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時隔一年,埃及忙着打聽中國經驗
5月,夏天的熱風吹過埃及土地,期待已久的總統大選也拉開了帷幕——雖然大選過程中還出現了些波折:本應5月27日截止的大選,卻臨時延長了一天,結束時間改為28日晚上9時。然而,自2010年以來席捲埃及的“阿拉伯之春”早已春意闌珊。
前些日子,觀察者網編輯約稿説,能不能談談民主在埃及革命後的發展?走在開羅的大街上,我不禁想,現在還有幾個人願意談論民主?!電視、報紙、社交網站,還有人們的街頭巷議,充斥的關鍵詞是黑白分明的“打擊”、“消滅”、“戰爭”、“死刑”、“全部殺掉”……還有誰相信民主呢?
穆爾西的支持者如今還時常和我談起民主。但自從政變和清場後,他們從內心深處懷疑民主。絕望分子由此認定體制內的道路走不通,只有暴力抗爭才是正途。有些人就這樣“順理成章”地走上了恐怖襲擊之路。
軍隊和過渡政府每天唸叨民主。但從他們對西奈平民的圍攻轟炸、對抗議學生的大規模審判監禁、以及內政部手中的那份在埃外國人的通緝名單中,我們不難推斷他們所謂的“民主”意味着什麼。
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不再提及民主。他們説,現在的首要目標是實現國家穩定和安全,膽敢反對政府的人就是恐怖分子和我們的敵人。“國家陷入戰爭了,你還會去跟人談民主嗎?”
佔埃及總人口26%(注)的窮苦百姓考慮不起民主。一年來物價漲幅15%,政府補貼品供應不足,天然氣罐價格一度翻至6倍以上,排上幾天隊也不一定能買到一罐。窮人必須整日奔波、精打細算方能維持生計。
埃及的中產階級也無暇顧及民主。三年前革命到來時,他們曾義無反顧地站起來為窮人謀福利。但如今經濟蕭條,復甦乏力,與旅遊業相關的許多企業瀕臨倒閉,就連中產階級自己也日漸生活拮据。

今日埃及,還記得當年廣場上對“民主”的呼喊嗎(資料圖)
然而當我回想起三年、兩年、甚至一年前的情景,那時的場面卻與今天迥然不同。三年前,穆兄會自認為找到了一條連接伊斯蘭教法與西方價值的紐帶,這條道路就是民主革命,就是通過組黨和競選取得政治權力。兩年前,埃及軍方因為在穆巴拉克下台後把持政權一年有餘,而被支持民主、反對獨裁的抗議者搞得動盪不安。一年前,自由和世俗主義者進一步界定了民主的內涵,提出當他們收集到足夠多的反對者簽名時,政府就失去了合法性。
去年春天我到開羅美國大學主持討論,一位涉獵中國問題的女同學劈頭就問:“中國怎麼還不革命?你們怎麼還能忍受下去?”今年4月,同樣是美國大學,中埃關係研討會開了一整天。埃及的政界、學界精英彷彿亂了陣腳,對當前所處的政治經濟困局不知所措,忙着打聽中國經驗,甚至幾度要求北京出面調停,化解埃及的外交危機。
有關民主的討論就這樣在埃及消失了。過去三年帶給埃及人太多的恐懼、疑慮和苦難,人們不再相信民主,開始討厭民主,也懶得去想民主。我身旁的朋友們甚至不無自豪地説:“埃及不需要民主,我們現在缺的是獨裁者!”
民主就註定要失信於埃及人嗎?事實也並非如此。埃及革命爆發前,政府的專制和暴力已讓民眾忍無可忍,而後者卻沒有渠道去制衡、監督權力。在那時,民主確實是埃及所需的。穆巴拉克統治末期,埃及政府依附於美國,民眾覺得顏面掃地;包括教師在內的公職人員對百姓盡情吃拿卡要,腐敗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警察依靠暴力尋釁滋事,對路人肆意欺凌;上流社會揮金如土,國有報業的董事長每月基本工資就達9萬埃鎊(約8萬元人民幣);而年輕人卻在大學畢業後隨即加入失業大軍,迅速滑向貧困的深淵。在這樣的形勢下,自2000年以來,穆巴拉克傳位於子、權力世襲的跡象又日益明顯。人民因此被逼上革命之路,呼喚民主、自由和尊嚴。
然而革命爆發、政府倒台後,突然降臨的民主制度卻沒能把埃及帶上國家建設的正軌。政治運動充滿新鮮和刺激,而改革和發展卻需要默默無聞的長期付出。當國際媒體、西方政要將“1·25”革命奉為民主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捧上道德制高點時,廣場上的革命者也似乎被衝昏了頭腦。他們有的從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市民變成了暢銷書作者和演説家,有的受邀到世界各地與政要對話,有的作為言論領袖被媒體競相採訪,還有的通過組建政黨平步青雲進入政壇。
當革命者自恃功高,飄飄然將一切美好的願景倒入革命的搖籃裏時,卻開始與國家建設的實際漸行漸遠。穆巴拉克下台後的兩個月裏,人們自發走上街頭,參加義務勞動,但這樣的熱情和努力卻沒能持續下去。幾個月後,當看到公路兩旁類似“為國家而工作”的標語時,有人開始説:“他們這是要把埃及變成納粹的集中營麼!”
與此同時,紛繁複雜的政治口號和陰謀論開始浮出水面。為了捍衞民主制度和革命果實,埃及政府和人民把精力消耗殆盡,國家改革的機遇付諸東流。穆巴拉克倒台後,軍方制定了詳細的時間表和政治路線圖。照理説一切都在按部就班進行,政府從此可以改善治安,專心建設了。但民眾卻不願等上一年半的過渡期。他們擔心軍隊戀權,變成新的獨裁者,要求軍政府提早交權。浩浩蕩蕩的二次革命在全國各地席捲而來。2012年,登記在案的示威遊行就達3800次。
穆爾西就任後,發現國家積重難返,人民期待高不可及,但他手中的權力卻根本不足以應對改革的阻力。於是他考慮擴權,正中反對派下懷。執政僅滿一年就被人民和軍隊推翻。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各派政治勢力打着民主、救國的旗號,實際關心的卻是你死我活的權力爭奪。先是伊斯蘭勢力利用人民對穆巴拉克的憤怒把前政府官員一網打盡;接着,穆兄會又聯合自由和世俗主義者動員人民上街抗議,以削弱軍隊的統治基礎;穆爾西執政時,自由主義者、世俗派、穆巴拉克餘黨和軍方聯起手來,利用民眾對生活的不滿把伊斯蘭勢力趕下舞台……
現在,國防部長塞西參選總統,在羣眾中威望很高,當選幾乎沒有懸念,但這並不意味着此後埃及就能順利發展。在去年反穆爾西的“6·30”革命中,曾有抗議者説:“塞西當了總統,我們就會努力工作。”但今年3月,塞西號召埃及人過苦日子,告訴青年們:“你們不能對國家提要求,而必須考慮自己能為埃及做什麼。”瞬間,他又像此前的領導人一樣遭到社會各界揶揄,其當政後或許能繼續依靠軍隊維持國家大致穩定,可是發展的道路仍舊迷茫。
伊斯蘭政黨和部分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者已站在軍政府的對立面,他們知道塞西無法緩解埃及的經濟社會問題,只等待民怨沸騰的那一天再次降臨。
大多數埃及人對民主和變革的要求是真誠的,但他們像提線木偶一樣被政治人物操控,被塞進這樣或那樣的戰鬥中。他們活着是大人物擴展權力的炮灰,死了便成為政客用來博得世人同情的一組數字。
過去三年裏,旅遊、交通、投資、糧食、能源、物價、外匯、就業、貧困、補貼,乃至尼羅河水源紛爭、西奈反恐和埃以關係,埃及的種種問題和漏洞引發全社會關注。各派政治力量在民眾面前侃侃而談,對國家面臨的危機表現得憂心忡忡,對救民於水火信誓旦旦、躊躇滿志。但在實際運作中,這些問題只不過是他們扳倒現政府的工具,是實現新一輪權力重組的絕佳籌碼。
而對人民而言,除了不斷上街抗議進行宣泄,他們似乎已找不到別的辦法。一浪高過一浪的民主運動伴隨着各種政治口號,令埃及人在絕望中失去理智。於是我們看到示威者一邊打砸破壞,一邊抱怨治安惡化;一邊習以為常地加着1.8埃鎊/升的92號汽油,一邊要求政府為了民族尊嚴停止向外國借款;一邊驚詫於埃及糧食不能自給,一邊用補貼價買來的大餅喂牲口,因為大餅比飼料還便宜……
寫到這裏,許多人會説:這是民主變革所必須經過的陣痛,經歷這段挫折後,埃及會朝着更成熟的民主制度邁進。然而評論他人易,換位思考難。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的埃及國民是普通人,他們活在當下,不能像史學家一樣笑看百年風雲,也不能像某些吃喝不愁的知識分子一般超然淡定。他們會追問,為什麼我的大好青春要成為民主陣痛的犧牲品?為什麼我作出了犧牲,但卻遲遲享受不到民主的福利?除了上街,我們能靠誰?還能怎麼辦?!用普通百姓的視角來看待這場轟轟烈烈的阿拉伯革命,或許能撥開上層鬥爭和陰謀論的迷霧,為我們思考民主、民生問題帶來更鮮活的體驗。
如果建立民主制度真的是埃及走向復興的必經之路,就現在的情況而言,我不知道2011年那場革命的到來究竟是加快了埃及變革的節奏,還是放緩了民主到來的腳步。
注:埃及官方統計部門公佈,2012-13年全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比例26.3%。這個數據是不準確的,因為該機構認為絕大多數有固定工作的埃及人都不需被計入貧困人口之列。而實際上,擁有固定工作但收入水平低於貧困線(年收入3920埃鎊,約3500元人民幣)的人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