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亞洲特性與中俄關系
5月20-21日，強調亞洲特性的亞信第四次峯會在上海召開，與此同時，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訪華，雙方發表聯合聲明，中俄關系獲得前所未有的提升。這兩件事有着怎樣的關聯？是偶然巧合，還是有着內在的機緣與邏輯？值得做一番思考和分析。
俄羅斯與亞洲的歷史關聯
俄羅斯的起落沉浮，很多是與“東方問題”交織在一起的。如果不做更多牽扯的話，我這裏只説三件事情。
亞信峯會期間，習近平和普京共同觀看文藝演出
第一件事，在蘇俄歷史教科書上，12至15世紀為期250年左右的韃靼佔領時期，曾經一直是被作為一段黑暗歷史來描述的。但是，上世紀80年代之後，無論是西方、還是俄羅斯本國的史家改變了定勢，認為韃靼佔領雖然給當地留下深重的創傷，但是，蒙古大軍不光帶去了東方式的財政制度、軍事制度等等較當地更為先進的體制；許多史料還證明，這一階段由於韃靼佔領時的相對寬容政策，使得俄國東正教文化有所發展；而且，俄國當時所居的東北羅斯，之所以後來能演化成為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正是由於蒙古佔領這段來自東方歷史的影響所促成。可以説，俄國作為一個統一國家建構的早期，就是與“東方問題”分不開的。
第二件事，二戰以後蘇聯國力的登峯造極，顯然是與中蘇結盟及其變遷這一段歷史有着密切關係。一方面，當時的新中國受到了來自“老大哥”的全方位援助；但同時，從朝鮮戰爭開始一直到60年代初之前的十餘年中，中國也為支撐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做出了自己無可計量的貢獻。這是蘇聯得以走向世界頂峯的重要基礎之一。這一段歷史並不太長，甚至要遠遠短於冷戰後的中俄交往歷史。但當時不出十年，中、美、蘇這三大國關係又迅速地轉換了內容。70年代初的中美關係驟然解凍，為冷戰走向終結做出了實質性地鋪墊。這是蘇俄在處於巔峯時期的起落沉浮時，與東方世界有過的密切關聯。
第三件事，前蘇聯之所以成為超級大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世紀60-70年代後，在遠東西伯利亞地區能源的大規模開發，為前蘇聯提供了決定性的財政來源。近年來，俄羅斯再次把遠東西伯利亞的開發和開放，作為其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支柱，甚至於有專家提出，俄羅斯的國都今後要一分為三，莫斯科作為政治首都，彼得堡作為文化首都，而海參崴要作為經濟首都，理由是俄羅斯得以再生的經濟希望，主要就在於俄羅斯能否成功地面向亞洲。
這樣，至少在幾個最為關鍵的階段上，我們看到了“東方”對俄蘇歷史發展進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亞洲特性與俄羅斯的東向發展
俄羅斯的東向發展與亞洲格局當下的特點是否能夠相容呢？
從亞洲地緣角度來看，亞洲主要的兩塊地域是：烏拉爾山脈以東整個從南到北的歐亞大陸，以及沿歐亞大陸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大海域。這一片地理景觀異常豐富複雜的廣大地域，不光天生規定着亞太地區經濟與安全取向的多樣性，而且為大國間的縱橫裨闔、南北溝通留下了寬廣空間。
從最近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新絲路經濟帶”構想來看，如何打通歐亞大陸內部的經濟通道，至少在陸地上存在着三條路線：第一條路線，是通過中亞，與歐亞大陸深處國家進一步合作交往，這條路線經過了十多年的實踐，已經有豐厚的積累，但是依然要進一步花大力氣來構建在俄羅斯、中亞和中國之間的三方互補合作關係。
第二條路線，是通過參與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的開發開放計劃，為大歐亞視角的合作夯實基礎。俄羅斯方面在積極回應“新絲路經濟帶”構想時，特別提到了對接“新絲路經濟帶”和西伯利亞大鐵路之間的交通運輸管道，可見，這是可行的探索。
第三條路線，乃是在中國、俄羅斯、印度三大國之間形成進一步戰略合作網絡，一方面，吸引印度向歐亞大陸北向的合作與發展，同時俄羅斯和中國相互聯手協作，交好印度，構建面向印度洋的通道。冷戰時期，中國曾經堅決抵制過蘇聯的南下印度洋，如今，時過境遷，中、俄、印三者之間完全可以在全新的地緣政治協調和經濟互補的基礎上，探尋新的歐亞合作路線圖。
從亞洲文明特徵的角度來看，與歐洲以基督教為主幹的面貌不一樣，這裏聚合着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幾乎所有重要宗教，而且，還有不似宗教卻又發揮着重大精神影響的儒教，這使得亞洲不可避免地要求文明間的更多交往。
這次普京來訪與習主席所簽署的《中俄聯合聲明》有一處重要的宣示，乃是要通過“文明對話”來深化中俄之間的人文交往。世界上版圖最大的一個基督教（東正教）國家——俄羅斯，與一個古老的東方文明大國——中國之間沒有地理障礙的大規模的直接交往，這是中俄關系的實質之一，這也要求中俄之間遠不能停留於一般的物質交換關係，而是必須在思想和精神生活層面構建起心靈交往的橋樑。總結以往的中俄間交流，為何總有未盡人意之處，恐怕還在於流於表面，過於物質，而未及心靈深處。我們完全無需重回冷戰式意識形態結盟的老路。實際上，無論是高層還是民間，在這方面都有着大量的人文資源積累可供發掘和利用。
從歷史進程而言，一方面，亞洲乃是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但近四五百年來這裏並沒有出現歐洲式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和歐洲式市民社會的興起。另一方面，近百多年來從歐洲引進“民族國家”的國家建構之後，亞洲開始了一個前赴後繼、趕超列強的奮鬥過程。這樣一種局面規定着亞洲迫不及待地與世界發展進程的趨近，但是，世界歷史發展多樣性譜系上的亞洲樣式，又使得她必然有着與眾不同的表現。
俄羅斯作為一個歐亞國家，既有着亞洲的深刻烙印，晚近三百多年奮力學習西方的歷史，又基本上使其成為了一個以歐洲模式為取向的國家。俄羅斯作為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一種過渡、一種橋樑，恐怕還是可以使得亞洲和俄羅斯之間在現代化過程中相互獲得借鑑。至少俄羅斯在近二十年來艱難轉型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和教訓，比如休克療法的痛苦經歷，比如新世紀“黃金十年”的復甦和重起，甚至是蘇聯解體的歷史性啓示，仍可以為亞洲國家所深思和共享。
從發展格局上説，亞洲地區聚合着眾多新興經濟體，為當今世界發展速度最快、最有活力、最具潛能的一個重要地區。但亞洲各國和各地區之間的巨大落差，顯示着這一地區的高度複雜性和動態多樣性，同時，也成為當前地緣政治抗爭最為令人關注的區域之一。
從近年來的國際實踐看，俄羅斯曾經有超級大國的豐厚積累，迄今依然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和眾多國際平台上的特殊地位，尤其近年來為世人所共見的俄羅斯外交之長袖善舞，如果引導和運用得當，是可以期待在東西方之間以及在亞洲國際秩序的構建中起到積極作用。
亞洲安全與經濟相互交織中的俄羅斯角色定位
作為一個擁有巨大經濟和戰略資源的大國，如果各方面互動得當，俄羅斯可以逐漸在安全與經濟事務的交織中發揮積極作用。
多年以來，亞洲地區的安全與經濟因素呈互相分離狀態。四十多年之前，中美關係解凍之時，考慮的主要是抵禦蘇聯霸權擴張，安全考量占主導地位，經濟卻大體上在視野之外。亞洲的東西方關係解凍之後，一批新興國家先後相繼走上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道路，經濟成為區域內具有普遍性的主流取向。但那一時段，安全問題在亞洲並不像在歐洲那樣受到重視，大體處於被邊緣狀態。一直要到新世紀，發展與轉型後效應的“外溢”，客觀上引起了普遍的安全反響。到這時，安全與經濟才變得互相緊密交織而須臾不可分離了。
實際上，遠東西伯利亞的開發和開放，就是這樣一個經濟和安全緊密交織的故事。經濟落後滋生着安全擔憂，而安全關切又摯肘着經濟開發與開放。就遠東西伯利亞而言，緊缺的是資金、勞力，這在亞洲恰好較為充裕；而東亞發展最大的瓶頸在於環境、資源、農業甚至於淨水，而這一切恰好又能夠在遠東西伯利亞獲取。換言之，東亞發展與遠東西伯利亞的合作，不光是經濟上互補，而且可以設想，解決了經濟問題，也為稀釋安全擔憂作出了鋪墊，從長時期看，這使各方都有可能找到經濟與安全之間的結合點。可見，安全與經濟事務的緊密交織，有可能會形塑整個亞洲，而俄羅斯恰恰可以在其間起關鍵作用。
至於俄羅斯與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傳統合作關係，是否會在俄羅斯迴歸之後得以強化，甚而影響我國周邊安全，人們有所關切。筆者以為，第一，取決於能否找到經濟與安全事務之間的替代機制，以使各種利益關係能夠得到互補和替代，在這方面存在着機會；第二，關鍵還是要着力於循序漸進地構建起真正的區域安全機制，以維護地區的安寧。這是一個本來就要積極推進的重大機制。第三，當然是，打鐵還得自身硬，取決於是否有足夠的實力，包括調處化解矛盾的智力和處理應對的能力，也尤其包括面對國際挑戰，國人所應有的思想和道德高度。
從我本人的觀察來看，幾年前，俄羅斯方面的專家較多強調，要引進歐洲成熟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如OSCE（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觀察者網注）到亞洲來落户。而現在俄方輿論——包括《中俄聯合聲明》當中也有體現——更為強調的是，區域安全機制應該如何切合亞洲地方特色。看來，一場烏克蘭危機，對於改變和深化人們的認知還是起了作用的。
總之，亞洲特色和俄羅斯來到亞洲，這兩件事情之間，是存在一些內在關聯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關聯性還需要通過紮實的機制和措施去加以保障，須知，其一，來自兩種文明體系而直接接壤的兩個大國之間建立持久密切關係，遠非易事；其二，這兩大國還都需要在複雜的環境之下，同時與其他大小國家保持友好與合作關係。這既是現代國際政治的要求，也是昨日剛剛閉幕的亞信會議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