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鋼：超常增長路上，來自地方政府的阻礙
【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在其著作《超常增長》一書中，提出中國“三維市場體制”。在本文作者白鋼教授看來，如果承認這一體制對於解釋當前中國經濟實際的有效性，則需正視其所對應的最重大問題：任何一級中國的地方政府，本質上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組織單位，而三維市場體制下“競爭性地方政府”本質上具有經濟主體地位。親身參與利益博弈，可能導致統一性的政治意志的弱化。如何確保此類“封建”集團專注於自我的逐利性不會衝擊、動搖、瓦解政治共同體的存在與共識，深刻考驗着執政黨的政治意志與政治智慧，是傳統政治經驗實現其現代轉化之最重大關節，也是中國道路之實踐亟待為中國也為世界解決之核心命題。原文發表於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辦雜誌《觀察與交流》第135期。作者賜稿觀察者網全文首發。】
當代中國無疑是個巨大的矛盾綜合體，其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相互矛盾乃至截然相反的認知、經驗及基於此之形成的理解與表述。中國經濟長達三十餘年的超高速增長，不僅帶來了社會整體財富的空前增長，也誘發了有關中國道路與前途的疑惑與焦慮的空前膨脹。此類疑慮不但來自外部世界，更是自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之初便植根於集體意識（乃至集體無意識）的深處。
由於中國改革的路向是以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作為開端並不斷在開放中強化這樣的學習姿態，西方社會被自然地視作某種不斷可供借鑑、參考、模仿的標準化對象，這一對象可以無限接近，但無法超越也無需超越。然而，伴隨着中國更深刻地融入市場經濟與全球利益格局，中國經濟在長達30年的時間中實現了遠超作為整體的同期西方世界平均發展速度、進而超越其歷史最高發展速度、進而超越有統計數據以來各類國家最高發展速度的超常增長，這一事實對於始終存留着對於理想型它者的高度尊重乃至敬畏的羣體而言，意味着必須承認中國相對於“正常”國家的持續性的非常態地位，意味着無法將中國依照一種既有而確定的理論範式進行定性、歸類、分析、解釋，進而根本動搖繼續依照標準化對象所對應的道路、前途進行發展的合理性。
史正富在《超常增長》中提出“三維市場體制”
這種自我懷疑與對於既往中國發展路徑中存在之各種問題的焦慮交雜在一起，輾轉相生，進入不斷自我強化-放大的循環過程。這一懷疑-焦慮循環機制背後的假設在於：中國這種非常態的發展過程必然不可能持續，必然會在未來的某個時期出現對於常態境遇的迴歸，這種迴歸必定會以某種痛苦的、災難性的甚而引發整體社會崩潰的形式實現。儘管形形色色的崩潰論自20餘年前便不斷湧現並不斷被事實證偽，但當集體心理進入某種強烈的自我暗示與循環後，崩潰反倒因其一直沒有到來而顯得更加迫切而富有現實意味了。
此類邏輯之所以在當下的中國具有如此強大普遍的影響力，正在於它反映了習慣於仰視作為理想型它者以學生與模仿者自居的集體面臨的重大心理轉折：必須放棄對於任何一種現成理論、模式、路徑的全面依賴，轉而用自己的語言描述與解釋自己的歷史與現實，總結自己的經驗，並將此種經驗上升為具有普遍性的人類經驗。只有具備足夠成熟而強大的心智者，才能實現這種轉折，完成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意義上的對於“苦惱意識”的揚棄。
近年來，有關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討論逐漸浮出水面。一個較為有趣的現象是，儘管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構成了上述討論的基礎和底色，但相關討論中卻鮮有專業經濟學家參與，更缺少系統性地從經濟學角度對於上述論題進行闡發的著作。在此意義上，史正富的《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一書，繼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2009）之後，可算得是承前啓後之作。作為兼具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之深厚學養並在投資界具有重大影響的學商代表，史正富較之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不但視野更為廣闊，對於中國與美國的經濟體之實際運行也有着更深切的體驗。
全書之大旨由其引言可推見，其有效展開則在正文的六章。在第一章“超常規的中國經濟增長”中，以大量詳實的數據信息論述了中國過去34年的經濟增長在現代世界經濟增長史中史無前例的地位，進而提出，此種高增長率的重要原因在於在較長的時間段中（特別是自1994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後）避免了常規市場經濟的週期性波動，實現了常規市場經濟條件下無法維繫的長時段高位運行與不間斷的高速增長（頁15-23）。
針對媒體經常提及的將中國經濟增長歸結為高投資與低消費的觀點，本書明確提出，在過去34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高投資增長與高消費增長是同時發生的（1978-2011年中國消費年均增長達9.15%，人均消費增長也達到年複合7.99%），只是在GDP中的消費佔比相對較低，而中國經濟的較高投資率與較低消費率的組合帶來恰是消費水平高速提升（頁23-27）。
針對中國經濟克服常規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實踐，本書從供給與需求兩方面做了解釋：從供給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證了中國經濟的超強投資驅動；從需求而言，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國際超常購買力（第三方購買力）使得中國通過大量貿易盈餘實現了過剩產能的有效利用（頁32-33）。
近年來，對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的批評幾乎成為了學界及媒體討論的常態，如果歷史而辯證地看待這一現象，則應承認，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形成的外向型經濟結構，是中國經濟系統性吸納國際超常購買力的自然選擇。此種經濟結構持續近二十年，暴露出諸多問題，但這些問題往往也伴隨其歷史性的貢獻，所謂短處長處俱在此，實不宜片面言之。
本書第二章題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與超常投資力”，是全書最具理論創新、最重要也最富神韻的部分，其核心在於以“三維市場體制”涵設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並以此解釋其對於經濟活動的現實影響。西方常規市場經濟體制下由政府與企業這兩大主體構成，一般而言，政府被描繪成經濟活動的監護者，而企業則通過競爭確立其市場地位。“三維市場體制”則意味着，當下中國的經濟體制由戰略性的中央政府、競爭性企業和競爭性地方政府三大主體構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擔着一般性的政府職能，更直接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活動。此種類型的競爭性地方政府的形成，可歸結為：
1）1994年分税制改革將税收分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二者共享收入三塊，各級地方政府對於本轄區內的經濟過程中可得以分享的收入有了較為穩定而清晰的預期，成為擁有穩定企業受益分享權（這被張五常稱為“租”）的經濟主體；
2）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對地方政府採取分權考核的管理機制，並被各級地方政府沿用，由於經濟指標被作為對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主要依據，不同地區的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更多的投資以提升所轄區域的經濟實力，成為了具有強烈競爭意識與強大執行力的平等競爭主體；
3）相對於西方國家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財政收入，中國地方政府還擁有地方國有企業、由土地開發形成的土地財政及地方投融資平台這三塊特有的資產，因而擁有遠較西方國家地方政府更強大、豐富、全面之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權力和資源，這與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權下獲得的高度自主權是相應的；
4）通過不同層級間地方政府的橫向競爭這種以競爭促學習、在競爭中學習的實踐，地方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有了長足的進步，並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純學院派教育的空疏迂闊與不切實際（頁35-43）。
本章進而分析了在競爭性地方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廣泛深刻參與情態下，造成較之常規市場經濟條件的若干新特徵，特別是較高的投資率、較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工作效率這三者，從而有效地解釋了何以中國經濟的整體投資收益率顯著高於常規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投資收益水平，也為一直困擾學界的中國經濟長期“過熱”而非“需求不足”問題提供了具有説服力的解答（頁43-52）。
1991年以來我國GDP增速一覽圖
在本章的第三部分中，通過對於地方投資的長期收益的分析，指出地方政府對投資的激勵政策本質上是一種針對企業未來收益及利益分享權的綜合性長期投資，其所涉及的財政支出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意義上的公共財政來加以類比，後者是純支出性質的，而前者則構成可以通過不斷放大的價值生成與分享機制以多種方式迴流到政府財政（頁53-56）。
由此申發開來，則地方融資平台的意義與價值，也必須放到同樣的視野下加以考察，否則，簡單地將中國地方政府的負債與西方國家同類城市的負債加以類比，卻完全無視中國地方政府所擁有的西方同級政府無可比擬的大量資產及自由現金流，從而得出中國的地方財政問題比之歐美更為嚴重、中國地方財政遭遇全面危機這類結論，進而配合既有的崩潰論教條以動搖人心，本質上不過是欺人、自欺或二者兼而有之罷了。
從供給的角度解釋了中國經濟超常增長後，本書第三章以“美聯儲與國際超級購買力”為題，從有效需求的角度展開論述。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自然無可避免地要對中美兩國的相應情況加以比較：中國的高額投資與產能過剩恰對應於美國的過度消費與通過貨幣長期超發形成的超額購買力，通過中國的產品出口、換回美元、以統一的外匯管理系統集中、由美國的金融市場返借回美國這一利益交換機制，過去20年間的兩國經濟構成了罕見的互補性戰略配對。
由於作者在美國長期留學、工作的經歷及對於美國金融市場的深刻認知，他對時至今天仍為許多人推崇的美國整體國家發展戰略做出了極為嚴厲的批評，指出美國於六十年代逐步喪失產業領域的領導地位後，力圖通過金融虛擬化與經常性的貨幣超發來取代實體產業的發展以維繫國家核心競爭力，這一方面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國內的產業競爭力，導致本土產業的空洞化，另一方面通過金融市場的急劇膨脹，造成美元從貨幣符號向具有獨立商品屬性-價值的實相化轉換，二者共同導致其家庭、產業、政府的多重赤字不斷延續、惡化（頁59-70）。
美國這種維持不平衡的赤字經濟戰略與自80年代以來中國的追求不平衡的高增長戰略，構成了雙方在過去三十年間經濟互補配對的基礎，同時也導致了各自社會不平衡的進一步加劇。這種建立在特殊歷史情境下的戰略配對伴隨2008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事實上已不可能維繫，雙方經濟發展均面臨找根本性的轉型。
伴隨由美聯儲創造的國際超常購買力的終結，經歷了三十餘年超常增長的中國經濟是否能尋到對其的有效替代，是繼續超常增長在需求層面的最重大課題。而從供給的角度而言，則需主要思考如何將儲蓄化為有效投資，突破以環境、能源、資源為代表的生產要素瓶頸。二者的難題正好互為矛盾，也正提示通過某種恰當的機制將二者有機結合，以瓶頸要素供應方的投資需求化解國際超常購買力缺位後的產能-儲蓄過剩。本書的第四章“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歷史階段”，便試圖從消費升級與產業產業、城鎮化、生態與壞境、能源與資源、人力資本與技術創新、國防建設等諸多方面回應上述命題，而這一切又都離不開辯證地認識與處理積累、投資、消費三者的關係，尤其是要避免將投資與消費簡單對立起來、試圖以美國式的消費社會理念改造中國人觀念與行為習慣的傾向。
第五章“新增長階段的超常增長”，是全書最具戰略意味與政策價值的部分。在假定中國經濟保持超常增長的基礎上，它推算出走向2049年的中國經濟體量將達到570萬億人民幣，以人民幣兑美元5：1計，假設美國經濟年均增長2%，則屆時中國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3倍以上（人均達到其70%以上），這無疑是一個極令人振奮的預言。這一預言的實現，有賴於尋找到為國民經濟發展年均增加兩個百分點、未來36年總計約170萬億的超常購買力。作為解決之道，作者提出設立綜合性的國家發展戰略基金，即實施對生態資產與戰略資產的長期投資，在為常規市場注入超常購買力的同時，建設並永續經營國家戰略性基礎資產（頁112-115）。
此處，作者創造性地將已故學者鄧英陶多年以來遍訪中國上下求索提煉總結之“再造中國”新發展方式理論及政策建議（注）與其自己提出的國家發展戰略基金的構想結合起來，提出針對塔里木盆地光熱土水資源綜合利用、溯天運河-西部調水計劃等超級課題，及能源結構轉型與可再生資源開發利用、應用型人力資源開發-積累等長期性國家戰略項目，均可利用國家戰略發展基金主導運作（頁116-127），並清晰扼要地論述了國家戰略基金的傘形結構、其資金的財政引導與社會募集方式、基金管理團隊的構成與激勵機制、基金投資決策及項目諮詢制度、基金投資回報預期（頁127-131）。
在有關國家戰略基金的初始資金構成的設想中，不從國家常規財政支出中安排，而採用大型國有企業的鉅額公有資本進行投資，將帶有全民所有性質、擔負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大型國企的公有資本，投入惠及全民及子孫後代、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國家戰略基金中，比之簡單地將其劃撥用於一般意義上的民生改造（如同某些學界人士及媒體所鼓吹的那樣），其立義無疑要恢宏正大高明深遠得多，也更符合大型國有企業在重大國民經濟活動中的主力軍身份。
全書最後一章以“新增長階段的制度安排”作為探討之主題，契合於學界有關改革的頂層設計之討論。不同於諸多以根本性的政治-經濟制度變革作為此類頂層設計理想形態的論點，本書系統論證了由四大支柱，即作為經濟主體的地方政府、國有資產資本化形成的新國有經濟、複合型國家財政體系、超越短期宏觀調控的國家發展管理體系，構成的中國現行經濟制度（三維市場體制）相對於常規的西方市場制度的巨大優勢（頁133-151），從而根本上否定了以西方的“普世價值”全面改造現行制度的路徑。在客觀分析現有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後，作者提出了未來改革的方向：由以“創建市場”為主題的“第一次改革”過渡到以“政府再造”為主題的“第二次改革”，即在保留基本政治-經濟制度的前提下，進一步深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合理配置，建立與改善符合中國實際的複合型國家財政體系，完成政府部門的組織變革、業務模式的流程再造與人事改革（頁164-178）。
全書縱論中西古今，將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在世界經濟史的視野中加以考察，以“三維市場機制”為綱要作出了邏輯上自洽圓融的系統性解釋。在其有關三維市場機制的論述中，核心是作為經濟主體的競爭性地方政府。對於這種在中央與地方間形成的超越既有西方政治學經典分析範式的特殊關係，需要從中國傳統內追溯考辯其淵源，又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體察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化之大難與大幸。
作者在全文之始，即引用顧亭林《郡縣論》中“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的表述，在其第六章討論新時代的制度安排時，也將重新釐定中央地方關係作為第一要務，可深見其用心所在。作者非常正確地指出，中國目前之中央-地方關係所對應的國家體制是一種導入地方發展自主權的一體化政府或説是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分權型政府（頁166），但對於這種關係得以形成之因緣，卻有些語焉不詳，似乎更多是將其理解某種作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產物，而沒有結合新中國建國後的整體政治-社會實踐加以把握。
事實上，在集中體現毛澤東建國後整體思路的《論十大關係》一文中，第五條“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被放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與“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的”之間加以論述，正反映出中央地方關係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雙重重要性與複雜性。文中明確指出，要解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我們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好得多”，“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毛澤東所發起的破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踐（其極端的形式如大躍進和文革），並非偶一為之，而實在是其對於中央地方關係之整體思慮的邏輯體現。它以某種創造性破壞的形式，導致蘇聯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被一種高度地方分權情勢所取代，進而導致中國在改革以前的經濟結構已經完全不同於蘇聯東歐的典型計劃經濟結構：在所有制結構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集體所有制成分，並大力扶持發展了作為鄉鎮企業原型的農村“社隊企業”。
美國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在其《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1993）一書中將這種“地方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視作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並指出這一政治邏輯是由毛澤東本人奠定的，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的實踐是對於毛澤東這一政治邏輯的承繼，鄧小平的整個改革是在毛澤東所奠定的這個政治邏輯和政治基礎上才得以可能的。
在此意義上，對中國“三維市場體制”的完整理解，不可避免地要將新中國前後兩個三十年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而將完整現代轉型的新中國與前現代的傳統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與把握。這意味着，超常增長對應的不應只是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而應將時間跨度延展為1949-2049年，意味着要將毛澤東時代以趕超式自主發展為主要特徵的發展路徑與改革時代以比較優勢和融入全球化為主要特徵的發展路徑在某種統一性的視野下綜合考量。這無疑是更具挑戰也更能激發創造性思維的重大思想實踐。
如果承認“三維市場體制”對於解釋當前中國經濟實際的有效性，則需正視其所對應的最重大問題：任何一級中國的地方政府，本質上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組織單位，而三維市場體制下“競爭性地方政府”本質上具有經濟主體地位。
這意味着，此類地方政府事實上從以整體國家-民族利益為旨歸、不帶有任何自利動機的黨的組織下降為經濟過程中以自利為特徵的“理性”博弈者。它固然切實地構成中國經濟的超常投資力並有效地推動乃至成就了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卻也因為親身參與利益博弈，而導致統一性的政治意志的弱化乃至消弭，而失去政治意志的政黨事實上也便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合理性。作為中國傳統政治術語意義上的“封建”集團，它天然地將自我集團所對應的利益視作高於整體利益，追求自我集團所對應的利益最大化，客觀上構成中國當下“去政治化”訴求的現實基礎。這即是“其專在下”的“封建之失”。
如何能使此類“封建”集團不背離黨的政治意志、政治品質、政治理想與政治主體性，確保其專注於自我集團的逐利性不會衝擊、動搖、瓦解政治共同體的存在與共識，使其有效地服務於政治共同體生存發展、長治久安的整體目標，以制度性的方式“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這是最深刻地考驗執政黨的政治意志與政治智慧之處，是傳統政治經驗實現其現代轉化之最重大關節，也是中國道路之實踐亟待為中國也為世界解決之核心命題。
（注）參見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再造中國，走向未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