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烏克蘭危機的終結,還是新博弈的序幕?
6月6日,諾曼底海邊,美、歐、俄、烏等各國首腦的會見,以及次日烏克蘭當選總統波羅申科的就職,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這兩天目不暇接的握手與演説,究竟意味着烏克蘭危機的暫告段落,還是標誌着新一輪博弈的拉開序幕,值得做一番探究。

烏克蘭“巧克力大王”波羅申科宣誓就任烏克蘭新總統
樂觀預期的跡象
5月28日,烏克蘭中央選舉委員會就發佈了本次大選的最後統計結果——彼得•波羅申科獲得54.7%的選票,僅以一輪投票就正式當選為烏克蘭總統。這次,烏克蘭多數老百姓的一個普遍選舉邏輯是:既然第二輪選舉中,也一定會是波羅申科當選,那麼何不乾脆一輪通過,省時省力。
波羅申科的順利當選,包含着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多重含義。
第一,波羅申科所獲得的選票不光是來自烏克蘭的中部、西部,而且也來自除了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東部地區,包括哈爾科夫州(得票34%)、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州(44%)、以及敖德薩州(41%)等地,看來波羅申科在東部的得票還是一個不低的數額。主要對手季莫申科在競選中落馬,儘管,傳説她要動員自由廣場的激進派與波羅申科抗衡,但是她本人在大選後立即表示承認大選結果,並願意與波羅申科合作。這初步表明:憑藉波羅申科在大選過程中的表現,他還是有可能聚斂多數民意,成為把烏克蘭引出危機的一位政治領導人。
第二,不光是西方各國,而且俄羅斯大體承認本次大選的合法性。在諾曼底,普京本人既與奧巴馬、又和波羅申科“短暫的非正式交談”之後,按照NBC的評論,雖然美俄之間在烏克蘭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但是在一系列問題上美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關係”。這至少表明,過去這一段雙方互相敵視的對抗性衝突,終於有了峯迴路轉的可能。
第三,作為烏克蘭新總統波羅申科的就職演説以承諾和平、停止衝突、訪問東部的頓巴斯地區、赦免一切放下武器的東部居民、提前舉行議會選舉、下放中央政府權力到地方、與俄羅斯關係正常化、以及在國內反對腐敗等一系列內政外交的表態作為開端,基本上表達出了各方相近似的意見。6月8日波羅申科進一步表態將會停止在東部地區的軍事行動。如果這一切能夠得到落實,走出烏克蘭危機也不是沒有希望。
然而,人們關注的是波羅申科在就職演講中嚴詞聲明的三項內容:一是重申烏克蘭不會放棄克里米亞;二是再次強調烏克蘭轉向歐盟的不可逆轉;三是堅稱烏克蘭的國家單一制結構不可更改。因此,對於有關烏克蘭局勢、特別是中長期趨勢的種種“樂觀預測”,眼下恐怕還難以立即得到驗證。
克里米亞的“後遺症”
波羅申科關於克里米亞主權的聲明,看上去振振有詞——他再次重申:“克里米亞過去、現在、將來都是烏克蘭的領土”,但局外人都十分清楚,覆水難收。一段時間以來,無論是來自歐洲、甚或來自美國的一些官方人士在表達種種官方立場之後,不少人都會“非正式地”附上一句:“克里米亞問題應該是一個例外。”言下之意,此事應屬“下不為例”之列。遠非只要出手,事態即可改變。
但是,事態雖然不可更改,麻煩卻還會不斷。
首先值得關注的是,俄羅斯軍方對於波羅申科就職演説的反應,以觀察家穆欣的判斷:俄羅斯眼下寧可準備一個更為悲觀的前景。按照俄軍事專家尤里•涅卡喬夫中將的分析:波羅申科在就職演説上關於克里米亞的這番話表明,“要收回克里米亞,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別無可能;因此,這意味着俄羅斯軍隊應該有能力應對所有會出現的可能性”。就在6月6日諾曼底紀念日的同一天,根據普京總統本人的命令,俄中央軍區鐵道兵部隊提升預警狀態。這一部隊不只是承擔着西伯利亞聯邦地區凍土地帶架設橋樑的工程,而且也負責大規模軍事力量遠程部署的先期工作。
更多類似的非常規性大規模調動準備,是為俄羅斯今年9月份舉行的“東方-2014”軍事演習而進行的。今年年初時,俄方參謀總長瓦連裏•格拉西莫夫已經宣佈了本次演習,但是鑑於當時烏克蘭形勢還較為平靜,克里米亞也還在烏克蘭版圖之內,所以半年之後,俄軍方表示:現在會做較多的調整。
6月7日當天,俄軍方軍事訓練管理總局首長伊萬•布瓦爾採夫中將宣佈:計劃中的演習“將會考慮具體的軍事政治形勢”,“將會極大程度上與我國西部邊境地區的形勢相關聯”。軍事科學院通訊院士愛德瓦•羅久科夫認為:俄羅斯實際上面臨着新的挑戰:“基輔已經宣佈了報復計劃,它有可能在保護國庇護下收回克里米亞半島;而北約集中力量于波蘭、波羅的海國家和黑海地區”。
而涅卡喬夫中將則進一步公開表示:“波羅申科排除了國家聯邦制結構的可能性,意在消滅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進行反抗的民兵,這意味着基輔新政權所有和平計劃如前一樣,只是聽來令人感到心寒。這説明,烏克蘭國內戰爭還在繼續,最近幾天還在使用火炮和空軍,因此結論只能是正在發生一場人道主義的災難”。因此,涅卡喬夫中將透露:正在推進的“東方-2014”軍事演習很可能在俄羅斯西部地區舉行;“比如,可能會出現從遠東、西伯利亞向俄羅斯的中部和西南部地區的大規模的軍隊調動”;“‘東方-2014’軍事演習不光是有東部軍區、遠程空軍會參與,而且,將會有所有軍兵種的投入”。
看來,圍繞着克里米亞的風波還遠遠沒有平息,至少俄羅斯軍方還是保持着高度戒備狀態。
可望而不可及的“面向歐洲”
有專家認為,波羅申科要求加入歐盟的願望未必不夠真誠,但是他打算單方面加快加入歐盟的步伐,卻與實現目標相距甚遠。
日前,烏克蘭與歐盟已經簽署關於“歐盟夥伴聯繫國”的“政治條款”。波羅申科提出,希望在6月27日之前與歐盟簽署聯繫夥伴國的“經濟條款”,穩住歐盟對烏克蘭的經濟支持。猶如法國外長法比尤斯所云:波羅申科發表的演説“非常親歐盟,可能比歐盟國家準備好能接受的更多”;但是,“當波羅申科説出聯繫國協議是烏克蘭成為歐盟成員國的第一步時,我同我們的歐洲夥伴對此進行了討論,大部分人並不這樣認為,這很清楚”。(注:法新社基輔6月7日電)
法比尤斯這裏所説的大多數歐盟國家並不贊同烏克蘭加入歐盟,首先是指德國和法國等“老歐洲”國家,他們不光擔心烏克蘭的加入會過多刺激俄羅斯,也更擔心歐盟現在的內部問題堆積如山,而發展水平和治理狀況遠不樂觀的烏克蘭的加入,勢必引發更多麻煩,並且會大大減弱歐盟的決策能力。相比之下,歐盟的新成員諸如波蘭等國,與烏克蘭互為鄰國,貿易關係密切,如果烏克蘭能夠入盟,那麼無異於波蘭本身的市場和經濟能力得到大大擴張。再加上美國對於波蘭的特殊影響力,因此,力挺烏克蘭入盟就自然成為波蘭的國策。
但是,至少目前情況下,烏克蘭入盟的問題還得由“老歐洲”的多數成員國來加以定奪。
就歐盟而言,更為緊迫的問題是烏克蘭大選之後的俄羅斯、歐盟與烏克蘭的能源關係問題。雖然歐盟已經幫助烏克蘭向俄羅斯支付了7.8億美元的天然氣欠款,這尚且只是整個欠款的一小部分。同時,連續四次三邊能源對話,還遠沒有解決關鍵的天然氣價格問題,第五次會談迫在眉睫。在這一問題上,歐盟仍不得不更多承受來自俄羅斯的壓力。在地區事務上,無論是將於6月26日舉行的關於伊朗核問題的六邊會談,還是6月初敍利亞總統阿薩德經過國內大選的重新當選,顯然在這樣一些重要議程方面,歐盟還只能與俄羅斯打交道,完全還沒有烏克蘭可以參與的空間。
烏克蘭危機以來,一個有所變化的趨勢乃是歐盟國家對於“東部夥伴計劃”的反思,無論是德國還是法國都對於排他式的區域一體化進程有所重新認識,而學界和輿論比官方立場更進一步,經常可以看到的是,法德兩國的民意表現出對於烏克蘭衝突的態度更為中立。
同樣,縱觀近十多年來烏克蘭民意對於歐盟、美國和俄羅斯三方的態度,也可見烏克蘭在這一組三邊關係中的確是難做決斷。根據烏克蘭智庫Razumkov Center的民調資料,2002年時,願意以歐盟作為主要外交選擇的民意比例是31.4%,願意以美國為主要選擇的比例為4%,願意以俄羅斯為主要外交選擇的比例為31.6%;到了2012年11月,也即歐盟發動對烏克蘭的“東部夥伴計劃”的前夕,願意以歐盟為主要外交選擇的比例上升為40.8%,願意以美國為主要外交選擇的比例下降為1.2%,而願意以俄羅斯為主要外交選擇的比例依然高居35.5%。這説明經過十多年的滄桑變遷,除了對於美國的偏好有所減弱,對歐、對俄的民意偏好雖時有起伏之外,並沒有改變烏克蘭民意對於歐盟與俄羅斯態度的基本定勢。
從這個角度看,烏克蘭若要單方面、大幅度、排他性地靠攏歐盟,即使在克里米亞事件之後,也不見得是一個非常穩定可靠的戰略選擇。
烏克蘭聯邦制的僵局
最令人關注而又撲簌迷離的,乃是關於烏克蘭聯邦制的話題。
多年以來,聯邦制的問題一直是烏克蘭國內政治中的一個爭議性話題,當下烏克蘭東部地區的武裝分離狀態,則又大大推進了聯邦制付諸現實的可能性。而長期以來,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國內政體的聯邦化寄予厚望,以期通過聯邦制的安排,使得烏克蘭國內高度分殊的地方利益,能夠分別與東西兩邊相鄰的俄羅斯與歐盟的市場同時接軌,使得俄羅斯不至於因為烏克蘭的向西傾斜,而受到太多傷害。即使是2月22日政變上台的圖爾奇諾夫和亞採紐克也沒有完全拒絕聯邦制的主張,也只是對此表示暫時擱置而已。
但是,6月7日波羅申科在總統就職演説時卻明確表示,“烏克蘭沒有聯邦制的土壤”,看來他是斬釘截鐵地回絕了無論是國內、還是俄羅斯的這一訴求。
如果按照曾經討論過的烏克蘭聯邦制的要求,其一,國內地方長官需要進行直選,而不是中央政府或總統任命;其二,地方擁有一定程度的税收支配權力;其三,由各地方自行確立俄語是否作為第二語言;其四,在發展對外經濟聯繫方面,地方也擁有較大的決策自主權。
按照俄羅斯專家先前的估計,對於烏克蘭新政權來説,有理由來推進非中央集權制的聯邦制改革。首先,是因為烏克蘭需要真正對於地方權力進行事實上的重新配置,特別是對於一些關鍵地區的政治和財政監督。因為在這些關鍵性地區,大權已經落到了經濟寡頭、地方商業帝國集團的手中。2014年2月,當時已被任命為第聶伯爾彼得羅夫斯克州的州長、本人也是烏克蘭鉅富的科洛莫伊斯基,曾經提出了一個地方分權計劃。他建議由烏克蘭一批最富有的寡頭分掌地方權力,比如由首富瑞納特.艾哈邁托夫掌管頓涅茨克州,維克多•平丘克掌管扎坡羅什州,謝爾蓋•塔魯塔掌管盧甘斯克州,瓦季姆•諾文斯基掌管克里米亞自治州,諸如此類。這樣一來,實際上每一個寡頭便分別在這些具有工業優勢的地方擁有了一塊自己的“封建領地”。這樣一個局面一旦形成,任何政治財政權力的重新分配都是不可能的了,而只能是處於“新領主們”的掌控之下。因此,客觀地説,需要有真正的聯邦體制來對這樣的“封建割據”趨勢進行遏制。(亞力山大•卡拉瓦耶夫:“作為軟性聯邦制的烏克蘭非中央集權化”,2014年5月30日,俄文版載於www.politcom.ru)
俄羅斯專家認為,作為總統的波羅申科本人也是烏克蘭排行第七的富豪,不必實行聯邦制,就已經在東西部地區都有着廣泛的影響力。同時,他除了掌管軍隊和強力部門,還可以通過克利奇科掌管首都。有人認為,與其通過實行聯邦制來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並且聽任地方出現不可控制的民選局面,還不如通過寡頭之間的利益交換和協調來實現政治平衡。所以,就當下而言,未必聯邦制最能切合於佔據主導地位的利益集團考量。這就是為何波羅申科拒絕非中央集權化的聯邦制改革的原因所在。(“A Federal Model for Ukraine”,《Moscow Time》the No, 5340. March 31, 2014, Page 11, Moscow)
對於烏克蘭是否推行非中央集權化的聯邦制改革,倒是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提供了一個相當直率的評論。他在烏克蘭政局最為動盪的4月13日,曾通過伊塔爾-塔斯社發表了一篇談話。在他看來:“聯邦制會毀掉烏克蘭整個國家”。他説:“如果你想保留烏克蘭作為一個單一制國家,如果你想看到烏克蘭作為一個內部統一的強大國家,那麼我們就不該推進聯邦制。因為聯邦制會在將來分裂國家,會最終破壞烏克蘭整個國家”。他説:“我甚至不想討論這個問題。我是堅決地反對聯邦制,因為我主張單一制的統一的烏克蘭。”在盧卡申科看來,沒有什麼比迫使烏克蘭推行聯邦制更危險的事了。他一再強調:“這無論對烏克蘭、俄羅斯以及西方都極具危險。烏克蘭人將永遠不會走這一條路,永遠也不!”(Ukraine’s federalization will split and destroy the Ukraine state--Lukashenko; ITAR-TASS Daily April 13, 2014, Moscow, Russia)
烏克蘭聯邦制問題上兩派意見的僵局,非常可能成為引發未來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衝突的一個新空間。
短暫間歇與長期抗爭的波狀態勢會難以避免
直到烏克蘭5月25日總統大選的前夕,俄羅斯方面還是乾脆利落地表明瞭妥協與合作的願望。不光是衝突態勢久拖不決對於俄羅斯經濟會有大礙,而且俄國的民意也日顯疲憊。同時,正在擺脱金融危機過程中的歐美方面又何嘗不是急於找台階而下,免受拖累。
俄羅斯外交與國防委員會現任主席的菲奧多•盧基揚諾夫在烏克蘭大選一週之後,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以下意見:
第一,5月25日的大選為未來的政治對話作了重要鋪設,雖然合法性還有問題,但俄羅斯願意接受。第二,這場獨立廣場運動以原先政治系統的崩潰,以及領土的丟失為代價,並沒有出現任何新的政治領袖,也沒有出現任何政治精英。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被顛覆,但原先的寡頭卻照樣存活。第三,烏克蘭東部地區是不能夠被輕視的,基輔必須尋找合適的方式與之對話,並重組他們的權力與利益。第四,目前的基輔和頓涅茨克都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波羅申科需要與過渡政府劃清界限,停止“反恐鬥爭”;另一方面東部地區的分裂口號也無法維持更久。第五,烏克蘭的選民,在失去150萬克里米亞選民之後,依然面向西方,這是俄羅斯無法更改的事實,但是如果烏克蘭政治系統重蹈覆轍,則必定動亂不已。第六,俄羅斯顯然並不準備對東部地區的局勢承擔道義和物質責任;沒有莫斯科的支持,東部地區的造反難以持久。第七,烏克蘭的外部必須是有保障的中立化,同時東南部有必要轉化成建設性的親俄力量,成為在烏克蘭政治結構中有影響力的角色。第八,在所有相關方的參與之下,推進烏克蘭內部的非中央集權化,沒有俄羅斯與歐盟的合作,不可能有任何的結果,因此俄羅斯要成為相關協議中的主要一方。第九,按照1995年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丹頓協議”解決烏克蘭國內政治構架。第十,莫斯科應當向歐美提供認真研究過的方案,西方也應該相應地接受妥協、實行和解。
從盧基揚諾夫的短文一向被視為是官方立場詮釋者的經驗角度,大體上,可以認為:前述的俄羅斯軍方立場乃是對於最壞方案的應對底線,而盧基揚諾夫的觀點則是一個富於建設性的妥協方案。俄羅斯的官方立場基本上會在上述區間的兩端之間擺動。
關鍵還在於美國的態度。
從奧巴馬西點軍校的演講看來,美國要當100年的世界領袖,但更多地是慫恿盟國上前線打鬥;美國大大提高了軍事幹預的門檻,但是會保留單邊動武的最後權力;美國動武的標準是自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受到威脅,但是卻又把國際法作為實施外交的基礎。烏克蘭事件就成為奧巴馬上述互相矛盾的外交原則的試驗地。
一個不太美妙的徵兆是,美國外交不但繼續受到意識形態的嚴重牽制,而且急於表明強硬立場的奧巴馬,還是非常有可能重新捲入烏克蘭危機的漩渦。從最近以來美國訪問波蘭、力挺波羅的海國家、包括給予烏克蘭堅決支持的姿態來看,顯然,這一切都大大地提高了衝突過程的風險程度。
筆者的判斷是,短時期緩解和長時間抗爭這兩種趨勢的互相交替,有可能是新一階段烏克蘭事件的基本面貌。但願理智能克服盲動,而智慧能超越迄今仍存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