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海：從反華暴動看越南日企
“暴走族”一般狂躁的越南暴徒
到今天為止，持續蔓延的越南反華暴力活動仍然沒有得到完全控制，中越圍繞南海石油鑽井平台的對峙也依然在持續。在此次抗議活動中，同樣在越南擁有大量投資和一定經濟利益的日本也受到了相當程度的波及。
根據日本企業投資設廠最為密集的越南南方城市胡志明市所在的“胡志明市日本工商協會”統計，該協會所屬的703家日本獨資和合資企業當中，有大約10餘家受到越南暴徒的攻擊。據位於越南平陽省內受害日本企業的日方工作人員稱，他們的工廠遭到200名越南暴徒的襲擊，這些暴徒騎着摩托車湧入廠區，肆意破壞廠房的門窗和空調外掛機，造成慘重損失。而60多家日本知名企業進駐的、越南最早的外資企業園區平陽省越南-新加坡園區中的日本企業也遭到了暴徒的衝擊。日本最大的電池生產企業GS-YUASA生產輕便摩托車用蓄電池的工廠因此停產至今。GS-YUASA在越南的廣告部門負責人表示，“迄今為止這裏一直都是和平的，這一次的事態實在令人震驚”。而在同一園區的生產印刷油墨的大型日企DIC也在5月14和15日停工了兩天。
為了避免進一步損失，暴亂地區的日本企業一邊打出了日本國旗，一邊派出越南籍員工告訴遊行的人羣：“此處是日本企業，沒有理由破壞”。根據《產經新聞》和《日本經濟新聞》的有關報道，雖然暴徒們的破壞目標集中在中國企業上，但面對着被某位目擊暴力活動的日企日籍職員形容為宛如“暴走族”一般狂躁的越南暴徒，在越南從事工商活動的日本人普遍感到十分恐懼。
這場迄今為止從未有過的嚴重暴力活動，使日本企業界對其在越南國內繼續投資的前景產生了疑問。一瞬間，越南從日企規避風險的“福地”變成了充滿風險的“險境”。
越南打砸現場
美國解除對越制裁後，日企開始大規模進入
實際上，日本企業在越南的活動現今已走到第24個年頭了。在1990年之前，越南採取的是前蘇聯式的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當時的越南經濟是以前蘇聯為中心的“經互會”組織（經濟互助委員會，是蘇聯組織建立的一個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合作組織，1991年6月28日正式宣佈解散——觀察者網注）的一部分，其工業完全實行國有化，而農業則被徹底地集體農莊化。在1986年以前，由於前蘇聯的大批援助，越南的計劃經濟體制尚能進行有效運轉。可是，自從1986年戈爾巴喬夫政府大幅削減對越援助後，僵化而低效的計劃經濟缺陷很快便暴露了出來。另一方面，與中國的邊境戰爭造成的巨大消耗使越南的經濟狀況惡化。在1986年，儘管越南政府竭力控制物價，力圖確保計劃經濟體制的穩定，可是事實上的通貨膨脹已瀕臨無法遏制的地步。民間的黑市貿易也像雨後春筍般蓬勃地發展了起來。
為了克服這亟待解決的難題，越南共產黨在1986年12月舉行的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宣佈實施“革新開放”的經濟改革，提出了要將越南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向“越南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儘管越南國會隨後在1987年通過了《外國投資法》，但外資和外國企業的大規模湧入還要等到1991年7月越共“七大”再次確定“革新開放路線”之後。1992年，隨着越南國會完成修憲，正式確立了有越南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之後，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國資本和企業才開始認真開拓越南這個新興市場。
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日本對越南的投資範圍十分有限，截止1992年，其對越南的直接投資項目僅有29個，算得上大型企業的只有玩具生產商“壽屋”（kotobukiya）開設的一家玩具廠。除此以外，絕大多數都是與紡織業相關的中小企業。儘管對越南未來的經濟發展有所期待，但日本企業界當時並沒有對這個國家產生過多的投資熱情。這固然是由於當時的越南經濟技術水平還非常落後，越南市場微薄的購買力也沒有大規模投入的價值。但最為關鍵的是，此時美國仍然維持着越戰以來對越南的經濟制裁。因此，當美國政府在1994年解除對越制裁後，日企和日資立即開始大規模地進入越南市場。日本企業界給赴越南投資提出的口號是“抓住這個8000萬人口的東南亞最後的大市場”。
在1994年到1997年以及2001年到2008年間，日本前後出現過兩波投資越南的高潮。經過十餘年的大規模投資，日本的投資範圍遍佈建築、建材、汽車、電力、農業、物流以及零售和物流等生產和流通環節的各個方面。在第一個投資高峯期間，日企的投資重點主要是在購買力和基礎設施水平較好的越南南方。但從2001年起，出於控制勞動力成本以及加強與珠三角地區聯繫的考慮，日產和本田等大企業開始把投資的重點轉向基礎相對落後的越南北部。
投資越南為分散中國風險
無論是在上世紀90年代還是21世紀，日本企業向越南投資發展的根本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越南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有助於重振日本製造業的競爭力。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開始將國內和台灣的部分工廠遷往勞動力價格十分低廉的越南。通過這種方法，日本成功地使部分因為國內高昂的勞動力成本而難以維持的製造業企業重獲新生。
而近年以來，“分散投資中國風險”則成為日企進入越南的一個首要理由。眾所周知，2010年以來中日政治關係的惡化已經嚴重損害了雙方長久發展的經濟關係。加上中國日益增長的用工成本，以及勞動者權益意識的上升，使得20餘年以來，一直將中國作為最佳投資地點的日本企業，開始考慮給自己尋找退路。於是，勞動力成本不到中國一半左右的越南當然是一個合適的目的地。不僅中小企業，連富士通、本田和三菱電氣等大公司這兩年也加快了對越南的投資力度。
但必須指出的是，從中國分散風險並不意味着從中國撤出。事實上，日本企業在越南開展的業務基本上仍然圍繞着中國的市場需求。在東南亞地區還有勞動力成本比越南更低的國家，但越南緊鄰中國的優勢則是那些國家所不具備的。換句話説，在越南新設置的生產基地，事實上是以中國這個大市場為中心的經濟迴路中的一環。根據統計，日本企業在越南發展的生產能力中為越南市場所消費的不過佔其生產總值的4%。所以，儘管安倍在上台之後不斷地增加給與越南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ODA），但其中的近一半都被用來改善越南與中國之間的交通條件。可見，日本與越南之間的經濟關係對於越南自身的貢獻是非常有限的。
日本佳能在越南的製造廠
日籍員工待遇遠遠高於越籍員工
此外，《產經新聞》等日本媒體在反華暴動剛開始的時候，一再宣言中國企業苛刻對待越南員工導致了這次排華暴動的發生，並振振有詞地誇耀日本企業在對本地員工待遇和發展上的關照。可事實真是這樣麼?
在越南的日企當中，越籍普通員工與日籍管理人員的收入差距巨大。以生產汽車通訊設備的日本原田工業株式會社在越南的裝配廠為例，那裏的一個從越南國家理工大學畢業的熟練工程師的月薪只有區區1萬5000日元（合900元人民幣），只有同一崗位的日本技師的1/20。而普通工人的工資更是隻有這個數字的一半而已。此外，日籍員工所能享受的帶薪休假和各種其他福利也是越籍員工無福享受的。隨着近年來，越南勞動者的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懷着強烈不公平感的越南工人自然要把自己的“憤怒”宣泄給他們的日本老闆了。
不僅如此，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完全照搬日本國內的那一套，絲毫沒有顧忌到越南人的文化習俗。比如説，越南傳統上和中國一樣對農曆的春節（Tet）極為重視。因此，每到這個時節，所有的越南人都急切盼望拿到年終獎去好好過一個新年。可是，越南的日企頑固地堅持要按照日本國內每年4月進行年終結算的慣例，所以日企的年終獎金往往要拖到4月甚至5月份才會發放。可想而知，這麼做的結果當然會招致越南員工的不瞞。
另外，很多日本的管理人員仍然沿用着80年代以來的“日本式”的慣例經驗，完全不在意與越南員工之間的溝通。從2008年以來，因為日方管理層的疏於溝通和不良態度，已經多次發生了因此而引起的罷工活動。
説起來，迄今為止，大多數在越南生活的日本人雖然從越南低廉的物價和勞動力中獲益甚多，但他們從骨子裏面就是不肯放下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那種輕視態度。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企業家的唯利是圖和傲慢讓他們在泰國和印度尼西亞都充分領教了本地民族主義怒火的厲害，並且收到了一個“經濟動物”的罵名。那麼，如果不改弦更張，他們在越南的前景恐怕也難以逃脱這樣可能，筆者以為，這一次的暴動已經為所有的在越日企敲響了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