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峙：不能任由死磕派律師“砸爛公檢法”

最近，尚在小範圍徵求意見的《律師執業行為規範》和《律師協會會員違規行為處分規則》修訂草案（下稱《規範》草案和《規則》草案），已在律師圈子中廣為流傳，且引起了極大爭議。據報道稱，這些規定遭到了律師們的強烈反彈，平和者認為缺乏操作性，激烈者認為有剝奪律師作為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嫌。

草案的執行意味着，如果律師在案件審結前，擅自披露、散佈案件重要信息、訴訟文書、證據材料、辯護、代理意見，最高可給予中止會員權利1年的處分；此外，兩份草案還對律師的網上行為做了諸多約束。

實際上，並非所有律師對草案都如此敏感。

不如説某個特定的律師羣體，尤其是近年來在經常在網上製造公共事件的“死磕派律師”，反應尤為激烈。術業有專攻，律師也分不同方向，如刑事、民事、經濟法、知識產權、國際商法等，在網絡上活躍的多數是刑事律師，其它領域的律師對公共事件的熱情並沒有他們高，也就不如他們名氣大，嗓門響。

這個特殊的律師羣體，活躍在網絡上，非常熱衷於對公共事件發表意見，甚至在很多時候直接介入事件發展過程，加之有些著名的大V律師經常不加核實就轉發一些謠言，以至於許多網友對律師印象不佳，認為律師都不是好人。

即便我們假設，律師行業普遍反對，草案是否就有問題？

我們經常看到，在一些成為公共事件的案子中，如果警方在沒有定罪的時候就公佈了嫌疑人的照片等個人信息，律師和媒體都會很憤怒地指責警方這樣做是錯誤的。但奇怪的是，大V律師們卻經常自己公佈更多的當事人信息。

比如李天一案，警方在從頭至尾，都十分謹慎地使用了“李某某”、“楊某某”，但由於一開始就有人在網上爆料，所以，即使李天一還處於應當受到法定保護的年齡，他的名字也沒有得到律師的保護，一度在公開的媒體報道中也毫不客氣地直接指名道姓。而受害人楊女士的信息則始終保護得很好，連真實姓名都沒有泄露出來。

眼下，這種狀況相當普遍。在定案前，警方平等地保護了原被告各方當事人的個人信息，而律師則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性地披露對方的個人信息，尤其常見的是，他們利用媒體或明或暗地指出對方的身份背景，引發圍觀羣眾聯想，挑撥激情，設置話題，製造轟動效應。

律師為什麼這樣做呢？一方面是擔心權力干預司法，另一方面恐怕也有製造輿論壓力，向司法機關施加壓力的考慮。

某著名週報6月13日的一則報道中，參與“中國版洗冤工程”的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吳宏耀就説，他們幫助“無辜者”洗刷冤枉的主要模式就是，“專家負責論證，律師負責跑腿，媒體負責呼籲，老幹部負責找人。關起門來説，就是這個模式。”

這不如説是一個試圖在司法體系之外干預司法的模式。這個模式既然可以用於洗冤，當然也可以用於製造冤案。因為，在此模式下，是不是冤案並不以司法機關的認定為標準，而由這些參與“中國版洗冤工程”的媒體、律師和法律“專家”們定。

比如著名的温州錢雲會案，雖然由律師等各種大V和微博名人組成的公民觀察團到案發地調查了幾天，也沒有發現任何線索和證據，但他們至今仍然堅持認為，錢雲會死於謀殺，而非普通車禍。夏俊峯案中，雖然證據充分，但是一些媒體和律師們仍然堅持認為，捅死城管的夏俊峯罪不至死。至於受害人也有老婆孩子和家庭，他們就視若無睹了。

夏俊峯案中，某些律師和媒體渲染夏家的家庭親情，大量曝光夏俊峯兒子畫作，反引來抄襲爭議

此外，這一模式也經常被用於“撈人”。比如著名的文強案、曾成傑案中，都有律師居中聯絡組織，邀請專家開研討會論證，找媒體發稿製造輿論，找老幹部以公開信的形式上書司法機關施壓。這也是典型的死磕派律師的做法。

奇怪的是，常常能聽到同一批人呼籲獨立司法，鼓吹法治。但他們經常使用的這種模式究竟是推動法治建設，還是破壞法治建設呢？行政權力干預司法，影響司法結果是不應當的，難道輿論干預就是應該的、合理的？

索性説，當司法判決的結果屈服於他們的訴求時，他們要求獨立司法；當司法判決不利於他們的訴求時，他們要求干預司法。

難怪有法學界人士感慨説，這種公知型的死磕派律師根本就不是在推動法治建設，而是在以話語暴力的方式“砸爛公檢法”，謀取私利。

無需迴避，今天公檢法當然還存在許多問題，必須接收監督，也歡迎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死磕”，但這絕不意味着可以妄顧法律。任何行業的職業道德和從業規則，理當隨着環境和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隨着改革的深化，公檢法部門的權力運作總體上越來越規範，自我約束也日益增強，倘若律師行業的規範不能與時俱進，那將勢必造成新的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