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轉移社會矛盾是在禍害香港
【本文英文版由觀察者網供稿香港《南華早報》，刊載於該報2014年7月8日A13版上，題為“Tearing the Fabric”；2014年7月9日美國《赫芬頓郵報》旗下的《世界郵報》（World Post）亦收到觀察者網供稿，刊發本文，題為“The Issue in Hong Kong Is Not Autonomy from Beijing, but Growing Economic Inequality”。】
《南華早報》寒竹文章截圖
美國《赫芬頓郵報》旗下的《世界郵報》（World Post）本文截圖
香港自從1997年擺脱英國殖民統治迴歸中國以來，跟內地的經濟關係日漸緊密。但與此同時，香港社會也出現了一種排斥和抵制內地的情緒。這種情緒通常以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不滿和批評表達出來。比如最近一些保衞新界東北的示威者攻擊立法會的一個口號就是“保東北、保香港”，認為新界東北區的開發將導致深圳和香港兩地融合，最終香港將會“淪喪”。除了這種把對特區政府跟中國內地綁在一起批評和抵制的形式，一些激進反對派也公開抵制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6月11日，一些示威者在西環中聯辦門外焚燒白皮書副本，矛頭直指中央政府。香港這種排斥和抵制內地的情緒並非發生在最近，近幾年香港炒作港陸矛盾的輿論一直在發酵，“城邦論”、“蝗蟲論”都是在刻意放大內地與香港的矛盾。
對香港情況稍有了解的人都很清楚，香港自從1997年迴歸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嚴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基本政策，從未乾預香港社會的具體事務，更未從香港社會抽取任何經濟利益。相反，為了振興香港經濟，中央政府在香港遭遇危機的艱難時刻曾給於香港巨大的幫助與支持。同時，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也並無利益衝突，平均每天有近10萬內地居民到香港旅遊，絕大多數的內地遊客跟香港本地居民關係融洽。但是，問題在於為什麼這些沒有事實依據的港陸矛盾能夠炒作起來？
筆者以為，所謂的“港陸矛盾”在本質上是有些人為了轉移香港社會內部矛盾而製造出來的。近十幾年來，香港經濟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邊緣化，香港大資本對社會的壟斷程度越來越嚴重，社會貧富懸殊日趨擴大，社會公平嚴重缺失。這些香港的社會矛盾原本植根於香港內部的經濟結構和政治亂象，但一些海外政治勢力和香港政客卻禍水東引，把香港社會內部的矛盾歪曲為內地與香港的矛盾，試圖把香港社會的內部矛盾和衝突轉移到中央政府和普通內地人身上，以此來煽動普通香港民眾對內地的不滿。這是當前香港社會亂象的總根源。如果不澄清香港社會矛盾的真相，不還原香港社會矛盾的本來面目，就很難找到解決香港問題的根源。為此，本文試圖做以下探討。
2011年激進示威者七一遊行後在中環堵塞道路
一、香港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邊緣化
從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香港一直是內地跟海外的主要貿易通道。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內地的封鎖，香港作為自由港一直扮演着中國內地跟外部經濟往來的一個主要通道。儘管當時內地經濟落後，但內地巨大的人口數量和經濟總量給只有幾百萬人口的香港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會和財富。
從上個世紀60～70年代開始，香港快速進入工業化社會，興起了電子產品、手錶、玩具和服裝的輕工業。1960年香港工廠有5346家，到1969年已達14078家；工人從1960年的22.44萬增至1969年的52.44萬。到了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香港基本形成以出口加工為主的經濟體系。根據資料，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GDP中有20%的就業人數集中在製造業，人數大約有100萬人。而此時香港的總人口也只有600萬左右。依附於內地的轉口貿易和香港自身的製造業及出口構成了當時香港經濟的兩大支柱，也是香港經濟起飛的雙翼。
但是，隨着經濟全球化和改革開放，缺乏獨立性的香港經濟很快受到嚴重衝擊。大量的香港工廠尋求低廉的勞動力而北上遷入內地，到了1985年，香港的轉口貿易已經超過本土的出口，香港經濟開始逐漸轉入空心化。
香港產業空心化直接導致兩個重要後果：
1，香港製造業急劇萎縮，而且逐年持續萎縮而無法逆轉。到2013年，香港的製造業只有2萬人左右，相當於八十年代初的五十分之一，而現在的香港人數已經700萬出頭，服務業超過就業人口的85%。也有數據統計説香港的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已經超過93%。
產業空心化是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通病，目前沒有一個發達國家能夠真正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香港產業空心化跟歐美國家產業空心化有根本不同。歐美國家在產業轉移之後，仍然壟斷着全球高科技和時尚奢侈品牌。所以，西方國家經濟雖然因產業空心化而困難重重，但憑藉科技創新和引領世界時尚潮流，仍然居於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從世界各地獲取壟斷性的超額利潤。西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失去的只是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但從全球獲得的利潤卻比以前更多，西方國家的社會總財富仍在在增加。相比較而言，香港地區既無領先世界的高科技，也無引領世界潮流的國際時尚品牌，而作為內地跟海外經貿聯繫的中介角色逐步喪失，最終直接成為全球產業鏈產業轉移的犧牲品。目前，香港的零售、餐飲、酒店、倉庫、物流、碼頭中的低端工作構成了普通勞工的主要就業機會。
2，由於港英政府畸形的土地制度，香港的地價本來就高。而港商的北上進一步加深香港房價的飆升。香港過去的工廠規模通常只有幾十人或數百人。但這些中小企業把工廠搬到內地後，得益於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企業規模迅速擴大了數十倍甚至數百倍。規模效應導致投資內地的港商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獲得了巨大的利潤，但這些利潤並未留在內地，而是流回到香港，其中很大部分流向房地產市場，在內地發財的港商無一例外地都在香港購買豪宅，掀起了香港房價高漲的浪潮。
由於香港在科技文化上的先天不足，在經濟全球化和內地改革開放的衝擊下無法實現產業升級，再加上香港原本畸形的土地制度，香港社會逐漸形成了富商巨賈、大地產商與低端服務業員工的兩個極端，而原有的中產階級逐漸萎縮消亡，社會進入不穩定的狀態。
香港2003年的“七一”遊行
二、自由行對香港經濟發展利弊參半
2003年，香港遭遇sars衝擊，經濟低迷，樓市泡沫破滅，中央政府與港府決定開啓“自由行”以振興香港旅遊和服務業。從2003年7月開放內地自由行以來，到2013年10月，香港一共接待了1.24億名內地自由行旅客。僅2013年1到8月份，內地赴港遊客2682萬人次，佔全部訪港人數的75.4%。
總體説來，自由行對香港的旅遊業、服務業、金融業和運輸業這四大產業有很大貢獻。自由行除直接帶來旅遊業收入，還涉及多種經濟活動，覆蓋香港服務、金融、運輸等多個行業。自由行給香港經濟帶來的最大好處是給香港提供了大量的低端就業機會。目前，儘管香港經濟低迷，但失業率很低，大約只有3%。這跟自由行帶來的大量就業機會有很大關係。
但是，從經濟發展角度看，自由行給香港民眾帶來低端的就業機會以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不大。據統計，2012年“自由行”的消費為香港帶來261億港元的增值，佔當地GDP的比例僅有1.3%。與此相比，貿易及物流業對GDP貢獻超過25%，金融業貢獻超過15%，專業服務及各種生產性服務接近15%。也就是説，自由行給香港帶來了很多就業機會，防止了香港社會因產業空心化帶來的大規模失業。但自由行帶來的工作大都侷限在低薪的零售服務業，對整個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意義並不大。真正從自由行中得到巨大好處的是西方奢侈品牌商和香港的物業擁有者。
自由行實行10年多一點的時間，這期間，西方各大奢侈品牌連鎖店在香港急劇擴張，大街小巷都是西方奢侈品牌商的店鋪。香港的街頭風貌每一年都在變化。前幾年旺角地帶還有一些當地人開的傳統小店鋪，但現在這些小店鋪已經越來越少。潮水般湧來的西方奢侈品牌商把當地人的傳統小店鋪擠走。所以，儘管內地遊客給香港零售業帶來了繁榮，但遊客在香港消費的金錢主要被西方奢侈品牌商和物業擁有者賺走，香港本地人只是得到低薪的零售服務員工作。
更為嚴重地是，西方奢侈品牌商的大量湧入迫使香港大量的小商鋪因無法承受暴漲的租金被迫關門歇業。從這個意義上説，自由行客觀上幫助西方國家的奢侈品牌連鎖店擠垮了眾多本地的中小商鋪，這對香港本地經濟結構極為不利。自由行十年人數增長4倍，香港商業區的租金也增長數倍。香港商鋪的租金之高全球罕見，有的月租已高達每平方米3萬港元。原本與本地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小商鋪、小餐廳、便利店在昂貴租金的壓力下不斷撤退，奢侈品商鋪在港島迅速蔓延，本地居民的日常消費在物價飆升下受到嚴重衝擊。
總體來講，自由行對香港經濟的輸血利弊參半。大量的內地遊客湧入確實能解決香港社會的就業問題，但自由行客觀上也起着消滅香港本土零售業，催漲房價和租金的作用，這對整個香港經濟結構的改善與發展極為不利。與此同時，難以控制的遊客數量也衝擊着香港社會原本的社區結構和消費習慣，催生了香港部分本地普通市民對內地遊客的反感。
奢侈品商鋪在港島迅速蔓延，本地居民的日常消費在物價飆升下受到嚴重衝擊
三，大資本對社會資源的壟斷與貧富懸殊的擴大
根據《福布斯》2013年公佈的香港富豪榜，第一名是長實主席李嘉誠，身家達2340億港元；第二是恆基地產主席李兆基，身家約1560億港元；而新鴻基地產的郭炳江、郭炳聯及其家族，以淨資產192億美元排名第三；新世界發展創辦人鄭裕彤排名第四，淨資產160億美元。
由於香港畸形的土地制度，土地壟斷的情形早就存在。在七八十年代，香港幾大洋行擁有大量的土地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香港迴歸後，英資幾大洋行的土地通過市場整合，逐漸形成了今天香港地產商的四大家族。這四家最大的地產商在上世紀末就已經控制了香港55%的房地產市場，如今新的地產商已經極難進入這個市場。而大地產商憑藉地產事業獲取的暴利，進而收購擁有大量土地的公用事業和公共服務機構，今天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氣、電力以及超級市場等，大多皆由大地產商所控制。
在這十幾年香港大學所作的歷次民調中，香港社會“公平”指標得到的評分，長期在各項指標評分中殿後，遠遠落後於自由、文明、治安、廉潔、繁榮以及法治等指標；2011年12月公佈的民調顯示，若要在“繁榮、廉潔、公平、自由或福利社會”中做出選擇，最多港人選擇的是“公平社會”，其次才是廉潔和繁榮的社會。
港府曾經一度實行換地政策。地產商在原則上收購了農地兩年以後，可以申請把它變為非農地。這個政策導致香港主要發展商搶在政府還沒有批准某個地皮發展之前就大面積收購農地，然後囤積起來等待政府批准開發再更換土地性質從而獲得土地增值暴利。由於發展商搶先收購香港農用地，目前香港的農地大約有三分之二被大地產商囤積在手中。這導致香港現在整個城市擴大的時候，卻面臨土地緊缺的問題。
另一方面，由於香港的經濟空心化，中產階級急劇萎縮。普通市民的收入實際上處於負增長狀態。香港普通僱員的工資在迴歸後十幾年一直沒有增加。一個大學生畢業，十幾年前是一萬港幣左右，現在仍然如此。但十多年來，香港的樓價和租金迅速攀升，普通物價也不斷上升。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的香港變成了承租者的社會，絕大部分社會財富都被業主佔有，普通香港人都在為地產商打工。
與普通市民實際收入不斷下降相比較，幾家控制了香港經濟命脈的大地產商每年都獲取鉅額暴利，根據《福布斯》財富榜，李嘉誠在2012年的財富增加了36%，增值高達624億港元，這跟普通市民的經濟狀況形成鮮明對比。香港大資本對社會的壟斷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喪失在香港普通市民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陰影，也引發了強烈不滿的情緒。
四、香港迴歸17年的變與不變
中國政府在跟英國政府商談回收香港主權時提出了五十年不變的原則。這個原則最後寫進了中英聯合聲明，也寫進了基本法。但是，事實上，這個五十年不變的説法並不完全符合迴歸後的事實。
香港迴歸後的十七年確有不變的一面。中央政府在迴歸後嚴格遵循了五十年內不讓香港製度向內地社會主義制度變化的諾言；但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制定《基本法》時就已經做出了讓步，允許香港製度向另一個方面變化，即從過去港英時代的港督大權獨攬的政治制度向民主制度過渡。從《基本法》中已經可以看出香港特首的權力和立法會的設立等與過去的港英制度已有重要不同。
在香港迴歸前，香港政治制度是按照英國的《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這兩個文件建立起來的。在這個制度中，港督大權獨攬，處於權力的中心，行政局、立法局都從屬於總督。今天依據《基本法》中設立的政務司長在港英政府那裏不過是港督的首席秘書(Chief Secretary)和首席政策顧問；《基本法》設立的立法會在港英政府那裏不過是隸屬於港督的法律質詢機構而非立法機構。港英時代立法局議員的產生、立法議案的提出、簽字、公佈生效等都由總督控制，立法局的職能僅是就立法議案進行一般性辯論和質詢，它們無立法動議權。反觀今日之特區政府，特區行政部門已經淪為一個弱勢政府，立法會權力大為膨脹，政府的決策處處受立法會掣肘。
香港迴歸後另一個重要政治變化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管治權的弱化。由於港英時期的制度是基於《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這兩份政治文件，英國政府的意志完全體現在香港的政治現實中。在香港迴歸前，英國政府要求香港市民必須承擔駐港英軍費用的一半，對此，香港市民絕無半點權利抗辯。香港迴歸後，中央政府雖然擁有對香港最終的管治權，但這個管治權是委託給香港特區政府的，中央不插手香港內部的經濟政治事務，國家駐港部隊的費用也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擔。如果把今天北京的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直接管控程度跟英國政府當年對香港的管控程度做一個對比，二者的差別顯而易見。一些打着英國米字旗攻擊中央政府幹涉香港自由的人，從來不敢把香港迴歸前後的自治程度作具體對比。
所以，從現實情況看，《中英聯合聲明》所講的五十年不變，在現實中只做到了香港的制度沒有向內地制度變化，但卻明顯地向相反的方向變化。任何一個人，無論政治立場如何，只要把香港今天的政治制度跟迴歸前的港英制度進行比較，都不得不承認二者已經大相徑庭。強調五十年不變的人，包括中國政府的部分官員，往往忽略香港政治已經大變的這個基本事實，而這個忽略是有政治風險的。
當前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香港的政治反對派並不滿足於上述變化，他們還要進一步突破《基本法》，突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要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徹底否定掉，把香港變成一個脱離中國的“自治領”，這是香港的激進反對派試圖把香港內部尖鋭的社會矛盾和轉移到中央政府和內地民眾身上，大力炒作港陸矛盾的根本原因。
相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所講的五十年不變，香港已經發生的政治變化實在太大，而且目前的變化已經是在準備突破中國憲法，突破基本法的邊界。對於香港政治生態的惡性變化，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應當嚴正表明態度，並採取必要措施。香港確實需要改革和變化，但這種變不能是朝着背離中央政府，脱離中央政府管治的方向變；不能是朝着破壞香港法治，毀壞香港國計民生的方向變化；不能是朝着挑動香港內鬥，撕裂香港的混亂局面變化。
今天的香港不需要挑動社會內鬥的政治運動，而是需要走出在全球化經濟浪潮中邊緣化困境的經濟改革。香港社會精英應當思考的是，如何才能維繫香港優良的法治傳統？如何才能在全球化經濟中找到香港的立足點？如何才能遏制大資本對香港經濟的壟斷？如何才能讓香港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如何才能讓香港經濟重振上個世紀七八十級年代的雄風？一句話，香港需要的是經濟改革，而不是轉移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