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衞·哈維：有了皮克提，我們仍需要馬克思

托馬斯·皮克提的新書《21世紀資本論》最近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他認為“繼承”形式的資本主義導致了“可怕的”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擴大，主張以累進税制和全球財富税作為遏制此趨勢的唯一途徑。通過翔實的文獻和無可辯駁的細節事實，他描述了過去兩個世紀中，財富與收入兩者間的差距所引發的社會不平等是如何演變的，其中特別側重強調了財富的作用。他摧毀了人們關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普遍觀念：後者是傳播財富和保衞個人自由的堅強壁壘。皮克提向我們展示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沒有受到任何重大再分配干預措施的影響時，是如何產生反民主寡頭的。此舉在《華爾街日報》所引發的震盪，簡直是在自由主義者心頭火上澆油。

這本書往往被視作卡爾·馬克思那本19世紀同名著作在21世紀的替代物。皮克提實際上否認這是他的意圖，也只是因為其根本不是一本關於資本的著作。它並沒有告訴我們08年金融崩盤的原因，也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有如此多的人花了這麼長時間，都沒有擺脱長期失業和喪失房產抵押贖回權的雙重負擔。它不會幫助我們瞭解，美國相對於中國而言，經濟增長為何如此遲緩；也無助於理解歐洲為何受經濟停滯和緊縮政策之困。皮克提在統計學上展示了（我們應當對他和他的同事們在這裏所做的工作表示感激），資本往往在其整個歷史中不斷產生更大的不平等趨勢。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説，這早已不是新聞。事實上，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第一卷裏就已得出了同樣的理論性結論。皮克提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並不奇怪：右翼媒體將他稱作掩藏起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面對這樣的指責，皮克提稱自己並未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

大衞·哈維推出《資本論》在線課程

皮克提列舉了很多數據來支持他的論點。他關於收入和財富之間差異的解釋是有益且具有説服力的。同時，他還熱心地提出了一個建議：將遺產税、累進税制和全球財富税等措施作為可行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在政治上幾乎不可行）應對財富和權力進一步集中的解毒劑。

但這種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加劇的不平等趨勢為什麼會出現？從他的數據中（同時也摻進了一些跟簡·奧斯汀和巴爾扎克相關的優雅的文學典故），皮克提獲得了據以解釋此情況的數學法則：財富日益積累並構成那著名的1％（這個詞得以流行，還得感謝“佔領”運動），是因為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資本的回報率（r）始終超過收入的增長率（g）。皮克提説，這是且總是資本的“核心矛盾”。

但這種統計規律幾乎不構成充分的解釋，更別説成為一個法則了。那麼是什麼力量產生並維持了這樣一個矛盾呢？皮克提並沒有説。法則歸根到底就是法則。如果讓馬克思來説，他顯然會將這種數學法則的存在，歸因為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權力失衡。這種解釋依然具有生命力。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勞動力佔國民收入比例接連下降，原因是資本動員技術、失業、外包和反勞方政策（如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里根）來壓制所有反資方勢力，導致勞方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不斷衰退。艾倫·巴德是瑪格麗特·撒切爾的經濟顧問，他在非正式場合承認，80年代的反通脹政策已被證明為“提高失業率好辦法，同時失業率的提升也是減弱工人階級力量的極為理想的方式……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中，這種謀劃就是在資本主義危機中重建勞動力後備軍、便於資本家攫取高額利潤的手段。1970年，普通工人與CEO之間的薪酬差距大約有30倍，現在則遠遠高出300倍，而在麥當勞達到了約1200倍。

但就在《資本論》第二卷中（皮克提甚至在從未看過的情況下，滿不在乎地無視了它），馬克思指出資本傾向於壓低工資，這會使商品銷售市場在某一時刻出現萎縮。亨利·福特也早就承認了這種兩難局面，並通過對僱傭工人實行日薪5美元的8小時工作日製度，按照他的説法，來刺激消費需求。許多人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導致30年代出現大蕭條的基礎。這在二戰後啓發了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收入的不平等（雖説財富的不平等並沒有改變多少），並帶動了需求的強勁增長。但這種解決方案依賴於對勞方權力的相對強化，並藉助累進税制提供的資金，支持“社會國家”（social state，皮克提的術語）的建設。“總的來看，”皮克提寫道，“1932年~1980年這近半個世紀內，美國聯邦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平均為81％。”而這並沒有抑制經濟增長（作為皮克提駁斥右翼信條的另一項證據）。

到60年代末，許多資本家都清楚意識到需要對勞方權力過大做出應對措施。因此，他們把凱恩斯從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的萬神殿中踢出去，切換到米爾頓·弗裏德曼的供應理論，發起改革運動穩定税收（如果不是減少的話），解構“社會國家”，約束勞動力的權力。1980年後最高税率降低了，美國對資本收益——超級富豪收入的主要來源——徵收更低水平的税，令位居最上層的1％的財富流動率異常低下。皮克提證明，這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利益在社會階層中自上而下傳遞的“涓滴效應”（這是右翼所摯愛的另一個理念）就此失靈。這一切均不是由任何數學法則決定的，它都關涉政治問題。

事情轉了一大圈，更迫切的問題出現了：需求在哪裏？皮克提有系統地忽略了這個問題。20世紀90年代的信貸鉅額擴張——包括對進入次貸市場的抵押貸款融資延期——給出了答案，但這是糊弄人的。由此產生的資產泡沫註定要破滅，2007~2008年雷曼兄弟與信貸系統的最終下場我們已經看到了。然而，2009年後利潤率迅速回升，私人財富進一步集中，同時其他任何事、任何人卻都表現糟糕。美國企業的利潤率達到新高，可他們拒絕花費自身持有的大筆現金，理由是市場不甚可靠。

皮克提製定的數學法則，更多地掩蓋而非揭示了階級政治。如同沃倫·巴菲特所指出的：“這裏無疑有階級鬥爭，它是由我所屬的階級——富人——所製造的，我們也正在取得勝利。”衡量他們勝利的一項關鍵指標是，位居頂層的1%所據有的財富、獲取的收入，與其他人相比優勢不斷擴大。

然而，在皮克提的論點中還存在一個核心難題，那就是對於資本的錯誤定義。資本是一個有繼發展的過程，而非單純的物。它包括了頻繁進行的“錢生錢”的流通過程，而不僅僅是對勞動力的直接剝削。皮克提將資本定義為私人、企業和政府所持有的全部存量資產——可以進行市場交易而不必顧及是否正在被使用。這還包括土地、房產和知識產權，以及我的藝術和珠寶收藏品。如何確定所有這些東西的價值是一個還未達成共識的技術難題。為計算出一個有意義的回報率r，我們必須有某種對初始資本進行價值評估的方法。不幸的是，評估資本價值無法脱離生成資本所需的商品與服務的價值，也無法獨立於市場上的銷售價格。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這是皮克提思考的基礎）就建基於這樣一個同義反復。資本的回報率關鍵取決於增長速度，因為資本的價值是由其產生的方式，而非投入所決定的。它的價值深受投機條件的影響，還可能被著名的“非理性繁榮”嚴重扭曲。格林斯潘發現後者是股票和住房市場的特徵。如果我們將住房和房地產業——更不用説對沖基金巨頭的藝術收藏品的價值——從資本的定義中減掉（將它們包括進來的基本原理是相當薄弱的），那麼皮克提有關財富和收入差距擴大的解釋就將一敗塗地，儘管他所描述的過去和現在的不平等狀況仍將保持不變。

貨幣、土地、房地產和未被有效使用的廠房與設備都不是資本。如果正在使用的資本的回報率較高，那是因為部分資本退出流通領域，實際上“罷工”了。人們限制向新投資項目提供資本（我們現在正看到的現象），確保流通中資本的高回報率。人為製造稀缺性並不只是石油公司用以確保其高回報率的專利：它是一切資本在有利之機都會做出的行動。這就是支撐資本（不管如何定義、衡量）的回報率總是超過收入增長的基礎。這就是為什麼資本要確保其再生產，而絲毫不顧引發的後果會令我們其餘人多麼不安。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皮克提的一大套數據中，很多內容都富有價值，但他對於不平等和寡頭傾向出現的解釋則有着嚴重缺陷。他為扭轉不平等現狀而提出的建議，即使不算烏托邦，也是很天真的。他當然也沒有提供資本在21世紀的運作模型。為此，我們仍然需要馬克思或當代與他同等級的思想家。

原題：Afterthoughts on Piketty’s Capital，郭鷺/譯，四月網馬秀英、觀察者網岑少宇/校，譯文初校稿曾發表於四月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