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國際問題研究應從分析矛盾入手

【本文為作者《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再版自序。】

這套全景式的戰略研究著作，自2010年出版以來受到讀者的抬愛，出版社編輯同志通知我要再版。這説明近些年的國際形勢變化確實在催人思考，人們開始擺脱經濟決定論，逐漸從政治戰略的視角思考國際和中國問題。政治學，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政治學在中國的學術發展進程中經過“否定之否定”的循環後，再次為人們所接納。這並不奇怪：在險象環生的國際環境中，唯心主義難有立足之地。

矛盾分析和歷史分析的方法是筆者堅持的研究方法，誠如毛澤東同志所説：“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為科學。”[1]分析矛盾，就是分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説：“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妙，即矛盾的辯證存在，徼，則是具體矛盾的規定邊界——沒有邊界就無所謂具體。這就是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同時矛盾又是有邊界並因此可以相互轉化的。認識矛盾，既要看到它的普遍性，還要看到它的有限性；僅僅認識到矛盾的普遍性是不夠的，還要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及其轉化的條件。

好朋友，勤算賬；好鄰居，勤打牆。我們研究國家利益及其需求，不能僅從“戰略伙伴”式的共性及建立其上的合作入手，而應從其雙方關係的矛盾點入手。這是因為，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導出的國家力量的絕對有限性和國家發展需求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國家發展自始至終面臨的基本矛盾，而貫穿其間的生存鬥爭則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絕對底線和動力。在事物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中，鬥爭性是絕對的，統一性是相對的。不從絕對性而從相對性入手，其研究結論無異於緣木求魚。另一方面，我們説，矛盾的鬥爭性是絕對的，這絕不是説消滅矛盾就是我們的目的——因為矛盾是消滅不了的，而是説鬥爭的目的是轉化矛盾。轉化而不是消滅矛盾是矛盾解決的要義，也是戰略哲學的要義。從這個意義上筆者強調：“戰略的最高境界是有方向的和平。”[2]

歷史是理解問題尤其是理解政治問題的鑰匙，所以毛澤東同志還説：“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3]真理，本質上説，不是從書齋而是從實踐經驗尤其是從血寫的實踐經驗中學到的。這是因為學理不同於事理，而歷史就是事理堆砌出的實踐過程，學理因此要從屬於事理。我們在生活中常常會發現這樣的現象，即有時學理沒錯，但事理卻遠不是那回事。德國經濟學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4]，這是因為政治現象不能用純學理去解釋，比如“兵不厭詐”，一個“詐”字本身就是反學理的；再比如，一隻披着羊皮的狼與一隻羊相加，是1+1的邏輯，還是1-1的邏輯？是“雙贏”的邏輯，還是“零和”的邏輯？這些只有獵人尤其是有長期狩獵經驗並因此“明白事理”的獵人才能認識和解決。因而“1+1=2”或“1-1=0”的算式，如脱離事理就無法得出正確的結果。經驗尤其是歷史經驗，是事理化的學理，學問是學理化的事理。現實生活中的“求是”更多地要靠對“實事”的經驗判斷，是邏輯與經驗、進而學理與事理的統一，而聯接兩者的媒介就是實踐。歷史是實踐的集合體，而矛盾則是其中的絕對主題。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沒有刀子，別説改造社會，就是進了廚房也只能是無所事事。經歷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敗，馬克思認識到“刀子”的重要性，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説；1927年後中國共產黨人在“四一二”血泊中懂得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以改造”[5]的道理；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對華侵略戰爭，此後中國人民獲得了向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者和平妥協絕無出路的經驗。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説：“這是血的著作。”歷史本質上是血寫的，我也以這樣的認識來寫這三卷本的著作，願它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些積極的促進作用。

最後需要説明的是，在新版之前，作者和編輯同志對全書再做通校，發現了一些筆誤並做糾正，對編輯同志的細心和辛苦在此表示感謝。

2014年5月27日

【注】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頁。

[2]張文木著：《國家戰略能力與大國博弈》，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頁。

[3]“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頁。

[4][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7頁。

[5]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