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芹“解剖學系列”之十一：發達與不發達的分界線

【大權力被侵吞，平民百姓是無所感覺的，那是史料上的一筆，普通人時時處處切身體驗的恰恰是微權力，一國國民的幸福指數很大一部分來自微權力被私利侵蝕的程度。看一個國家發達與否，只看國庫裏有沒有銀子，那是還不明白“發達”的真實含義，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一條界線，就是對權力的控制能否直達細枝末節。】

五月我去了一次天壇公園，這次去與很多年前的感覺大不相同。為了讓北京市民購買的公園年票降至綠地過路證的水平，各種圍欄、圍牆、檢票口把京城曾經最平坦、最讓人一覽無餘的園子分隔得零零碎碎。

我記憶中的天壇不復存在。拿着並非免費的公園年票，不要説進祈年殿，就是接近的權利都沒有，遠遠地就被攔在外面，只能遙望穹頂。問一位穿着制服、把守其中一處另收費景點的公園工作人員：年票能看什麼？他回答得乾脆：基本什麼也不能看。這讓我想起不久前去地壇公園，園子不大，卻也圈了另收費的園中園，令市民買的年票只能在樹與花草間走一走，古蹟是不給看的。如果説天壇還有名聲在外、遊客太多的藉口，地壇又是為了什麼呢？保護文物？以誰的名義？

記憶中的天壇不復存在

出於保護文物將古蹟圈起來收費並不為過，門票、年票的目的不就在此嗎？但買了門票、年票，進去等於只是綠地過路費，看古蹟還要另收錢，那就是濫用權力。城市綠地本來就應該免費向市民開放，像天壇、地壇這類把園內古蹟一個個再圍起來另收門票的公園，花園根本就沒有理由再收費。法國凡爾賽宮、盧森堡宮等各類名勝，凡國家管理的都只有室內收門票，花園是供市民免費遊覽的。

兩百多元錢的公園年票對平民百姓來説並不是免費的，普通市民購買的目的也不都為就近鍛練身體，而是想看看那些先人留下的遺蹟。既然住在這座城市，又交納了優惠年票的費用，為什麼連站在天壇祈年殿前（並不要求進入殿內）或摸一下地壇祭壇石欄杆的權利都沒有？更何況在這拜金、消費、洋風肆虐的年代，若不是熱愛這些文化古蹟、只為了能更經常地走近它們、欣賞它們，有多少人願意每年花錢購公園年票？還有什麼比這些歷經歲月、飽含歷史、浸着先人汗水和眼淚的遺蹟更好的愛國教育素材？

有一天我進景山公園，看見關公廟封着不讓參觀，心裏便想當局為什麼這麼傻，在這享樂至上、數典忘祖、人心背離的時代，唯這些古蹟逃過歲月和災難，躲過時髦和遺忘，不為背棄者所移變，默默承載着我們文明的靈魂。還有什麼比這些幽靈般守護着我們文明的古蹟更現成、更直接的文化教育素材？它們咬着牙一路堅守到現在，難道就為了有人以保護它們的名義封起來不讓人看或圈起來謀利？

中國社會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讓小人物的私慾侵蝕權力那些微小的、看去只是細節的角落。國人時常生在福中不知福，覺得哪兒都比自己國家好，就在於無處不在的微權力被轉移、被濫用。以京城公園園中園的圈劃和收費來説，國家法律法規顯然沒有細到直觸這些微小權力，國家行政管理能力發達的國家與不發達的國家的差別就在於，前者徹底杜絕替國家管理園子的人有一絲權力以園吃園，而後者則難以阻止或時常放任這些代為管理的人據園為己用。為己用不光表現在以園吃園（一旦打開以園吃園的口子，蛀蟲就會越來越多），還表現在佔公為私、為所欲為。

我在南京參觀中山植物園，下午四點，盆景園的管理者（一個看園的鄉下女人）就要鎖門回家。見我質疑她此時關園的權利，才勉強讓我進園轉一圈，自己則拎着鑰匙在園門口守着不讓人進。我進到裏面，發現園子破敗得很，角角落落都疏於打理，一望而知園子已被一羣只把它當一口飯來吃的蛀蟲佔據，而讓正常人很容易就變為蛀蟲的原因是微小權力的散落。站在園門前不耐煩地等着儘早關門回家的女人，不過是一個普通工作人員，很可能只是個打雜的臨時工，派給她看園鎖門的工作，她便佔公為私，不光把園內小屋據為己有（裏面亂七八糟堆放着私人物品），還儘可能方便自己早早地關門拒客。這樣一個小人物為什麼突然權力如此之大，可以阻止很多遠道而來的人蔘觀著名的中山植物園的一個景點？究其根源，就是權力的細枝末梢落點太低，任其下落的理由是以為這些微小權力無礙於世。其實微權力落於誰手，在廣泛的範圍內決定了一國之面貌，高超的管理水平其要點就是將職能行使者與微權力隔絕，因為微權力落點越低，國之面貌越差，致使一國國民時時處處感覺不幸福的致命因素，就是他無處不遇的微權力被私利盤據。

 

   

我臨離開上海時，想把公交卡退掉取回餘額和押金。購卡那天曾問過地鐵站售卡人離滬時能不能退卡，答很方便到處都可以退。再細問，對方滿嘴肯定此票口就能退。將此話當真的我，走前便到所購窗口退卡，被冷冷地告知這個地鐵站口沒有退卡處，必須到特定站口退。遇到這樣的暗中設絆，估計那些凡事馬馬虎虎的人、那些自以為不在乎小錢的人、那些不認“理”只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或者那些行程匆匆沒有時間的人，都會放棄索回餘額和押金的權利。滴水成川，想必無以數計的放棄，匯成一筆不小的金額，對公交公司來説無異天上掉下的餡餅，不勞而獲。可我偏偏是個認理的人，是個為了理不在乎實際得失的人，我倒要看看退卡有多難。我奔向所指地鐵站口，距離不近，找到那裏，又被告知，不在這個入口，在馬路對面的另一個入口。這是個大的地鐵交匯處，有很多進出口，不過沒關係，不就是考驗我的耐心和耐力嗎？由於兩個入口不通，我便繞回地面再找過去，總算進入了指定地鐵入口，直奔售票處，以為這回“障礙賽”結束。不，還不是終點，售票員搖頭：不在這裏辦，在那頭那個售票點。哪頭？是遠遠的那個？點頭。於是撤出這個隊，再走十幾米，加入新的隊。輪到我，遞卡過去，裏面工作人員將卡在一個儀器上劃了一下，又告知：你卡上剩餘的錢超出押金的一個規定百分比（具體數字我忘了），所以你一定要退，卡上餘額的百分之五要被扣掉，問還想退嗎？

這麼設置的目的一目瞭然，不讓辦卡者方便地退卡取走餘額和押金。試想想，有多少人能跑完這人為製造的“障礙賽”？再想想，國家會設置這樣的“障礙賽跑”嗎？當然不會，國家為公交投入不菲，就是為了民眾出行方便、少花錢。那麼是誰暗暗地設下這些檻？是一羣看去沒有權的普通人，是他們盤踞了權力那被疏忽的細枝末梢。

大權力被侵吞平民百姓是無所感覺的，那是史料上的一筆，普通人時時處處切身體驗的恰恰是微權力，一國國民的幸福指數很大一部分來自微權力被私利侵蝕的程度。因為微權力是國家法律法規難以滲透的角落，看一個國家發達與否，只看國庫裏有沒有銀子，那是還不明白“發達”的真實含義，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一條界線，就是對權力的控制能否直達細枝末節。測試一國政府治理國家的水平，真正能測出高低的，不在大政方針的制定，而在對微權力的控制嚴密到什麼程度，這顆星球上的那些發達國家，無一例外都是對微權力掌控到不讓小人物有一絲空子可鑽的國家，這是它們與剩下的世界的鴻溝。讀到這裏，你大概就能悟到為什麼西方要把“自由”成天掛在嘴上，因為在那裏微權力的犄角旮旯都被隔絕封鎖，越往下自由的通道越少。

記得北京剛有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時，涉及店員的一則管理條例引發公眾議論。那時國人吃一回快餐雞還不是易事，店裏卻明確而嚴格地規定，當天未售完的雞一律倒掉，店員不得私分帶回家（賣剩的食物由店員支配在中國是多麼正常的事，老闆甚至以此籠絡手下）。當時就有人説寧肯扔掉不讓店員分享太不人道，恐怕至今還有人不理解老闆為何如此無情。我後來到了法國才發現，那裏的飯店、超市也一樣行事，剩下沒賣完或快到期的食品，店員一件不能拿走，全部必須扔進垃圾堆。這麼做與其説是避免店員缺斤少兩或把剩物賣給顧客，不如説是為了杜絕任何以店吃店的可能性，因為一旦允許以店吃店（以園吃園），哪怕僅僅是開一個小口子，將員工變蛀蟲的温牀就搭建起來了。

以我走過的北京大大小小的博物館為例，凡正式僱了一羣員工的博物館，服務反而差，魯迅紀念館和老舍紀念館就是正反兩面鏡子。前者形同一個國家小機關，有一個大院和辦公樓，養了從大門警衞到正式職工再到打掃衞生的臨時工等一大堆人，但為圖省事（當然是以保護文物的名義）將魯迅故居的門窗緊閉，只讓參觀者隔着玻璃窗往裏瞅一瞅，而裏面灰塵累累（北京茅盾故居的情形也類似）。在儘可能不予參觀者以方便的同時，看守者們卻據公為私，佔故居一隅自住，燒茶倒水、打牌聊天，儼然故居主人；而後者則只有一個看門人和幾個志願者，老舍故居的每個角落都可以參觀，整個小院整潔有秩。

由此看，那些在館內有長期飯票的員工，本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職能轉換成微權力，為自己謀利或讓自己省心省力。不管有多麼高調的道德口號，人的第一本能就是怎麼做到以館吃館（以園吃園、以店吃店），為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倒是沒有正式僱員、只有一些志願者在工作的小博物館，服務得可心，那裏沒有見到參觀者便掛着的臉（他心理上已然假公作私，最好你們少來），沒有為自己謀利而明設暗置的各種檻，沒有隻想關門下班儘早趕人的急促。志願者沒有以館吃館的需要，也就沒有將職能轉換成微權力的本能。我在北京郭守敬博物館遇到的中學生志願者、在南京朝天宮博物館碰到的大學生志願者，都給我留下好印象。其實這非關個人品質，同樣的人一到前者的染缸裏，百分百要被染黑，其中真正的界線，就是志願者為一羣沒有以館吃館目的的人。當沒有這個目的或這個目的被斷然阻絕時，職能就最大限度地得以完成，不會被轉移成微權力而逆向行事。

京城公共園林內以園吃園現象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説這是中國各行各業的通病，一旦允許個人所得與公共職能直接掛鈎，幾乎每個人都會把職能演變成微權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權力，卻因為被個體私利盤踞，而讓人覺得這個國家處處是檻、步步為營，缺少通暢的良性循環。這是微權力隨處散落、落地生根的結果，散落的範圍越大越被私利截獲，整個國家形成寬容、放縱蛀蟲們的惡性循環，且難以逆轉，因為微權力落點越低，越會導致社會逆向淘汰、良不抵莠。

如果説任何一個社會都難以杜絕腐敗，那麼一個發達了的社會可以杜絕的是對微權力的集體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