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鋭：別了，代理人的故技

利用週末，我以私人度假身份赴新加坡參加了今年的香格里拉對話會。6月1日上午，王冠中副總長強硬回擊安倍和美防長哈格爾後，我會場內偶遇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科恩先生。他一眼認出我來，很嚴肅地説，你當初採訪我時提問很尖鋭。我説對您還算客氣，接着我回憶了1995年我專訪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時追問的兩個問題：誰當年在阿富汗支持塔利班對付冷戰對手蘇聯？誰在兩伊戰爭中支持了薩達姆·侯賽因對付伊朗？舒爾茨大為不悦，採訪結束時他氣呼呼地拂袖而去。

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資料圖）

我的提問點中了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要穴：在與其戰略競爭對手博弈時，美國常發動代理人戰爭，從後排指揮。今天亞太地區唯一可以憑實力也有意願挑戰守成超級大國的，有能力重新安排亞洲安全秩序的潛在對手是中國。國防預算大幅削減之下，美國在亞洲的再平衡當然需要借力打力。那麼，誰是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對抗中國的影響力？應徵者，日本，菲律賓和越南也。

且不説中國是否真的如美國超級鷹派米爾斯海默教授所言最終會挑戰美國藍水海軍的霸主地位，歷史表明，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美國自食其果，支持塔利班，客觀上庇護了基地組織，成為美國反恐的頭號敵人。美國支持薩達姆，結果這位大獨裁入侵科威特，用美國提供的化學武器（有國際媒體報道）屠殺了庫爾德婦女和兒童。雖然很難想象在戰後實行了民主改革的日本，右翼會一帆風順地重歸軍國主義，但許多中國學者有共識，藉口中國和朝鮮威脅，日本右翼會繼64年前的朝鮮戰爭，再次充當美國對抗北方“鐵三角”的橋頭堡和代理人。第一步，就是解禁集體自衞權，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款，推翻美國強加在它頭上的和平憲法，在明年紀念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週年之前，試圖改寫亞洲戰後體制。習主席和普京總統已經在上海亞信會議期間明確表示，兩國將聯手紀念反法西斯勝利，決不允許陰魂不散的軍國主義後裔否定二戰成果。有意思的是，安倍在本屆香會晚宴上居然鼓勵“新日本人”要像他們的祖宗一樣。可是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是大戰犯。

誰都知道，一心推翻戰後體制的日本右翼包括前日本民主黨領導人始終主張美軍離開日本，內心十分反美；部分有戰略眼光的日本政治家還主張成立東亞共同體和亞洲貨幣基金，排除美國。韓國軍隊也一度希望拿回美軍在朝鮮半島的戰時最高指揮權，大韓民族主義和日本右翼曾經讓華盛頓一身冷汗。恰在此時，釣魚島的購島發生了，那麼巧，那麼戲劇性！本來非常被動的美國在亞洲一夜之間恢復主導話語權並重新鞏固冷戰時期的雙邊軍事同盟。我不是陰謀論者。但是，冷戰期間美國培養了一批能掐會算搞厚黑的戰略家，斯諾登事件就暴露了一個龐大帝國的思維，監聽盟友，把自己的絕對安全建立在別人絕對不安全之上，抵近偵察，拉幫結派，赤裸裸地物色新的地緣對手，養活飢餓的軍工複合體，在中期選舉之前大秀對華強硬。這樣的民主國家如何靠榜樣領導世界（lead by example）？

這且按下不表，1960年簽署的日美安保條約據尼克松當年訪華時對毛澤東説，是為了對付日本右翼的cork in the bottle瓶塞子。那麼一旦日本恢復集體自衞權，告別無核三原則，加入核軍備競賽，二戰期間對日本扔下原子彈的美國怎麼辦，誰最憂心忡忡？首先是美國。熱衷於搞離岸平衡和代理人戰爭的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是否會從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的火拼中漁翁得利？中國的民族復興是否如五四後的救亡運動，再次被我們的近鄰日本所嚴重干擾和中斷？面對更多敢於説不的中國將軍，美國五角大樓當然會幸災樂禍。

最後一點，安倍在香會晚宴的主旨發言中主打人權和法制牌。連美國人都私下擔心，否認慰安婦的一個右翼政府怎麼會尊重人權？參加香會的全國人大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在第一場特別論壇上指出：一個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肆意捕鯨的民族，怎麼就嚴謹地尊重了國際法呢？

明瞭人王冠中副總長當然需要脱稿回應：別忽悠了。兩個身披皇帝新衣的大國，一唱一和，多少有些滑稽。回到本文的最開始，在中國做生意的前國防部長科恩先生很誠實地説，你問的都是事實。王副總長也同樣欣賞美國的直來直去。這就好辦了，不如中美坐下來好好商量一下各自的紅線在哪裏，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也借用了中國的措辭，提到美國的核心利益。雙方挑明瞭，也好重新建設性地思考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提出的G-2的中國版模式，尊重中國在西太平洋的重大利益，接納中國的崛起和大國地位，放棄物色代理人的冷戰思維和短視，重新飛越駝峯，聯手對付法西斯的後代，避免“積極和平主義”原形畢露和戰略失控，共同致力於東亞的共同繁榮。這樣美國才不至於繼1949年後再度丟失中國。今天的中國誰也無法丟失，因為代價無法承受。

（本文為作者向觀察者網獨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