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師生圍攻燕京學堂 學者稱旨在與清華“蘇世民項目”競爭
出師未捷“聲先死”。還沒能從世界上最好的大學裏搶到人才，北京大學的“燕京學堂”就陷入諸多北大師生的口水之中。近兩月圍繞着北大靜園改造和“燕京學堂”項目的爭議，再次將北大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前天(28日)，繼北大學子發佈關於“燕京學堂”項目致校領導的公開信後，北大中國經濟研究教授李玲等幾十位學者聚集在一起，“圍攻”燕京學堂，後者旨在建立並傳播以中國話語權為主的“中國學”。
據悉，作為對外界爭議的回應，7月9日北京大學劉偉常務副校長等校方領導將與參與討論的師生進行溝通交流。而早在這場風波之前，劉偉就同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北大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張旭東一起對燕京學堂和中國學的設立做了一番詳細的解釋。與批評聲不同的是，同世界最好的大學搶奪人才的燕京學堂並非如同部分北大師生所描述的那樣“草率”，這所學堂的設立有着清晰的戰略目標：中國日益成為全球不可忽視的因素，清晰定義“中國學”，構建有中國話語權的中國學學科，成為緊要課題。在張旭東教授的介紹中，中國學也並不是如同外界想象中那般“好大喜功”，而是旨在讓世界瞭解中國的“底色”。中國學專業首創人、浙江大學教授範捷平也曾經為中國學“正名”：“我希望西方下一代能比較客觀地看待中國。”
網上流傳的燕京學堂效果圖
李玲
“靜園小組”公佈：“燕京學堂”調查結果
5月5日，北京大學宣佈正式啓動“北京大學燕京學堂”計劃(YenchingAcademy，PekingUniversity)。根據北大的官方介紹，這是一個獨立建制的教學科研實體機構。燕京學堂為住宿式學院，將開設一年制的“中國學”碩士項目，主要以英文講授課程。2015年9月，第一屆學生即將入校，其中包括65名海外學生、35名中國大陸學生。
燕京學堂的選址是北大靜園六院。近二三十年來，靜園六院一直是北大歷史系、哲學系、中文系以及其他文科研究機構的大本營。2013年底開始，這些文科院系先後搬至校園東北部新落成的“人文學苑”。於是，騰空的靜園六院便成為燕京學堂候選地。
選址靜園六院在北大校內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此前，一張修繕效果圖從北大BBS上流出，其修繕方案包括地上、地下兩部分。這一工程的複雜程度為同類建築中罕見，其帶來的文物保護隱患引起一些文物專家的反對。6月5日，北京大學通過官方微博等渠道發表聲明稱，在靜園的建設方案設計過程中，學校相關部門考慮了多個備選方案，最終確定了基於一到六院現有建築內部修繕的方案，不在靜園地下建設教學區域。
但校方的回應並沒有回答外界對燕京學堂項目的質疑。6月8日至19日，北大學生組織了一場“關於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項目的問卷調查”，該行動的發起者為“靜園小組”。
根據“靜園小組”公佈的數據共有3082人通過微博、BBS等網絡平台填寫了在線問卷。從調查結果看，對“燕京學堂”項目持支持態度者308人，中立者1341人，反對者1433人；對學堂選址靜園持支持態度者83人，中立者270人，反對者2729人。
“靜園小組”的問卷調查
北大學生髮公開信質疑“燕京學堂”課程
“有了燕京學堂，就破壞了仰望星空的地方。”這成為了北大學子反對燕京學堂的“罪狀”之一。6月25日，“幾名關心學校發展的北大學子”在新浪微博上發了一封名為《就“燕京學堂”項目與校領導的通信三則》的公開信。公開信談到了問卷調查中兩個備受爭論的焦點性問題：第一是對靜園六院區域及其公共性的維護，在3082份問卷中，有近九成的受訪者反對燕京學堂選址於靜園。在反對以“燕京學堂”的名義利用靜園區域的諸多理由中，一個反覆出現的詞語是“公共性”。對於北大學生而言，靜園是北大核心區域僅有的一塊集中、開放的大型户外空間，它不僅是承載着“北大精神”的文化符號，也是大家散步、聊天、聚會、仰望星空的地方。此外，靜園六院的公共性還有另一個層次，即作為文化遺產和記憶空間的公共性。
問卷調查的第二個焦點在於對燕京學堂“中國學”學科的性質與設置上的存疑。在北大的官方敍述中，“燕京學堂”項目不僅是北大綜合國際化與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創新，也是北大深化教學改革、創設跨學科研究中心的嘗試。然而在問卷受訪者中有65.36%的人都對“中國學”的項目名稱表達了質疑，大部分受訪者對於“中國學”的學科性質、“燕京學堂”項目的學制和學科設置是持懷疑態度的。問卷中的不少質疑的來源在於校方目前對“中國學”項目提供的信息不夠具體和充分。在參與問卷調查的181位北大教工中，89位教師反對“燕京學堂”項目，有82位教師對“燕京學堂”項目的學制長短、“中國學”學科性質和學術意義表達了懷疑。公開信稱，在“燕京學堂”項目設計和“中國學”學科設置上，希望學校能夠廣泛徵求相關人文社科專業專家學者的意見，召開更大規模的學科合理性論證，就學科的具體設置、教學資源的分配方式、課表與學制的設計、招生和人事聘任制度等基本問題進行公開的討論與充分的説明。
6月6日的“燕京學堂”項目招生宣講會上，學生們提出一年制“中國學”碩士學位的認證、如何選課、課程是否公開給全校同學、以英文作為“中國學”的授課語言是否妥當等問題。他們自稱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得到具體的回答。79.04%的受訪者認為在“燕京學堂”項目的籌備組織中，學校籌備組未能充分考慮師生意見。
“燕京學堂”啓動儀式
然而，他們的疑問並非沒有回答。早在5月5日北大舉行“燕京學堂”啓動後，北京大學中文系“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張旭東和燕京學堂院長劉偉就曾經接受了今晚報記者的採訪，對中國學設立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做了嚴密的闡明。
5月11日，北大常務副校長、燕京學堂院長劉偉就自信滿滿地表示：“今天的打拼，就是要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學爭奪人才。”如何爭奪？靠的就是中國學。提及“中國學”，很多人會有陌生感，學界對此概念也尚無定論。而當中國日益成為全球不可忽視的因素，清晰定義“中國學”，構建中國學學科，成為緊要課題。
北京大學中文系“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張旭東對記者解釋，與中國學相近的概念有三個。
一是西方大學裏都有的，屬於“地域研究”系統裏“東亞研究”中的中國研究專業，是一個規模不大，相對邊緣化的學科。
二是傳統的漢學，它源於歐洲，研究中國古代文明，更像是靜態的博物館式的文化研究，卻“並沒有聯繫到現代世界中存在着的中國和活生生的中國人”。
第三種研究傳統，關注中國現實，研究者由西方一批政界、軍界、情報界、政策智庫和媒體人出身的中國觀察家組成，主要對中國時事進行觀察評論，並非學術性。
“無論是漢學傳統、地域研究傳統，還是‘中國觀察’傳統，相對於中國文明整體，特別是當代中國社會的迅速發展來説，都有點像盲人摸象，缺乏整體觀，因此也不太可能帶來對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整體瞭解和深入分析。”張旭東説。
張旭東教授如是向眾人闡明中國學的意義：“無論是漢學傳統、地域研究傳統，還是‘中國觀察’傳統，相對於中國文明整體，特別是當代中國社會的迅速發展來説，都有點像盲人摸象，缺乏整體觀，因此也不太可能帶來對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整體瞭解和深入分析。”他進一步解釋説，中國學界在世界語境中開展中國研究，有必要用一個“中國學”的概念，針對全球中國研究的挑戰，建立起既有中國主體性又能與國外優良學術傳統和教育訓練體系相得益彰的學術建制。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燕京學堂院長劉偉對記者説，中國要走向現代化、走在發達社會的前沿，需要有若干所能被世界承認並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流大學。這樣的大學，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傳承中華民族傳統的基礎上，把世界上各種文明的優秀成果、各種科學方法融入中國的學術研究教學和發展中來。這樣的需要“空前迫切”。
清華推出蘇世民項目
前天（28日），由“活字文化”組織的“燕京學堂與大學改革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與會者多為北京大學知名學者，比如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張鳴，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史地中心教授唐曉峯，以及評論家李陀等幾十位。
在北大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看來，“北大老師現在是一盤散沙。北大就是一個農貿市場，每個人擺了一個攤子吆喝自己的買賣。”對於“燕京學堂”是北大國際化教育改革試點的説法，她認為被誇大了。李玲認為，北大急切推出“燕京學堂”項目，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清華大學不久前推出了蘇世民書院，這是一個“培養各界領導精英”的國際化項目，由清華大學與黑石集團主席蘇世民合作建立。蘇世民書院項目還在建設中，預計2017年向全世界招生。項目顧問委員會包括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耶魯大學校長萊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賴斯等。
在李玲看來，北大迅速推出“燕京學堂”項目，很大程度上是緣於與清華大學競爭。
北大中文系教授張鳴認為，“燕京學堂”受到那麼大爭議，一個原因就是北大校內空間緊張，“從今年開始很多樓翻蓋，有一些研究生就要被趕到外面去住。在這種非常緊張的情況下，要把靜園那麼一大塊地單獨地圈出來給這麼100個學生來使用，這個不太合理。”
被質疑的“中國學”和一年學制
“燕京學堂”的一個最重要內容是建設“中國學”學科、培養“中國學”人才，並設置1年碩士項目。北大英語系高峯楓和蘇薇星兩位老師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都質疑了“燕京學堂”一年制碩士學制的合理性以及“中國學”的學科定位。李玲説，“可是中國學是什麼？自己沒有整清楚，怎麼來開這個課來教學生？而且一年就能拿碩士，這也是不合理的，因為任何一個學科從學術上來講是要有積累和有沉澱的。”
在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看來，中國學這個概念也是有問題的，“西方沒有西方學，東方也沒有東方學，中國為什麼還有中國學？國學也是這樣，我們管外國人的東西叫西學，跟這個西學抗衡的就是我們的國學。”
英文授課也是被詬病的地方。“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我不是反對用英文上課，如果要是在美國講中國研究用英文講，這個很正常。可是在北京大學，在中國最高學府之一來講中國的學問，你必須用英文來講，聽課的人必須聽英文，這是什麼道理？”張鳴説。
北大史地中心教授唐曉峯説，“外國人來了，英語用上了，發表論文也是英語寫的了，好像這個就是國際化。”唐曉峯教授認為，北大的改革就是隔三岔五拿出新東西，再來一個新東西，這就是北大在做的改革，“燕京學堂是我們熟悉的一種方式，又辦了一個班，北大辦的班特別多，燕京學堂就像更大型的班。”
在李玲看來，這次北大“燕京學堂”成為一個事件，背後是大學定位問題。張鳴也認為，現在北大的大學改革到底往哪個方向改，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評論家李陀在會上認為，中國大學的理念一直不對，“究竟我們為什麼要辦大學？辦大學的目的是幹什麼？”李陀説，“清華很坦白就是要以中國為基地給全世界培養世界領導人，可我們有的大學比較投機。這個事件有可能會帶來整個人文領域價值觀念新的變動或者是破壞。”
中國學：讓世界瞭解中國的底色
時勢造學科。儘管非議重重，可從歷史和國際形勢而言，建立“中國學”的迫切需求卻一直存在。據燕京學堂管理者表示，燕京學堂的另一目的是，讓世界更好地瞭解中國，從而真正地理解中國。
燕京學堂辦公室主任姜國華手頭有一份美國花旗銀行的報告，上面寫着：if you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e answer is China。（如果你不知道問題的答案，答案就是中國。）
“我們國家現在有很多稱號：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與此同時，我們還提出了兩個著名的百年目標，這些都令世界矚目。而中國的發展究竟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變化和影響，中國希望從世界獲得怎樣的尊重和理解，這些都已經不簡單是學者興趣或學術問題，而是中國發展及全球發展的需要了。”劉偉説。
張旭東還解釋了燕京學堂將吸收65%的外國學生、35%的中國學生的真正用意。“年輕人一起學習生活，並瞭解對方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後兵戎相見的幾率就會小得多。”這大概也是燕京學堂最終設定為國內首個住宿式學院的原因。
靜園六院
燕京學堂的管理者希望，一年的學習完成後，一些學生可以繼續留在北大或去其他名校深造，另一些人回到本國，當他們進入企業界、政界服務的時候，能夠有一個理解中國的“底色”。
“這不是洗腦，而是希望通過燕京學堂的學習潛移默化，讓他們成為世界公民，同時為世界的概念注入中國因素。這樣的學生每年100個，十年就有1000個。”張旭東強調。
曾擔任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系主任的他説，舉個淺顯的例子，有些外國人覺得中國經濟躍升就必然要稱霸全球，但中國人自己並不這麼看。這就要從各個方面給他們解釋：中國的歷史，並不是一個殖民的歷史；中國人對家園有獨特的留戀，從詩經到唐詩宋詞，都描述了這樣的依戀——尊重傳統的邊界，承認文化差異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不願意為征服異族異域而背井離鄉，更不願意為此打仗。“這樣一説，他們就至少瞭解到有這樣一種文化基因。”
中國高等教育界一直在推進國際化。北京大學與300多所境外大學簽訂了校際交流協議，目前，有來自100多個國家的2500名學位生和6000多人次的非學位生在校學習交流。
不過，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似乎還做得不夠。雖然中國於2012年成為繼美國和英國之後，世界第三大留學生接收國，但歐美國家早已把留學教育作為公共外交和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途徑，精心深耕多年。
英國高教機構ExEdUK曾發佈報告稱，在全球177個央行行長中，有32位曾經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二戰結束以來，全球有超過200位前任或現任國家領導人曾在美國接受教育。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曾説：“對我們國家來説，沒有比那些曾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世界領導人的友誼更有價值的資產。”
真正的高校體制改革
一年制碩士在中國高教界並非燕京學堂首創，北大以前就曾經設置過一年制碩士，因需教育部特別批准，所以數量很少。劉偉告訴記者，希望以燕京學堂設置一年期碩士為契機，與主管部門探討授權北大自主設置學科。
“燕京學堂的很多事務，涉及改革傳統的高校體制。”劉偉説。
教育部已批准北大、清華兩校及上海市作為全國高校改革試點，北大目前也正在制定報請教育部乃至更高機構的改革方案。
“為什麼要給高校辦學自主權？以招生為例，一個國家幾千所大學，為什麼高考錄取的分數線一致，高考科目設置一致，高考的標準答案和課題內容一致，高考時間統一設定？由學術規律決定的事情，為什麼要由行政命令決定？我們大家所熟悉的MBA、EMBA項目，招生數額都由行政部門決定，導致某些高校招不滿，某些高校名額遠不夠用，並不符合市場規律。”劉偉説。
他還以北大數學學院為例：由於多年來數學系組成了專家團隊，從中學開始就對一些學生常年跟蹤，挑選最有潛力的學生招入數學系，所以學生質量很高。
“現在是放鬆一些管制，給大學獨立自主權的時候了。”劉偉説，“如果沒有大學自主改革浪潮的推進，可能我們也沒有這個信心去辦燕京學堂。”
（觀察者網綜合今晚報、東方早報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