今都還堅定地走在這條路上，還有許許多多被這條路線的歷史與理想而召喚、投入進來的人），他們共同組成了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夏潮聯合會、《遠望》雜誌、《海峽評論》雜誌、中國統一聯盟……等團體，在不同的領域持續戰鬥着。
白色恐怖秋祭在馬場町紀念土丘上放置“人民忠魂”四個大字（作者供圖）
要想理解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歷史，當然有很多關口可以切入，而上個世紀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一個無法迴避的關鍵。“白色恐怖”不只是陳明忠先生個人苦難經歷其中一部分，對於當代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形塑，特別是台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更是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就如同呂老師在文章中所提到的：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內部的左翼力量認清了國民黨的真面目，在來台的大陸進步知識分子的影響下，迅速倒向共產黨。他們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見識的，基本上都加入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當時國共內戰的局勢對共產黨越來越有利，他們認為台灣解放在即，不久的將來就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國。沒想到，不久韓戰爆發，美國開始保護殘存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也在美國支持下，大力掃蕩島內的親共分子，這就是一般人所説的白色恐怖。國民黨秉持‘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原則，幾乎肅清了島內所有的支持共產黨的人。這樣，最堅定的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台灣人，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關押在綠島，還有一部分逃亡到大陸或海外，日據時代以來最堅定的抗日和民族主義力量，在台灣幾乎全部消失。”
在讀完呂老師為陳明忠回憶錄所寫的書序後，對於白色恐怖這一段特別有感觸。我想先從台北的“六張犁”來談談這個感觸。
六張犁是台灣白色恐怖期間犧牲者的棄葬區──當年國民黨在刑場上槍斃了台灣的紅色青年之後，就將屍體草草埋葬在六張犁。直到1993年5月被同為政治受難人的曾梅蘭先生偶然發現之前，這些犧牲烈士的荒冢就在這裏沉埋了40年，被所有人遺忘。
包括我在內，台灣很多人並沒有親歷六張犁發現的過程。1993年發現六張犁墓區的時候，我只有8歲。有人説歷史自己會説話，但是，儘管六張犁墓區在荒煙漫草中重見天日，而且至今又再經過了20年（2013年是六張犁白色恐怖犧牲者棄葬區發現20週年），似乎六張犁所象徵的意義，仍然深埋在地底。對於沒有經歷過那段風聲鶴唳、又或是那段轟轟烈烈的80後、90後的台灣青年來説，更是如此。
現在要回顧六張犁墓區被發現的歷史，很大程度是倚靠當年所拍攝的片段而形成的紀錄片《六張犁201個證人》。另外還有一份文字材料，就是1993年5月27日六張犁墓區被發現之後，再經過將近4個月的調查，陳映真在這一年9月底完成的報導文學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所以，2013年不只是六張犁棄葬區被發現的20週年，同時也是陳映真作品中這篇罕見的報導文學作品完成的20週年紀念。
《夏潮》雜誌
陳映真在《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如此總結六張犁的時代意義：“對於被湮沒、棄置、潦草掩埋在台灣郊外公墓最荒陬一隅的屍骨，在找不到任何線索的蛛絲馬跡，特別在長期政治恐怖下，有誰能像曾梅蘭那樣，三十年來，堅不氣餒，堅不放棄，苦苦尋覓？如今，事實越發明白，沒有這三十年來不知灰心喪志的、曾梅蘭的尋尋覓覓，就揭不開這石破天驚地證言了50年代肅共恐怖的、震動千萬人心靈、逼迫着人們去再思那一頁暗黑的歷史的兩百多個墳冢。”（《鈴璫花》，台北：洪範版，頁218）
在二·二八研究被政治力量推為顯學之後，最近在台灣學界成為顯學的就是白色恐怖。不只大專院校的歷史系、台史所、政治所、社會所許多研究生投入研究、產出論文，也有民間NGO大力推廣研究。另一方面，自從李登輝1997年推動《認識台灣》教科書之後，接下來幾年中小學社會歷史科的課程變程，就是號稱大量加入台灣史的內容，所以當代台灣青年也自認為比前面世代的台灣人更懂得台灣歷史。問題在於，這些歷史真的是原來的面貌嗎？現在大量產出的白色恐怖學術研究，看起來是在接近歷史，但卻是經由接近歷史來把歷史推遠。我們必須追問，在長年被冷戰與內戰以及兩岸分斷體制所束縛的台灣，六張犁這201個墳冢，是不是真的如陳映真所説，讓這個社會起了“再思”的作用？
去年年底，我與幾位朋友到北京西山憑弔了剛剛落成的“無名英雄紀念碑廣場”。回來之後，我發現不只大陸媒體熱烈報導這個紀念碑，台灣社會也有一些討論，其中有兩篇文章的觀點特別“有趣”。
一篇是《聯合報》“黑白集”（2013年12月21日），文章標題是《白色恐怖的綠色操作》，作者把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碑”看成是陳水扁執政時期在台北“總統府”對面設立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碑”的“姊妹碑”，作者説這兩個碑“隔海輝映”、“一切都不知該怎麼説”、“令人啼笑皆非”。
另一篇是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發表在《蘋果日報》（2013年12月26日）上的文章，標題是《傳承與前瞻：英靈與冤魂》。施明德説他1960年代被囚於“台灣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也就是現在台北喜來登酒店），他看到清晨被押往刑場的人，有的人高喊：“毛主席萬歲”、“共產主義萬歲”；有人的則高喊：“台灣獨立萬歲”、“台灣自由萬歲”、“打倒蔣介石”。施明德説他很高興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碑”的落成，他説他一直以來都對中國大陸來的人主張：“請你們趕快把他們迎回你們的忠烈祠吧！不要讓他們在台灣做流浪的孤魂！”如今他終於可以對這些來自“中國的烈士”説：“恭喜你們！你們終於不必再在台灣流浪了！”
台北六張犁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區（作者供圖）
其實這兩篇文章相當程度上代表了當前台灣社會對白色恐怖歷史的認知。前一篇《聯合報》的文章，非常明顯是站在“中華民國”的傳統立場，把白色恐怖受難者打成“民進黨”、“台獨”的同路人，通通看成是足以威脅“中華民國”的敵人，這種觀點就是過去國民黨所提出“三合一敵人”（黨外、台獨、中共）説法的復辟。而施明德的文章，則是把白色恐怖受難者內部的“紅帽子”與“台獨政治犯”比例説成是“一半一半”（或者至少是人數相當），而其中的“紅帽子”又被施明德説成是“來自於中國的”──他的潛台詞就是“紅帽子”都是“外省人”，而“本省人”因政治案件入獄的都是支持“台獨”的。
只要對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有點認識的人，而且有歷史良知，都可以知道這兩篇文章都是在誤導。許許多多經過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前輩（他們互稱“老同學”），他們苦難卻輝煌的一生，就完全駁斥了施明德文章的觀點。但很遺憾的，這些觀點在台灣社會還是被很多人所認可。
回過頭來看，白色恐怖的歷史認識，其本質就是兩岸關係，也涉及了國家與民族的認同。過去長年以來國民黨因為“反共”，民進黨因為“反中”，無論誰執政，都避談白色恐怖的歷史，這背後還有更大的國際冷戰與中國內戰的“雙戰”結構因素。因此，我們這代以及之後的青年，看起來對台灣歷史很熟悉，其實有一半的左邊歷史被統治者刻意抹殺。當我們的歷史認識出現這個嚴重的缺角，也就影響了台灣青年的國家與民族的認同，而這樣的認同，又反過來制約了他們對於歷史的解讀與立場。
現在還有一個現象，許多人對白色恐怖都能誇誇而談，有些人也下了工夫去深入的挖掘。但不難發現，許多白色恐怖的研究，都是要把當年這些前輩的實際投入和受難與大陸的聯繫切斷，解釋為“一島的”、“台灣內部”的，拋棄應有的歷史視野，用“普世價值”的立場把白色恐怖過度簡化、去歷史脈絡成為“國家暴力”的“人權”問題。也有人開口閉口談白色恐怖，但抱持着心態卻是現在很流行的所謂“同情式理解”，把“白色恐怖”理解為“那一代的事”（甚至説成是歷史的“包袱”），彷彿白色恐怖的歷史在台灣是獨立的存在，與我們沒有任何連結的關係。
從日據時期以來的台灣左翼運動，從來就跟中國大陸切不斷關係。台灣光復後沒幾年，整個大陸風起雲湧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浪潮，很快就傳播到了台灣，從而台灣也發起了包含聲援“沈崇案”在內的幾場學生運動，學生在街頭上所高唱的歌曲就包括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諸多中國革命歌曲。（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藍博洲的作品《沉屍．流亡．二二八》。）當年很多本省青年，利用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來練習國語，例如抗戰末期在祖國大陸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蕭道應先生，其回憶就特別提到了這一點。
另一方面，上個世紀40年代大陸上反內戰歌曲《安息吧，死難的同學》，這首歌由台灣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先生的二女兒成幼殊（後來成為著名詩人、新中國外交官，胞弟為成思危）做歌詞，不久即漂洋過海來到台灣，成為白色恐怖受難人在獄中向臨刑難友的送別歌曲。
這首《安息歌》在大陸已經逐漸被遺忘，但在台灣至今仍傳唱着，每年在台北馬場町舉行的白色恐怖“秋祭”，一開始都要齊唱《安息歌》：“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指引我們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我們繼續往前走”。（關於《安息歌》的創作與傳唱，可參閲：成幼殊，《倖存的一粟》，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邱士傑，《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安息歌〉的故事》，《海峽評論》總第272期，2013年8月號，頁57-64。）
不管是《義勇軍進行曲》還是《安息歌》，恰恰説明了台灣是如何內在於整個中國革命之中的，也就是説台灣人是以實際的行動參與投入到中國革命的運動。二·二八之後的歷史發展，使許許多多台灣青年對“白色祖國”失望，從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台灣人投入到整個中國革命的運動裏，基本上是不分年齡、性別與階層的，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人民運動”。
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碑廣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碑廣場”（作者供圖）者供圖）
從撲倒在國民黨刑場上的受難者名單來看，這場“人民運動”也沒有區分省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所銘刻的第一位烈士名字就是“張志忠”──嘉義新港人，他的名字下面刻的是“章麗曼”（台灣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的母親）──江西南昌人。而我們現在所認識、所接觸到的老同學前輩，基本上都是本省人。省外、省內的進步人士，都犧牲在島內的反共刑場上，正如同陳映真所説的：“近年以來，有人必欲將白色恐怖套上省籍色彩，説白色恐怖是‘中國人’加予‘台灣人’的‘苦難’，於此又見破綻。台灣政治監獄中的政治犯，若以中國各省論，無疑台灣省籍人士為多；但若以省內、省外二分而論，則外省人士遠遠領先。”（《序：戴獨行〈白色角落〉》，台北：人間版，頁III）
所以，當我們切斷台灣與整個中國革命的關係，對白色恐怖的解釋就是政治正確的片面解讀，也就會出現了以民族或省籍來區分受難者的怪論。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了對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整體認識與視野，也很容易流於《聯合報》對白色恐怖的解讀，忘了這是一場“人民運動”，也忘了新中國的成立是包含台灣人在內的中國人的歷史選擇，從而就會像龍應台一樣，將“光明正大”與“傷天害理”的位置翻轉，在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頭上再戴上一頂“匪”（或是“強盜”）的帽子，合理化國民黨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殺戮，為國民黨這個“官兵”辯護。（參見：龍應台，《誰是官兵？誰是強盜》）
龍應台的史觀，雖然給了歷史正義最冷血無情的訕笑，卻迎合了台灣社會上多數人對大陸的印象，更是李、扁、馬三朝對於兩岸認知的政治正確。2012年大陸《南方人物週刊》曾以“官員龍應台”為封面主題，推出對龍應台的專訪，其中包含一張照片──龍應台讀了兩位在白色恐怖期間遇難的“左翼”人士遺書而潸然淚下，她對記者説：“希望我們的國家，永遠不要再走這樣的回頭路！”但對龍應台來説，國民黨終究是光明的官兵，而共產黨終究是該殺的強盜。龍應台的眼淚，大概就像魯迅當年所批判的可怕心態：“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甚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這滴淚，也是對歷史的嘲諷與消費。
陳映真在他的報導文學作品結尾寫下這一段話：“受到獨特的歷史和地緣政治所制約的、這祖國寶島繼日帝下台灣共產黨潰滅以來的第二波無產階級運動的落幕，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多少複雜的歷史雲煙，留待後人清理、總結、評説和繼承”（《鈴璫花》，台北：洪範版，頁262）。但是要如何“清理、總結、評説和繼承”，我認為還是要回過頭來補上這段被刻意切斷的歷史，特別是經過反共鎮壓所被扼殺的與大陸之間的關係，以及這段歷史在中國革命運動之中的意義，否則“轉型正義”都是空談，是誰的歷史？又該如何正義？
如果這段歷史沒辦法補課，又或是被某種政治力量所綁架，那麼每年在台北馬場町“秋祭”現場所看到周圍眼神茫然的青年、把“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當成同一件事的青年就會愈來愈多。六張犁“人民忠魂”碑上所銘刻“民主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死而後已”的意義，也就跟着台灣青年民族認同的轉向，再度被湮沒於荒煙蔓草之中。
呂老師文章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説的：“我也希望，藉由這本回憶錄可以讓人們回想起50年代為了全中國和全人類的前途而犧牲的那一代台灣精英”。“歷史虛無”與“去歷史”是當前兩岸共同面臨的困境，呂老師所説的“回想”當然很重要，我們當然非常希望這些受盡苦難的前輩們能夠繼續“硬朗地戰鬥去罷”。但在回想之餘，更需要的是接續的實踐與戰鬥，就像新中國著名詩人田間所描繪的：“中國的春天生長在戰鬥裏，在戰鬥裏鼓舞着全人類”！
陳明忠先生繫獄期間，其夫人馮守娥女士（同為政治受難人，繫獄10年）經常唱《度過這冷的冬天》來激勵自己：“度過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間／不要為枯樹失望／春花就要開放／度過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間／不要有一點猜疑／春天是我們的。”呂老師所説的“回想”，大概就是我們共同追尋屬於中國春天的第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