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凌：邪教殺人，你們殺政治

近日，山東招遠一名女子在麥當勞被六名邪教成員圍毆致死，犯罪分子手段殘忍，令人髮指。大多數公眾對此暴行震驚和譴責，造謠抹黑的聲響自然也免不了的。

還有那麼一羣人，跳出來痛心疾首地追問：圍觀的人為什麼不上前幫忙呢？沒有人對受害者伸出援手，社會為什麼如此冷漠？如果換成自己，大概也會袖手旁觀吧。“我們是什麼時候因為什麼變成了這副德行？”——“今晚，是中國人集體地恥辱。”

對不住，自己會縮頭的，別動不動就綁架中國人集體陪你們反思。至於怎麼“變成這副德行”，倒是願意陪着回憶回憶。

還記得大明湖畔的“範跑跑”麼？

還記得怎麼用個人選擇的自由替他辯護的嗎？

還記得怎麼污衊雷鋒造假，攻擊雷鋒精神的嗎？

還記得編寫醜化黃繼光的小段子，怎麼把邱少雲稱作烤肉的嗎？

還記得造謠狼牙山五壯士嗎？

還記得躲避崇高，説道德是對自由的綁架嗎？

還記得你們説外國人從來不提倡見義勇為，是對公民權利的推崇嗎？

還記得傳説中美國軍人選擇投降是對生命的尊重嗎？

……

名就不點了，蹦躂得歡暢的，總是那幾個。真不明白你們為什麼要譴責圍觀者冷漠。打起歷史虛無主義的大旗，不冷漠的都被你們掃進了垃圾堆。個人選擇的自由不是你們口中至高無上的價值嗎？個體生命和私有產權不是神聖不可侵犯嗎？圍觀者好容易踐行了理論，你們不誇上兩句，怎麼反過來説中國人冷漠沒有血性，又上升到民族劣根性了呢？

我不明白。也許，我的邏輯還停留在牛頓力學的層面，你們的邏輯已經進化到量子力學的水平——測不準啊。你們的言論如此好猜，但你們的邏輯難以捉摸，你們究竟持怎樣的立場，認為怎樣的人才算一個好人，怎樣的社會才算一個好社會，竟然是要視同一個事件發生在外國還是中國，一句話由外國人講出來還是中國人講出來而定的，你們天馬行空，簡直是薛定諤的知識分子。

當然，有些事情不能全怪你們。近代以來，關於政治共同體的想象，大體上是這樣：人類有一個自然狀態，在自然狀態中人們彼此爭鬥，陷入戰爭，有暴死的可能，所以人們簽訂社會契約，轉讓自身權利，於是有了政治共同體。雖然“自然狀態”什麼樣，“社會契約”是什麼存在諸多爭議，但契約論的模型基本上還是政治哲學的主流。

問題在於，政治共同體要存在，依賴於犧牲。不信可以翻翻《美國聯邦黨人文集》，説得很清楚：“……在一次長期的流血戰爭中並肩作戰，光榮地建立了全體的自由和獨立。”可是，如果按照一般的“契約論”來理解政治，簽訂社會契約就是為了保全每個個體的生命和自由，當維護個體成為政治邏輯的絕對起點，誰會去作出犧牲，又為了什麼而犧牲呢？

別説在戰爭時期，即便是日常生活中，誰都不會去做警察、消防隊員這樣危險的工作了。每個人與共同體的關係都是錙銖必較的算計和討價還價，沒有絲毫的認同感和價值歸屬，這樣的共同體根本不可能存在。你還指望圍觀者見義勇為？還指望人們不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只有法律是維持不了一個共同體的，這是難以承受的高成本，這就是為什麼，啓蒙時代以來的政治哲學家，在以契約論構想他們的政治模型時，最後又總會訴諸於教育、公民宗教或自然宗教之類的東西。

我們需要道德、理想、價值、文化和情感寄託，這些被庸俗自由主義視為可有可無，甚至棄如敝履的東西，實際上是一種必需。有些自由主義者也假模假式地談論這些東西，但他們唯獨不願談政治，可是沒有了政治，它們就變成了裝飾品，變成了任人隨意擺弄的心靈雞湯。我們不能想象在一個“去政治化”的共同體中，怎樣身為一個原子式的理性經濟人孤獨地活着，更不能想象怎麼能一邊推崇這種活法，以至於連“範跑跑”都能辯護，一邊又責怪圍觀者冷漠，要別人集體反思。

你們曾説政治低於個人，道德低於自由，情感歸屬只是個體選擇，不該分好壞對錯，否則就是專制社會。邪教殺人，你們殺政治。難道不正是沿着這個邏輯，政治死了，道德沒根了，邪教才有機會乘虛而入，在價值虛無的土地上開出惡之花嗎？

“我們是什麼時候因為什麼變成了這副德行”，是該好好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