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形象危機應對報告》：廣東北京河南省份形象最差

5月底，中國社科院發佈藍皮書《形象危機應對研究報告2013－2014》。報告主編唐鈞將其稱為中國式“揭醜”。伴隨報告而生的“風險地圖”於昨日（6月16日）對外公佈，它基於2013年公開報道的2074個典型案例統計製作而成，將內地各省份面臨的形象危機總結為公共安全“危”、社會秩序“亂”、生態環境“髒”、公共服務“難”、官員素質“差”五大領域，涵蓋了24個風險板塊共55個風險項。廣東、北京與河南位列“最危機”前三，陝西、江蘇、浙江、湖南、山東、海南、安徽位列“最危機”前十，引發廣泛關注。

呼籲政府重視民眾聲音

報告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鈞表示，藍皮書創新性地提出由外而內導向的社會治理，是省市形象風險應對的根本之道。在他看來，風險社會的實質是“由內而外的社會管理和自上而下的精英決策方式，在轉型期遇到的‘不適應症’”。症狀為管理主體反應麻木和過度反應。對於藍皮書中的中國式“揭醜”，唐鈞認為實質是通過識別和防治社會治理風險，意在全面優化社會治理。

與藍皮書相伴而生的“風險地圖”將內地各省份面臨的形象危機總結為公共安全“危”、社會秩序“亂”、生態環境“髒”、公共服務“難”、官員素質“差”五大領域。唐鈞將其稱為社會綜合風險五大指標體系，“屬地政府需用好該指標體系，內治社會風險，外防形象危機，由外而內，綜合整治。”

“傳統的社會治理是自上而下的，注重頂層設計，卻忽視外部環境與社會心態。然而在現代社會，互聯網讓每個人都有了表達意見的機會。將形象危機應對與社會綜合治理相統一，形成自下而上、由外而內的社會治理體系，重視社會心態與公眾需求，從形象危機防範深入至社會風險治理，才是風險社會中社會治理的創新。”唐鈞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羣眾認為城管形象最差

經濟之聲曾報道，羣眾認為2013年形象最差的官員羣體依次為：城管、學校領導、醫院領導、村幹部、警察、國企領導和民政幹部。形象危機主要集中在五大風險領域：貪腐問題、失職瀆職、性醜聞、以及暴力執法、作風粗暴等問題。

但唐鈞指出，報告只選取這個7個羣體作為研究樣本。分別作為執法類、準官員類和服務類的代表，相關社會態度調查排序也僅從這7個羣體中產生。

唐鈞介紹，為研究社會公眾對官員形象的評判，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於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開展了官員形象的社會態度調查，調查期間共回收有效問卷1469份。調查選取了與百姓生活密切的城管、學校領導、醫院領導、村幹部、警察、國企領導和民政幹部等7個羣體作為研究對象。調查顯示，公眾給予差評的結果排序依次為：城管、學校領導、醫院領導、村幹部、警察、國企領導和民政幹部。

“之所以選取上述7個羣體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三方面考慮。”唐鈞表示，第一，中心長期對這幾個羣體進行研究，並專門針對這些羣體著有獨立報告。第二，本次調查研究將官員進行了分類，城管、警察作為執法類代表；學校領導、醫院領導、村幹部、國企領導是準官員類代表；民政幹部作為服務類官員代表。第三，檢驗研究假設。我們假設羣眾對於執法類官員的形象有厭惡感，而對於服務類官員有好感。此次調查也驗證了此假設基本成立。

針對調查結果排序，唐鈞解釋，城管屬於執法類官員，執法不當往往造成惡劣影響，同時，執法作為一種“管制”行為，極易引起執法相對人的差評和遭到公眾的不理解；學校領導、醫院領導和村幹部則貼近公眾，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手中也相應掌握了不可或缺的資源分配的權力，權力受不到有效約束，就容易滋生腐敗。

“民政幹部屬於服務類官員，與執法類官員的管制相反，更多的是提供服務，相對比較容易得到公眾的理解。”唐鈞説。

廣東北京河南位列倒數前三

藍皮書對全國各省份“形象危機度”進行排名，廣東、北京、河南“形象危機”名列倒數前三。唐鈞表示，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負面新聞曝光多，且屬地負有社會責任。形象危機來源於內部問題，經外部傳播，成為公眾的負面評價和社會態度。廣東、北京等社會管理難度大，再加上廣東、北京等地區媒體高度發達與活躍，導致其形象危機事件的負面新聞與報道多。

第二，社會服務管理任務重、難度大，社會治理的綜合成效亟待提升。作為人口大省的廣東、河南和人口大市的北京，人口流動的數量龐大，客觀社會服務管理的難度更大，面臨的形象危機風險項也更為繁雜，風險程度也相應提升。

第三，社會治理改革成效欠佳，亟待精細化、人性化。

（綜合新華網、穿越中國消息）

  翻頁可見《省市形象危機風險地圖2014版》

製圖：毛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