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布魯克斯：西方民主制該如何回應挑戰

蘇聯解體後，民主迎來了自滿的時代。在失去了能與其分庭抗禮的對手後，全世界的民主政府都開始腐壞。在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已暴露出分化、停滯、失效等重重危機；仍相信政府能做正確決策的美國人，只有可憐的26%。在歐洲，民選官員與選民的隔閡越來越深：他們既未妥善處理歐元危機，又使大規模失業問題雪上加霜。

美國暴露出分化、停止、失效等重重民主危機

以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的標準來看，在過去八年中，世界各處一度高漲的自由大潮逐漸退卻。南非等新興民主國家開始腐化；被貝塔斯曼基金會劃歸“缺陷民主”（有選舉舞弊等亂象）的國家數量已上升至52個。約翰•米可斯維特（《經濟學人》總編）和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經濟學人》編輯）在合著的《第四次革命》中寫道：“到目前為止，21世紀是西方模式腐爛的世紀。”

過去幾年發生的重大事件，將民主制度的結構性缺陷暴露無遺。一般而言，民主國家難以進行長遠規劃。選民只想讓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務，自己卻不肯為此埋單。隨着越來越多的利益集團獲得立法否決權，民主體制內部的制衡機制有滑向癱瘓的危險。

西方世界處處瀰漫着對政府厭惡不滿的情緒。政府自我調節的速度，遠低於社會、經濟變化的速度。以英國為例，從1999年到2013年，私營服務行業的生產力提高了14%；而從1999年到2010年，政府部門的效率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1%。

這些趨勢已引起廣泛關注，吸引許多政策期刊加入到這場關於“民主是否處於長期衰落中”的大爭論中來。

走下坡路的民主體制迎來了一個走上坡路的魅力型對手：監護型國家。米可斯維特和伍爾德里奇在書中很精準地勾勒出亞洲專制政府的輪廓，這些主導現代化進程的政府在某些方面比西方更先進；而在另一些方面則較西方模式更保守。

在新加坡和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地網羅人才，將最優秀的學生收編進公務員隊伍。這些技術官僚精英們在經濟生活規劃中扮演了更重大的角色。社會保障網收縮得更小，救濟標準更嚴格。新加坡老人們的養老金九成來自早年的積蓄。政府鼓勵實幹，人們需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相比西方民主國家，這些監護型國家有他們的劣勢：腐敗。這些國家自上而下的體制結構決定了地方政府的腐敗比中央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它們也有相對優勢：它們擅於長遠規劃，限制民主反饋，也不會受到鄰避運動的干擾，所以效率能夠得到保證。

更重要的是，它們比今天的西方民主國家更善於創新。你要辦公立學校，應該採用韓國模式還是美國模式？如果你要建立養老金體系，是參考新加坡還是參考美國？米可斯維特和伍爾德里奇寫道：“這些問題的答案都顯而易見，它們暴露出西方的短處。”

那麼，西方民主制應該如何回應挑戰呢？西方最缺的不是新願景，單靠國家轉換角色也不能為民主重新注入活力。

民主要應對挑戰，就要用李光耀的方式達成傑斐遜的目標——地方上要更民主，國家層面上就得更不民主。站在整個合眾國的高度，美國的政治民主已發展得高度神經質。政治家無時無刻不在應付選戰，很難考慮到比下一次選舉更遠的事。立法者們無時無刻不在擔心自己可能觸犯到這個那個遊説團體、活動勢力、金主的利益。個別團體在初選中有着不成比例的權力，完全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

最便捷的途徑是靠辛普森·鮑爾斯那樣的精英委員會，來推動民粹主義改革。

變革必將是一個精英主義過程。將社會上一小部分優秀者集合起來，兩黨共同改革——移民政策、社會福利、社會流動性等，在體制內部取得一致後強行推行下去。但本質終究是精英主義的。民主相比專制的優勢在於，信息和社會變革自下而上的流動遭遇的阻力較小。對地方瞭解更多的人有更大的責任。

如果監護型國家的優勢在於頂層的行動速度，民主的優勢則在於基層反應速度。很明顯，精英委員會應該擴大這個優勢：對地方慈善機構多加控制；政府特許學校裏要增進教育多樣性；公共醫療服務要引入市場機制，讓消費者獲得賦權。

民主一直都是亂糟糟的，因為比其他體制更靈活，民主才得從亂中走向興盛。1787年時，民主勇士們善於求新、勇於求變，今天他們還能做到嗎？

（本文原載《紐約時報》網站2014年5月19日，原標題：The Big Debate；觀察者網楊晗軼/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