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傑·科恩：銀行家，你們中間出了個叛徒

在漫長的一天後，倫敦城中心的市政廳也能變成一個醉人的地方。中世紀大廳裏的雕像和木質拱頂，牽着視線遊走，引人沉思英國最怪異的特徵——其數百年的連續性。嘉言繞樑，瓊漿盈杯，觥籌交錯，直教人墮入迷離之境，英國央行行長的主題演講則是完成這些催眠作用所必需的。

人們大可以繼續沉湎於此，直到來自加拿大的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講起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對資本主義自身的長期活力至關重要，但正如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 ”他説， “不受監管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也會吞噬它們。 ”

他接着説：所有的意識形態，都很容易走極端。對市場力量的信念，在2008年危機爆發前進入了“信仰的境界”。市場經濟成了市場社會，其特徵是“寬鬆監管”和“不可能有泡沫的信念”。

卡尼毫不留情地指出：大銀行大到不能倒，在“正面我贏、反面你輸的泡沫”裏運營；為謀取私利，人們扭曲行業基準；全球股市公然偏愛“精通技術”的機構，露骨地厭棄散户。彼此間的不信任越積越重，且依然存在。

“只在經濟資本上投資，不足以實現繁榮，我們還要在社會資本上投資。 ”卡尼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在一個鼓勵人們不僅對自己和家庭負責，還要互相信任、協作、支持的社會中，所存在的聯繫、共同價值觀和信念。”

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説：資本主義正在吞噬自己的孩子

大廳裏一陣騷動，目光匯聚在演講人身上——卡尼的言辭吸引了總裁、銀行家和投資者的注意，這些人聚集於此，參加以“包容性資本主義”（Inclusive Capitalism，在當代有兩重含義：一、承認在資本主義以及向資本主義轉型的經濟體內，貧困是重大的系統性問題；二、主張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可通過向低收入羣體出售商品與服務，定向緩解貧困問題，包括改善營養攝入、醫療保健、教育、就業和環境等，但不包括提高人們的政治權力。——觀察者網注）為主題的會議。

他的直率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危機爆發六年後，最核心的問題並沒有煙消雲散：全球化和技術發展通過種種途徑，增加了超級富豪的收入；這個世界以攫取短期利益為指導原則，税率低下、監管鬆懈；甚至社會變得更加不平等，提供給年輕人的機會以及對社區的關懷越來越少，不公平感則越發強烈。在發達國家中，人們對這些深感不安與憤怒。

任何人若想探究歐美民粹主義運動（以及皮克提熱）背後的憤怒之源，看到這些已經足夠。反移民、反歐洲運動贏得了歐洲議會選舉，因為人們覺得被欺騙了，擔心自己的孩子。正如比爾·克林頓在卡尼講話之前幾小時所指出的，人覺得“不安全、有壓力”的第一反應是“和自己的同類在一起”。而世界上最大的挑戰是界定“我們相互依存的條件”。

人們仍傾向於認為，政治家必須負責這個界定工作。但在小人物的世界（Nobody’s World）裏，通過社交媒體和全球化企業的推動，企業領導人比民選官員有更多的力量去改變事物。如果短期行為盛行，消解了社會資本和社區的重要性，人們心頭的怒火就將燃起。用一位與會者的話説，董事會如果總是由“陳腐、蒼白的男性”組成，就無法打理好公司。

卡尼勾畫出了問題的嚴重程度：“40％的美國應屆畢業生正處於失業狀態，而在危機最深重的歐元區國家裏，青年失業率約為50％。”

他開出的藥方是，通過嚴格的監管和彈性測試終結銀行“太大而不能倒”的醜聞，“銀行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納税人為他們的失敗買單”這些陳詞濫調也該被粉碎。重建公平、有效、真正透明的市場，盡一切可能——通過明確行為規範，甚至監管責任——向交易者們灌輸一個新的完整理念（即使社會資本不能契約化）。遏制通過補償向短期行為提供鉅額回報的做法；結束對現狀的高估和對未來的折價；確保“當績效或風險管理問題普遍存在時”，調整獎勵機制，使“整個僱工羣體”都獲得回報。

最重要的是我們得明白，“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要從認識金融資本主義開始，但認識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促進投資、創新、增長和繁榮的手段開始。銀行業基本上是關於中介的——在實體經濟中，連接借款人與儲蓄者。在跑步走進危機的過程中，銀行業只關心銀行自身，而非中介；只關心交易，而非聯繫；只關心對手，而非客户”。

換句話説，“人”是重要的。在這個時代，發展中世界已經出現大規模脱離貧困的現象（觀察者網注：根據聯合國報告，人類的大部分脱貧主要是由中國完成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脱貧工作道阻且長），但同時伴生的是，在許多發達國家新貧困（不僅指生活水平的困窘，還包括對未來美好預期的缺失）的傳播。內部分化越來越嚴重，同時全球卻趨向同一。相互依存是現實的，但其運作方式是扭曲的。克林頓指出，螞蟻、蜜蜂、白蟻和人類都活了下來，依靠一個不尋常的共同特點：他們是合作形式的生命。但恰恰是在社區和社會資本的各個層級上，我們經受了太多的損耗，這是世界穩定和未來繁榮的最大威脅。

本文原載於2014年5月30號《紐約時報》國際版，觀察者網岑少宇/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