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帝國主義”——《民族與美學》中文版序言-柄谷行人

**【本文系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為《定本柄谷行人集》第四卷《民族與美學》（ネーションと美學，巖波書店，2004年）中譯本所作序言，**觀察者網獲授權獨家刊發。正標題為譯者薛羽所加。該書收入西北大學出版社“精神譯叢”，將於明年推出。

1941年出生的柄谷行人是日本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文學評論家之一，著有《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作為隱喻的建築》、《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等。】

柄谷行人

2004年，我在本書的“後記”中曾説：“本書寫於1990年代前半期，此後在新觀點即《跨越性批判》觀點的基礎上重寫。”又過了十年，值此中譯出版之際，我沒有什麼特別要重寫的地方。然而，我想補充一下在此期間獲得的認識，也就是《世界史的構造》（巖波書店2010年，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中表述的觀點。

這就是有關帝國主義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們中間，將帝國主義作為經濟史的階段來看待的希法亭和列寧的觀點是具有代表性的。前者將金融資本看做帝國主義的特質，稱其為“帝國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基本承繼了他的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根據列寧的預測，即將來臨的社會主義革命應把帝國主義看做“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可是，帝國主義當然並未就此消亡。

另一方面，摩根索等國際政治學家批判這種看法，主張應該將帝國主義放在政治的維度，也就是國與國間的關係上來認識。從這點來看，可以説作為國家膨脹主義，帝國主義至今仍然存在。不過，為了將帝國主義放在非歷史的形式裏來看待，他沒有區分羅馬帝國、現代以前的世界帝國與現代的帝國主義。其結果，就造成了國家膨脹主義等同於帝國主義。但我在本書中嚴格區分了帝國與帝國主義。現代國家是作為舊世界帝國解體的後果而產生出來的，它們本沒有什麼“帝國的原理”。帝國主義則是在這種現代國家自我擴張，彷彿是帝國在運作似的時候產生出來的。

這裏想補充的是，此後我的思考所得。要把握帝國主義，既不能僅將其看作是歷史性的資本主義線性的發展階段，又不能將其看作是非歷史性的國家政策。而應該將其放置在歷史性的循環之中來考察。關於這一點，我深受歷史學家沃勒斯坦的啓發。他認為，自由主義是霸權國家採取的政策。帝國主義則是霸權國家衰退，眾多國家繼續爭奪霸權地位的狀態。於是，形成了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自由主義……這一循環。沃勒斯坦進而指出，現代世界經濟中只有三個霸權國家，即荷蘭、英國，還有美國。

然而，在這一循環中，字面上的“帝國主義”概念的使用，僅僅是指19世紀末英國的霸權衰落，德國和美國爭奪霸權地位的階段。在此之前，霸權國家荷蘭衰落，英國和法國爭奪後繼的霸權地位，這被稱為重商主義時代。不過，這可以看成是“帝國主義的”階段。同樣的，1980年以後，隨着美國霸權的衰退，大概就產生了現在這樣的狀況吧。儘管經常被説成是“新自由主義”，本質上還是“帝國主義的”。

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完全是兩碼事。英國實行自由主義的時期，全面推進了國內的社會福利政策和勞動保護措施。換言之，這一時期資本=民族=國家的機能順利運作。但到了19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漢娜·阿倫特考察了19世紀末英國的帝國主義，認為資產階級第一次掌握了政治權力。“帝國主義時期，歐洲內部的中心事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在此之前，資產階級儘管在經濟上取得了支配地位，卻從未渴望過政治上的統治。”（《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卷）換一個角度來看，資本=國家正是從民族的平等主義要求中解放出來的。資本拋棄了本國的勞動者向海外轉移，國家給予軍事上的支持。這就是英國的“帝國主義”。

這一過程並不適用於同時期的其他國家。不過，英國這時期所發生的，正是現在發達國家發生的事情。美國作為霸權國家的時候，奉行自由主義，也是福利國家。之所以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正是因為喪失了霸權地位。但是，新自由主義的傾向如今在中國和印度也有呈現。簡單來説，資本為了追逐投機的利潤和低廉的勞動力而流向海外。當然會擴大貧富差距，增加失業人羣。但為了參與國際競爭，不得不犧牲人們的生活。

因此，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帝國主義的相類似。儘管帝國主義時期主導的意識形態是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新自由主義時期也仍是其新版本。譬如、成功者、失敗者、自我負責等語詞堂而皇之地出現。經營者、正式工、臨時工、失業者這樣的等級序列，也被看成是自由競爭理所當然的結果。

只要從生產方式或者説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角度來看，1990年以後最顯著的狀況，可以看做是某種新的，或者“最高階段”/“最後階段”。但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世界史的反覆的樣態。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我們強烈地受到這一循環的制約。我認為，這些階段每個大概持續60年，並以120年為週期。如此看來，現在是帝國主義的階段，在東亞正好對應着日清戰爭（1894年）的時期。

尤其是現在，東亞具有重要的意義。理由有這麼幾點。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階段，隨着英國的沒落，新興的德國與美國相互競爭，結果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成為了舞台。其結果是，美國變成霸權國家，中心有所位移。儘管如此，中心仍然是在歐美。可是，目前的“帝國主義的”狀況是，隨着美國的衰落，開始圍繞後續的霸權而競爭。主要的爭奪者，便是中國和印度。換言之，亞洲成為了世界史的主要舞台。

這一狀況在20世紀是未曾想見的。不過，18世紀後半期，亞當·斯密曾説過清朝的經濟實力要超過整個歐洲。這樣看來，現在的狀況也沒什麼可驚訝的。19世紀西方列強入侵併支配亞洲後，被視為不言自明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當然無法成立。相反，亞洲歷史的考察變成了世界史最重要的主題。這意味着，對19世紀末的亞洲的考察，並不是地方性的問題。並且，集中在日清戰爭時期來看更為合適。

毋庸置疑，今天東亞的地緣政治學構造，包括台灣在內，都是在日清戰爭前後形成的。重要的是，當時的東亞，不必説俄羅斯，就是美國也已經存在着。這跟現在是一樣的。今天的狀況經常會被跟1930年代比照，但這樣卻無法理解最重要的地方。譬如，19世紀末日美之間不存在對立，毋寧説兩者是相互勾結的。在此之後，美國控制了菲律賓，日本則吞併了朝鮮，相互交換密約予以承認。

因此，要理解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單看兩國的歷史是不行的。因此這總是處在這樣的“世界”之中的。19世紀末的日中關係背後，根本上是有着“帝國主義的”狀況，現在日中關係的根底上也是如此，特別有必要回顧日清戰爭的時期。

日清戰爭是東亞重要的分水嶺。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對抗西方列強，急速推進了現代化=西洋化。到日清戰爭為止，日本的民族主義都具有積極意義。日本人認為，為了對抗西洋必須與亞洲形成連帶。日清戰爭的結果徹底改變了這個狀況。日本轉變為帝國主義，想要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這之後也只能説留下了想要與亞洲連帶的大亞洲主義。另一方面，清朝在戰敗後不久，向日本派遣了大批留學生。其初衷是想鞏固統治，可反過來，留學生成為了推翻清政府，創建現代國家的運動或者説民族主義的中心。儘管日清戰爭有着如此不同的意味，但卻在兩國構成了莫大的分水嶺。

從政治、經濟的層面來看，以上的情況是很明顯的。但日清戰爭帶來的變化卻更為微妙而豐富。例如我的《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從日清戰爭之後的文學裏發現了“起源”。現代文學，是日本在轉變為帝國主義的時候，從失敗的自由民權派人士中間產生出來的。並且，這是排除了政治性之現實的內面的文學。另一方面，我最近也發覺，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

事實上，這一時期的留日學生，包括“言文一致”在內，可以説是構築了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的基礎。但跟日本現代文學是內面性的、封閉性的有所不同，以魯迅為代表，反而是以變革現實為指向的。而日清戰爭之後的思想家也頗有意思。特別是提倡“大同思想”的康有為，是在“帝國”（而非帝國主義）經驗的基礎上思考的思想家。日本沒有他那樣類型的思想家。

日清戰爭勝利之後，日本轉變成了帝國主義。最後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其結果是，儘管並未百分之百實現，日本人獲得了放棄戰爭的憲法。《死亡與民族主義》就是對此進行討論的。我認為，今後日本人只有朝着實現這一憲法的方向前進，才能獲得普遍性的立場。當然，日本的資本=國家妄圖挑起對外的危機，對憲法進行實質性的廢止。但這樣又會導致“歷史的反覆”。我認為一定要阻止這種狀況的發生。

柄谷行人

2014年5月30日於東京

（薛羽/譯）

日文版《民族與美學》（ネーションと美學）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