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日本極右勢力正在透支中國嗎
7月1日，日本政府在臨時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解禁了日本的集體自衞權。
確切説，僅就安倍內閣的這一次“政府解釋”，包括解禁集體自衞權事件本身，都不算特別重大的舉措。長期以來，日本的集體自衞權，就一直處在憲法解釋的邊緣，圍繞所謂“擁有但不能行使”的立場，曾有過多次不同的“政府解釋”。雖然在50年代鳩山一郎內閣時期、60年代的佐藤榮作和70年代的田中角榮時期，其“政府解釋”都重申因憲法限制而不允許行使，但多是出於日本國內政治平衡的需要，並非國際壓力使然。同時，關於集體自衞權並不受修憲限制的輿論也漸趨轉盛，在90年代末期當時的小澤內閣就曾表示“即使不修憲日本也擁有集體自衞權”。
7月1日，安倍晉三在內閣會議結束後離開會場。
所以，從歷史沿革上看，安倍的這一步並未跨出太遠，不過就是明確了憲法並不限制集體自衞權行使這一呼之欲出的解釋，而新版的“行使三條件”，也不過是1954年出台的自衞權行使三條件的再版。
歸根結底，安倍今天這一步的真正意義，還在於對日本“和平憲法”的加速擺脱和背棄。
眾所周知，在日本戰後的歷史上，修憲運動，或者就叫擺脱和平憲法的運動，其歷史幾乎與和平憲法的歷史一樣長。從初期的“憲法強加論”、“憲法無效論”，到後來的“社會變遷論”、“戰後政治總決算”等論調，都曾為這個運動提供理論基礎。
2000年日本在國會參眾兩院分別設置了“憲法調查會”，自此以後，修憲運動已成主流，護憲運動不再成氣候。
然而，修憲雖然擁有各種不同的名義，披掛着各種顏色的外衣，卻始終有一個最核心的陰魂，就是日本極右勢力幾十年堅持不懈所致力於的一個大目標：擺脱掉標誌着日本失敗的“和平憲法”、變相恢復標誌着日本勝利的明治憲法。
對於日本極右勢力來説，安倍這一次解禁集體自衞權，相當於“和平憲法”的進一步名存實亡，這也就標誌着他們的事業又推進了一步，距離大目標又近了一步。二戰結束後加在日本身上的各種束縛，已經一一掙脱，大日本帝國的昔日榮光，正重新煥發。
這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志在重振大日本帝國雄風的極右勢力，正在藉助日本現實政治中的各種短期進程，一步步地接近其長遠的大目標。百年後再回首，和平主義死亡，軍國主義迴歸！
應該認識到，在當今日本社會，日本極右勢力並不是主流，他們的終極目標並不能公開，他們的事業是一個隱秘日程（Hidden Agenda），因此，在推進其事業時，他們每一步都要順勢而為、借勢而為，通過製造虛假的目標，迷惑和劫持民眾和政府，利用現實政治中的進程採取曲線、變通的方式逐步地接近其最終目標。
以這一次解禁集體自衞權為例。可以肯定，他們不會真的在乎幫助盟國出兵這件事，甚至還會對美國背後操縱和利用日本心生反感，所以，解禁集體自衞權這個政治進程並不是他們的目標所在。但是他們還是會大力推動這一進程，促成解禁的實現，就是因為解禁集體自衞權這一短期目標，與他們的終極目標大方向一致。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極右勢力迎來了社會大環境的總體改善，日本民眾中的和平主義信念遠不如過去堅定了，對於修憲已經沒有了以往那種強烈的牴觸心理。2001年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之後，公開主張“將來應該修改憲法第9條”，並於任內促成了“特措法”和“有事三法案”等法案的通過。自此以後，日本的現實政治進程，越來越與極右勢力的大目標合流。2005年，自民黨提出修改憲法序言部分的主張，以國際貢獻主義，繼承日本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尊重基本人權這個新的三原則，代替“和平憲法”中的國民主權、和平主義和尊重基本人權三原則，憲法的“去和平化”已成大勢所趨。
正是在這樣一種大環境和大趨勢之下，又一個新的形勢出現了：中國高速崛起，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巨大的變局被日本極右勢力當作了天賜良機。如果説推動日本朝野向右轉在過去還只是日本的“內力”單獨發力，那麼，近十幾年來，藉助中國崛起的現實和隨之興起的“中國威脅論”，已經是“內力”和“外力”共同發生作用了。可以説，日本極右勢力深諳“借敵”之道，中國方面無論做了什麼，都會被他們借過來當作“配合力量”，服務於他們的目的。
這就是日本近年來右傾化頻頻加速的根本原因。
就這樣，人們看到，無論是日本自衞隊的加速擴軍、大型艦艇下水、美日安保條約的強化，還是釣魚島“國有化”、解禁集體自衞權乃至修憲，這些內在地暗合日本極右勢力長遠目標的現實政治進程，無一不在應對中國威脅的名義下，得到了加速推進。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應該承認，日本極右勢力在利用中國這一“敵人”方面，正在取得成功，藉助愈演愈烈的“中國威脅論”，原本並無多大希望的目標，一個個輕鬆達到。
現在看來，不能指望日本極右勢力放棄他們的長期戰略，也不能指望日本社會停止向右轉。中國也有自己的長遠目標，不會因為日本的過度反應而放緩前進的步伐。
重要的是，對中國來説，認清日本極右勢力對日本政治的成功操縱，以及在“借敵”方面對中國的透支利用，有利於準確判斷形勢，可以通過因勢利導，在中日之間的“東—東冷戰”中爭取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