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哈佛大學裏的“女王蜂”
正當大多數學子期望通過高考打開人生新局面時，還有一部分同齡人放棄了高考，轉而投向國外大學。例如，早在高二就飛赴美國讀高中，最後進入哈佛大學的“衡水女孩”張媛琦。在一線城市中，高中國際班的發展十分迅速。2009年，北京市所有公立高中國際班的計劃招生人數為440人，而2013年，其計劃招生人數已經達到了1355人，約為2009年的3倍。
長期以來，受媒體宣傳影響，很多家長和考生都對歐美大學的優點“瞭如指掌”，爭取到國外讀書。而美國作家羅斯•格雷戈裏•多塞特的新書《特權：哈佛與統治階層的教育》，很可能會給那些膜拜西方大學及哈佛模式的人帶去新的認識。
羅斯•格雷戈裏•多塞特是美國保守主義青年作家、《大西洋月刊》高級編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多塞特1998-2002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堅持為學校保守主義報紙撰稿——這是很自然的選擇。哈佛大學一直就是所謂美國自由派的殿堂，意識形態傾向於民主黨，崇尚自然解放，包括性解放，也抗拒資本和權力威權。哈佛大學在保守的美國屬於異類少數派，篤信傳統價值的保守主義者和保守主義媒體在這所校園內同樣要被邊緣化。
美國作家羅斯•格雷戈裏•多塞特新書《特權：哈佛與統治階層的教育》
哈佛大學的特質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了。這所高校經常被人用來説明何謂學術理想主義、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宏大概念，但這種印象很可能是一種誤會。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日本京都大學，甚至斯坦福大學肯定要比哈佛以及哈佛化的中國香港、大陸多所名校更尊重學術自由，更推崇學術價值。哈佛大學以及其他一切以哈佛為建校藍本的高校，核心特徵在於為特權階層培養接班人。正是因此，學術在哈佛的地位並沒有傳説中的那麼高，無論是校長、教授，還是學生，都注重的是“真正的交易”：追求成功和總能帶來成功的人脈關係。
多塞特1998年進入哈佛就讀。他很快意識到，學校“毫無遺漏地從美國的每一所高中和每一個小鎮裏挖掘最傑出和最聰明的（學生）”的招生宗旨只是枱面上的説法，哈佛確實會招收“少數貧困學生、新移民的子女和藍領階層裏絕頂聰明的傢伙”，但絕大多數學生來自美國的富人家庭以及美國之外各國官員、企業家家庭。很顯然，“社會和經濟的層次劃分才是實質”，能否進入哈佛這樣的名校就讀，特權（政治權力和財力）要比天資、學術基礎重要得多。
那些少數來自非特權背景的奮鬥者們，也將很快發現自己在校園內的陪襯位置，“被迫在陌生的大海里沉沒或漂流”。這種結果與哈佛的學生社團傳統有關。儘管哈佛沒有耶魯那樣的秘密社團，但學生社團歷史依然悠久，八個主要的學生俱樂部壟斷着校園社交和話語空間，“精英主義是這裏的規則”。多塞特曾試圖加入其中一個俱樂部，卻因為家世過於普通而被拒之門外。
向上流動慾念如何毀掉年輕人
平民家庭的孩子在哈佛校園內等級和特權的氛圍下，備受壓制，也有部分人試圖改變這種命運。《特權：哈佛與統治階層的教育》書中就講述了蘇珊娜•帕美這樣一個被哈佛傳統和向上流動慾念所毀掉的例子。
下面就讓我們簡單來見識一下蘇珊娜這個哈佛曾經的社交“女王蜂”。多塞特回憶，蘇珊娜容貌其實並不算上乘，“她也許算是漂亮的，如果皮膚上沒有塗着厚重的白粉，眼睛裏沒有射出冷光的話”。蘇珊娜給他留下的印象是精明，不帶熱情地與各路人馬搭訕，並很快建立熟絡關係，這是天生的交際花，或者説好聽點，算是外交家。蘇珊娜的交際手段高明，在各個學生社團都能見到其身影，她在其中幾個社團大放異彩，成為了明星級學生政客。在她面前，普通學生必須學會仰視，要能以讚賞和欣喜的神態應和她“賞賜”式的目光。
交際花其實是花錢搞掂關係的。“自掏腰包資助公共事務”，是哈佛學生領袖，以及那些從哈佛和類似哈佛的高校畢業後從政者慣用的手段，説白了，這是有錢人玩的遊戲。蘇珊娜的生日派對，包下一座連鎖餐廳，酒水敞開供應，男男女女跳舞嗨得相當盡興，最後支出了2000美元。
問題是，她其實並不富有。蘇珊娜的父親是退休軍官，母親是車行銷售員，按照哈佛的標準，這是窮人家庭。蘇珊娜貪腐醜聞後來曝光後，哈佛學生媒體記者瞭解到，她在進入哈佛前，就不僅已經按照名門貴媛的標準來包裝自己，而且還參加各種公共活動。她在高中階段，擔任學生理事會主席、肯塔基聯合國大會的聯席主席、國家榮譽協會副主席、反吸毒反酗酒組織副主席，參加過“州長的天才兒童項目”、西班牙語俱樂部等一連串公共組織，這份履歷要比同期的奧巴馬和小布什輝煌得多。蘇珊娜追求自己的“美國夢”，朝着政客模式啓動，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
蘇珊娜確實是按照哈佛的標準來包裝自己、發展自己的。多塞特指出，“哈佛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所愛，在這個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生態環境裏，充滿了具有超常能力來擊敗每一個競爭者的生物”。不幸的是，蘇珊娜們並不清楚，哈佛還有另一項法則，就是偏愛精英。多塞特評估指出，哈佛對學生提供慷慨資助，但目的是提升中上層學生，而並不專門優待貧困生。更要命的是，學校寬待富人學生的炫富行為，也鼓勵包括中等收入家庭和窮人家的學生大肆透支信用卡，因為正常情況下，哈佛的學生畢業後就會進入硅谷或華爾街，獲得收入豐厚的工作。
在一個普遍炫富和透支消費的校園，要想顯得更有錢，就必須更多花費。前面講了，蘇珊娜家裏其實並沒有什麼錢，為了融入哈佛傳統特別是校友人脈圈，她將自己打扮為富家小姐，從室友那裏借來名貴服飾，再在標籤上署上自己姓名。她的室友究竟還是太過單純，以及實在太有錢，所以也就不太在乎蘇珊娜形同偷竊的行為。但這一點還不足以支撐她奢求的形象所需要展現出來的消費。蘇珊娜就打起了學生社團經費的主意，最終東窗事發，被剝奪哈佛學籍和學位，她再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政客夢，也不再可能進入華爾街，將投行從投資者那裏騙來的錢還給銀行以償還信用卡債務。
蘇珊娜的行為自然是不道德的。但她究竟有多大的過錯呢？多塞特認為，蘇珊娜只是哈佛校園文化和美國社會傳統的犧牲品。美國1970年代後徹底轉向金融資本主義，金融欺詐罪案的許多當事人即便獲刑，也不會因此降低聲望，這在很多時候被解讀為對創新、創業失敗的寬容。多塞特認為，這是對投機的寬容和鼓勵，“她的這種自我創新的大膽舉措，在我們的文化中有着巨大的共鳴”。
哈佛大學學生派對，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
被敗壞的學術與自由
在多塞特看來，哈佛大學的學生成績近年來嚴重注水，有更多的學生輕而易舉地獲得A或A-的成績評定，獲得B評定的簡直寥寥可數。更突出的問題是，哈佛各學科特別是人文學科陷於意識形態束縛，教授們推崇的通識教育實際上是以削除閲讀和學習壓力來實現的。按照多塞特的説法，哈佛大學歷史系甚至不開設美國革命史這樣的基礎課程，也不注重傳授歷史學家的思維方式，教授們熱衷在課堂上插科打諢，很少有人主動引導學生開闊視野。
學業如此容易，未來職業道路又被校友人脈所鋪平，哈佛學生當然有足夠的自信選擇性解放，以及以民粹化的態度對待校方管理。應該指出的是，多塞特的保守主義背景以及其個人的戀愛失敗經歷，不可避免使得他對這兩方面的批評有所情緒化，但哈佛歷史上學生民粹化行動經常演化出現的校園暴力，卻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哈佛的學生相比美國其他帶有保守主義色彩高校的同齡人，對責任約束的認識更為淡薄，這種習氣隨着哈佛辦學模式在全球的示範性擴展，被傳送到世界許多地方，催生出多塞特所説的“街頭自由主義者”和“客廳自由主義者”——他們要求自由，卻不容許哈佛校內的保守主義媒體對其行為提出批評。而在9•11發生後，哈佛人甚至羣起發表對基地組織的同情評論，嘲笑美國公眾激發出來的愛國熱情。多塞特不無譏諷的寫道，哈佛人對愛國主義的處理採取的是實用主義態度，哈佛校史裏其實也在大書特書二戰期間的犧牲者校友。其實，多塞特的評論還可以再犀利一點，如果他了解中國社交網絡上若干公知的表述邏輯。
對於那些已經很有希望和機會進入哈佛，以及一系列按照哈佛模式運轉的高校的青年學子來説，獲得光明職業前景是板上釘釘的事，即便他們沒有多麼顯赫的家庭背景，卻必須服從這所頂級名校的特權傳統，也要小心室友和同學掀起的炫富遊戲。你必須瞭解，蘇珊娜已經足夠優秀，也不能實現那個不切實際的向上流動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