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回應奧巴馬西點軍校演講
【作者按：2014年5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西點軍校畢業生演講。他認為，美國的國力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盛，“全世界都期待美國出手相助”，“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而且至今仍然如此。這是上一個世紀的現實，也將是下一個世紀的現實。”奧巴馬將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發揮領導作用”視為自己的底線，並表示“我們如果不領導世界，誰來領導？”當面對國際輿論時他説，“為了保護我國人民、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生活方式，美國永遠不需要徵求別人的許可”，“我對美國例外論深信不疑。”奧巴馬認為，“美國對民主和人權的支持超出了理想主義的範疇”，“民主政權”這個最親密的朋友能成為美國產品的市場。在中國南海問題上，他表示“我們正在這個過程中向東南亞國家提供支持”。最後，他勉勵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們“為了讓美國領導世界，你們要竭盡所能。”
看了這些想到了已發表過的兩篇舊文，拿出來提供一點不同的看法。】
美國的戰略能力在衰落
●美國正在自毀二戰後已在雅爾塔體系中確立的有利於美國世界霸權的基礎
●目前西方是在漫天罵街的同時，手中既無制約中國的絕對武器又離不開與中國的戰略合作
戰略文化屬於軟實力範疇。在這方面，東西方各有各的特點，不同的特點使東西方大國產生不同特色的國家戰略能力，並引導這些國家出現不同的國運變遷。
有了統一文化，近世中國才有馬克思説的“一天等於20年”的發展
西方是形而上學的故鄉。在東方人擅長的辯證法上，西方人往往顯得笨拙。形而上學解決問題，更多是依靠增量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我們看小布什打伊拉克，其戰略重形式，輕變化，一根筋打到底；用成噸黃金去砸那些數不清的目標。除了食洋不化者，真正的東方人是不會這樣的。東方人知道“少則得，多則惑”，知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以我為主，用孟子的話説就是：“萬物皆備於我”。
不同的文化給不同的國家帶來不同的國運。中國近世發展起點低，但崛起速度在世界各國中是罕見的。這與我們五千年曆史形成的積澱深厚的文化優勢有很大的關係。且不説從1901年《辛丑條約》時的中國到北伐勝利這二十多年中國的快速變化，大家只要看看太平洋戰爭前後的歷史就足以説明問題。1940年中國已分成若干個政治實體，那時中國在同盟國中起點最低，可1945年中國就合併為兩個政治實體並一躍成為四大戰勝國之一；到1949年中國除台灣外基本實現國家統一；1953年中國在朝鮮戰場上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美國人；1964年中國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有核國家，而中國完成這奇蹟般的轉變只用了24年的時間。
同樣的情形也曾出現在歐洲，但結果則正好相反。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將歐洲統為一體，其意義相當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可在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簽訂一紙《凡爾登條約》將歐洲一分為三，此後歐洲地理版塊像“微積分”一樣越分越碎。這為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深埋了一個迄今仍極難修復和英、俄、美等可以操縱的破碎根基。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就是思維差異。西方人重分析，並且是形而上學式的“微積分”；東方人重綜合，而且是大一統式的綜合。這是東方哲學的要義，也是東方精神的要義。
正是有了這種重統一、反分裂的人文精神，1945年在南方，馬歇爾叫蔣介石不要過江北時，蔣寧可下野也要北上統一中國；在北方，斯大林不讓毛澤東南下過江，毛澤東更是不聽，他拿下東北後，“不可沽名學霸王”，一氣打過江南統一了中國。這就是中國人的大哲學：自家再打也不分家。正是有這種統一文化，近世中國才有馬克思説的“一天等於20年”的發展。靠什麼？靠的主要不是物質力量——那時物質力量最弱，而是東方人特有的基於大歷史和大哲學底藴的重統一、反分裂的人文精神。斯大林曾告訴蔣經國：“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可見，東方文化中的在統一前提下的辯證思維應當是我們戰略研究中最深刻的基礎。
美國角色日益從世界的操縱者向他國的“戰略清道夫”轉變
蘇聯解體之初，美國在中亞的佈局是有利於美國的。當時塔利班在北面制衡蘇聯五個加盟共和國，在西面制衡伊朗；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和薩達姆治下的伊拉克都是遜尼派，伊朗是什葉派，塔利班和薩達姆分別從東面和西面牽制着美國人的重要對手伊朗。美國在海灣戰爭中打敗又保留了薩達姆，用它制約伊朗；又用解放了的科威特從南部制約着薩達姆。美國從中用最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自己在中東的戰略利益。可小布什上台後，美國打敗了塔利班，俄國的力量反而南下進入阿富汗；打倒了薩達姆，伊拉克什葉派獲勝，伊朗的地盤反而擴大。
更有甚者，在卸任前夕，小布什在為俄國和伊朗南下搬掉了塔利班和薩達姆後，又從中亞來到歐洲，積極支持科索沃獨立，這又進一步為歐洲的崛起清除戰略障礙。如果我們再考慮到歐元對美元的撼動作用，美國正在自毀二戰後已在雅爾塔體系中確立的有利於美國世界霸權的基礎。二戰中美國人不僅要擊敗德日法西斯，還要利用這場戰爭摧毀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霸權。為此，羅斯福支持馬歇爾通過在大西洋東岸的諾曼底而不是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開闢第二戰場，這樣便自然而然地將東歐放給蘇聯。諾曼底登陸造成的後果，是蘇聯勢力上升和蘇聯對歐洲的戰略空間的大幅擠壓。此後，歷史上的大歐洲，現在變成夾在蘇聯和美國之間的“西歐”。西歐由此就成了美國的政治附庸。
蘇聯解體後，這時的美國人像小孩一樣得意忘形，不自覺地再次為歐洲幹起“戰略清道夫”的活兒。1999年，美國推動波蘭、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約，同年又領導北約發動科索沃戰爭，將科索沃從塞爾維亞剝離開來。2004年，歐盟實現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東擴，成員國從15個增加到25個。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議會通過獨立宣言，美國隨後宣佈正式承認科索沃獨立。如果我們看一眼地圖，就會驚訝地發現，如果科索沃最終獲得了“獨立”或事實獨立，那麼，歐洲力量及其依託的地理基礎又接近與二戰前的大版圖歐洲重合，羅斯福、馬歇爾為擠壓歐洲而設計出的“小歐洲”地緣政治佈局已喪失殆盡。
如果將科索沃問題納入戰後雅爾塔大格局中研究，就會發現科索沃事件為歐洲恢復二戰之前的北大西洋政治版圖畫上了完美的句號。歐洲的新崛起將對美國再次形成類似於二戰前的戰略壓力。這種壓力將迫使美國從北太平洋西岸進一步實行尼克松式的戰略收縮——如果再考慮到美國在中東的慘敗及由此帶來的歐元的崛起和美元衰落，那麼就有理由認為這種收縮的幅度還會相當大。北大西洋兩岸發生的這些變化必然又為中國——當然還有目前地緣政治形勢異常脆弱的日本———在西太平洋海區留下更大的伸展空間；這同樣也為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留下更為主動、從容和寬鬆的地緣政治環境。
西方不合時宜的反華做法，説明西方人沒了以往的自信
現在美國的國家戰略能力在下降，相反，經歷過前些年困惑和困難的中國和俄國，其國家戰略能力正在上升。中國的崛起再次惹起曾經羨慕中華文明的西方人妒忌狹隘的複雜心理，他們這種老城住户特有的小家子心態在這次奧運火炬傳遞途中終於按捺不住並轉成了市井謾罵。通觀歷史，我們發現，罵街，着急了還要打人，這對歐洲人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事，當年歐洲人就是以這種市井態度來對待美國的，結果硬是逼着美國成為世界強國。有意思的是，今天美國人也有了歐洲人的同種心態。西方這種不合時宜且非常失態的做法，説明西方人真沒了以往的自信，以致連奧運會這種機會也捨不得放過。有效的外交，是嘴上説得好聽，而手裏攥着制敵的武器。目前西方是在漫天罵街的同時，手中既無制約中國的絕對武器又離不開與中國的戰略合作。這説明：目前西方反華外交，如果不是弱智的話，那它上演的就是“空城計”。
1897年7月俄國財政大臣維特對來訪的德皇威廉二世談到美國時説：“要不了多久，歐洲就會變成一個被文人雅士仰慕過的曾經美似天仙而現在已經老態龍鍾、步履艱難的婦人了。”老婦人總是要對“灰姑娘”説三道四的，這是因為她已失去了少婦時的自信。現在看來，今天的美國離這一天也不遠了。
（原載《環球時報》2008年4月30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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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美元的困境
地緣政治問題實質上是資源政治問題，對美國而言，地緣政治的實質是石油美元問題。1897年，威爾遜向西奧多•羅斯福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國際商務”。理解這句話也就理解了美國及其命運。石油關乎美元，進而關乎美國的命運。
美國總統尼克松為美利堅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貢獻是，成功使美國擺脱越戰並與中國修好，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對美利堅民族而言也許是致命的：他宣佈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而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鈎。於是，原來可以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哪怕是軍工產品，徑直變成了脱離國民勞動且遠離本土的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這樣，美元的堅挺就要靠國際大宗消費品石油的採購以美元結算來保證。從勞動形態上説，今後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國民勞動而是國家對外戰爭。由於美國不是把重心建立在國民勞動的基礎上，它也就只有聽憑華爾街國際資本設置的一次次“財政懸崖”的擺佈了。
美國對世界石油控制的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只能使用美元。由此美元從黃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時代。支撐美元的基礎也從本國產品轉移到中東石油。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尼克松之後的美國外交日益向中東集結以及石油價格在幾十年間迅速嚴重偏離其價值的原因。
對美國而言，地緣政治的實質是石油美元問題
尼克松之後，美國外交的重點是要保證國際石油採購以美元結算。對於那些不願以美元而以其他幣種進行石油結算的國家，美國不惜用軍事手段予以懲罰。就這樣，石油美元使美國從一個依靠實體生產的國家異化為一個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國家，這時“美國生產”依靠的不再是國民勞動而是對外戰爭，“美國製造”的不再是民生產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價證券。這時的美國已由華盛頓的美國蜕化為華爾街的美國。
一般來説，主權國家的不動產是國家貨幣價值的承擔者，在此之上的勞動產品的價值是其貨幣增值的前提。美國曾主要以軍事工業生產提升美元的價值，但與世界石油比，美國軍工這時畢竟還是國民勞動的產品。尼克松將美元直接與世界石油掛鈎，美元在軍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這個新支柱。這樣，美國金融集團便有了雙輪滾動出的利潤：軍事勝利既拉動了軍工又保證了國際石油以美元結算，美元結算造成美元堅挺；美元堅挺又有助於軍事持續勝利並反作用於美元的堅挺地位。但保證這一切的前提就是美國為控制世界富油區而必須進行持續不斷而且必須勝利的戰爭。現在回頭來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國的同時卻又更深地傷害了美國：他使人民離勞動更遠，離戰場更近；為華爾街國際資本而不是為美利堅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國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美國國民的“生存方式”。
將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不放在國內產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這等於將美國的安全基點從本土移至中東，這樣，華爾街國際財團就將超負荷的國防任務強加於美利堅民族並使之自越南戰爭後再次透支了它的國力。2007-2009年間，美國國防支出佔美國聯邦財政總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軍費支出卻佔國防支出96%左右，國防支出基本沒有“浪費”，都用於軍費了。其間的關係是，國家財政依賴華爾街金融，華爾街金融依賴軍工和能源的擴張；軍工能源擴張又必須以對外戰爭拉動，戰爭勝利再反哺財政。戰爭成了國家財政增長的“推土機”，而成本越來越高的戰爭又進一步透支了國家財政。如此惡性循環，致使美國發生了迄今尚不見盡頭的危機，而危機又恰恰以戰爭的失敗或難以為繼為先導。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那麼，美國求福的道理何在呢？在節制。與身體保養同理，國力來自節制而非透支。現在治癒美國“腎虛”重病的有效“藥方”是“邁開腿，管住嘴”，即對內加強民族產業，對外少搞侵略擴張，用發展民族工業的方式“強身健體”。這樣美國國力就可以休養生息，得到恢復並會再次以新的姿態步入世界。目前看來，這對美國而言是最不可能的選擇。因為沒有石油，美元大廈就會坍塌，這是目前的華爾街，甚至相當多的美國人都無法在感情上接受的。
（本文原載於《社會觀察》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