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下一站應轉向非洲
早在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問非洲，在非盟總部就中非關係演講時提到：“中方將積極參與非洲工業化進程，加強同非洲的產業合作，促進紡織服務、輕工家電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製造業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挺進非洲，會成為下一個中國投資熱點嗎？
盧旺達總統會見林毅夫
6月4日至8日，由中非民間商會和中國民營經濟國際合作商會聯合舉辦的首屆中國企業“走出去”高級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在會上發表演講。
林毅夫表示，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工資水平的提高，很多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就會難以生存，需要轉移到工資較低的地區。中國中西部和東南亞剩餘勞動力較少，工資水平和中國東部很接近，承接能力有限。當今世界唯有非洲能承接中國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轉移，並在10-15年內保持工資不上漲。非洲有10億人口，80%的勞動力是農村剩餘勞動力，許多國家工資水平只有中國的1/10。將中國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到非洲，是個雙贏之舉。未來的挑戰一方面是人才儲備不足；另一方面是其他國家競相走向非洲，時機稍縱即逝。
首屆中國企業“走出去”高級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6月4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
以下為演講全文：
以前也有不少中國企業走向非洲，具體可分為三種：一是去拿自然資源，因為中國缺少資源而非洲資源非常豐富；二是去做工程建設，因為非洲的基礎設施非常短缺而中國的工程建設力量非常強大；三是去開拓市場，畢竟非洲有10億人口。
以後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企業走向非洲的最重要領域可能會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與東南亞國家、中南美洲國家等相比，非洲是轉移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最好一站，而且可能也是最後一站。
為什麼有這個看法？必須從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來着手分析。
一、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不到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一。
從1979年開始，中國平均每年增長9.8%，連續三十五年。這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遠超當時人們的預期。如今，中國人均GDP達到6800美元，是非洲國家的五倍左右，變成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整個對外貿易（出口+進口）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世界銀行按照購買力平價進行的一項最新測算顯示，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就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大經濟國。按照世界上一天1.25美元的貧困線標準計算，從1978年到現在，中國共有6.8億人擺脱貧困。如果扣掉中國的貢獻，全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減少，反而還在增加。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對中國人的福利改善做出了巨大貢獻，也有力的帶動了世界發展。1998年東亞爆發金融經濟危機，國際上很多人認為東亞經濟可能從此一蹶不振，需要十年或更長時間才能夠復甦。由於中國沒有讓人民幣貶值，中國經濟維持了強勁的增長，東亞經濟在危機發生兩年以後就很快恢復。2008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又是一個例子。隨着刺激政策的出台，中國經濟在2009年一季度觸底回升，拉動其他國家出現復甦。
2012年十八大提出，未來的發展目標是在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為了實現前一目標，從2014年到2020年，中國經濟平均每年只要增長6.8%就夠了，比以前的9.8%低三個百分點。考慮到人口的增長，人均收入翻一番也只需要經濟增速平均每年達到7.3%。
二、外因導致經濟增速下滑
最近大家聽到很多“中國崩潰論”的説法。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17個季度，是改革開放以來時間最長的。國內外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是由體制機制的內因造成的。誠然，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存在體制的落後性；作為一個轉型中的國家，肯定也有體制的扭曲性。對此，大家並不否認。
但是，2010年以來的經濟增速下滑主要是外因造成的。在過去表現非常好的金磚四國中，印度、巴西的經濟增速下滑幅度比中國更大。根據最新的IMF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印度2010年的經濟增速是10.3%，2011年6.6%，2012年4.7%，2013年4.4%；巴西2010年7.5%，2011年2.7%，2012年1.0%，2013年2.3%。相比之下，中國2010年10.4%，2011年9.3%，2012年7.8%，2013年7.7%，情況要好得多。亞洲一些高收入的經濟體也經歷了比中國更大幅度的經濟增速下滑，韓國2010年6.3%，2011年3.7%，2012年2.0%，2013年2.8%。以上的數字表明，我們無法用內因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因為其他中等收入國家和一些高收入國家在2010年之後出現類似或幅度更大的下滑。
為了分析哪些因素導致多個經濟體經濟增速下滑，需要藉助“三架馬車”的分析框架：出口、投資、消費。出口方面，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是歐元區，但自從2008年國際融經濟危機以後，歐元區經濟還沒有完全復甦，2012年和2013年均處於負增長。中國第二大出口市場是美國，美國2012年和2013年的經濟增速分別為2.0%和1.8%，也遠低於歷史平均水平。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已經陷入了長達20多年的經濟衰退。因而，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非常疲軟，“三駕馬車”中的“出口”跑得慢了，上述的印度、巴西、韓國等國家也正遭遇着同樣的情況。投資方面，針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各個國家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投資。到了四、五年之後的今天，這些項目或是已經完工，或是即將建成。此時如果沒有新的投資項目，投資增長率必然下滑。在這種情況下，“三駕馬車”中的“投資”也跑得慢了。消費方面，中國國內消費還是保持了較高的增速，其他國家消費增長更慢。綜上，我國經濟增速的下滑實際上是由國際外因造成的。
發達國家如果要實現真正的復甦，必須採取有助於提高經濟競爭力的結構性改革，但可能會導致短期失業率上升。基於這種考慮，結構性改革很難真正推行，發達國家很可能會像日本一樣出現持續十幾、二十幾年的經濟萎靡。
三、擴大內需有助實現發展目標
在上述國際經濟形勢之下，中國經濟顯然不能再靠出口來拉動，而應該轉向內需，也就是國內的消費和投資。到底應該更多依靠消費還是依靠投資？這在國內有不少的爭議。
我們認為，拉動經濟還是要靠投資。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目標，但建立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收入水平提高的先決條件是勞動生產力水平提高。怎麼樣才能讓勞改生產力水平提高？一方面要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讓每個勞動者能夠生產的東西越來越多，或生產的附加價值越來越高，另一方面要不斷完善基礎設施，讓市場的交易能夠順利進行，減少交易成本。不管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還是基礎設施的完善，都必須是靠投資來完成。只有靠投資拉動經濟，才會實現可持續的增長。如果僅僅是擴大消費而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提高，那隻能靠儲蓄維持一段時間，等儲蓄用完就只能靠借債，等到出現過度負債、需要還債的時候就是危機來臨的時候。
靠投資拉動經濟的前提是有效的投資。所謂有效的投資，指的是這種投資應該要有比較高的經濟回報，有比較高的社會回報。這樣的投資才能夠真正拉動勞動生產力水平提高。關鍵問題不是要不要投資，而是我們有沒有比較好的投資機會。經過三十幾年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我們是不是還有好的投資機會？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作為一箇中等收入國家，首先有充足的產業升級空間。發達國家經濟的產業和技術已經處於全世界最前沿，繼續投資什麼很難知道。中國可以在世界產業鏈、技術鏈之內進行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相對容易，從而投資回報率相當高。其次，中國基礎設施的欠賬還非常多。過去我們投資的基礎設施很多是城市之間的，而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像軌道交通、地上鐵路，各種管網等都極端欠缺。再次，中國環境污染嚴重，環境的改善也要靠投資。最後，城市化率還不夠高。現在城市化率只有53%，距離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還有較大差距。好的投資機會多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最大的差異。
中國不僅投資空間大，可以投資的資源也非常多。首先，政府負債水平低於一般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可以通過積極財政政策來擴大投資。其次，民間儲蓄佔GDP的比重大約在50%，是全世界最高水平。最後，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3.9萬億的外匯儲備，足以用於進口投資所需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其他發展中國家跟中國一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他們往往政府負債高，民間儲蓄低，再加上外匯儲備不足，因此即使有好的投資機會，也不能夠真正進行投資。這方面是中國和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同之處。把這些有利條件用起來的話，中國經濟應該可以長期維持較快的增長。
地方政府債務不會導致系統性風險。根據審計署的統計，地方政府直接負債10.9萬億，擔保債務7.9萬億，總共17.9萬億。其中地方政府擔保的債務並不一定需要地方政府還。根據過去經驗來看，大概15%需要地方政府來還。這樣算起來，7.9萬億當中地方政府要還的是1.2萬億，加上自己真的必須還的10.9萬億，加起來是12.1萬億，所佔GDP的比重是21%左右，這個比重並不高。此外，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跟其他國家地方政府債務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其他國家債務一般是外債、用於消費，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一般是內債、用於投資。消費之後，錢就沒有了，而投資對應着資產，而且大部分資產是好資產。
地方融資平台的主要問題是短債長投。像基礎設施的投資項目，如果向世界銀行借錢，期限可以長達30年、40年，而現在很多地方融資平台債務的期限只有一年、三年。原來地方融資平台向銀行借錢，後來銀行不借了，就變成向影子銀行借錢，同樣是短期的債務。向影子銀行借錢的風險更大，因為影子銀行的利息比銀行貸款利息高。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通過長期債務融資來做長期投資。現在法律規定地方政府不能直接發債，這些法律規定必須改變。在法律還沒改變之前，解決辦法是與其讓地方政府向影子銀行借錢，還不如讓他們向銀行借錢，這樣不僅利息負擔比較輕，而且比較透明。另外可以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發一些債。今天“兩會”公佈，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發4000億人民幣的債，這個規模還可以提高。
綜上，今年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7.5%應該是可以實現的，而且在未來十年或更長時間，中國維持7%-8%的經濟增速是可行的。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這種差距相當於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灣、1977年的韓國。這四個國家和地區在此之後都維持了二十年8-9%之間的增長，中國也有希望做到這一點。加上人民幣升值，2020年中國人均收入可能達到12700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這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里程碑，對中國企業進非洲也有很重要的意義。
四、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應該走向非洲
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應該走向非洲
前文講過，中國企業進非洲有三種模式：拿資源、做工程、開發市場。這三種模式有不同的前景。
首先，隨着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資源需求非常大，在非洲投資資源產業的市場前景可以看好。非洲大部分資源都已經被歐美控制，這是在殖民地時代就已經形成的。中國作為後來者要進入的話基本上只能靠經濟手段，礦山的價格當然也會隨着需求的增加而上升。過去一、二十年是非洲有史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相當大程度是因為中國對自然資源的需求造成價格上漲，給非洲國家帶來發展機遇。但是，出賣資源的錢進入到政府，在政府透明度不高、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容易滋生腐敗問題，受益於出賣資源的老百姓有限，拿資源這種模式會面臨很多批評。
其次，非洲的基礎設施很差，工程需求非常大。中國有句話是要致富、先修路，這對非洲也一樣成立。做基礎設施工程的企業在非洲非常稀缺，再加上中國企業的技術優勢和資金優勢，前景也很光明。
最後，非洲雖然人口多，但收入低，市場機會沒有想象得那麼大。非洲的生產總值只佔全世界的1.6%。消費能力的羣體集中在城市，人數有限，城市以外的老百姓一般很窮，距離市場非常遠，產品根本不能賣到那裏去。
除了上述三種模式，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非洲這種模式值得大力推進。中國國內藍領工人的工資水平目前普遍是在400美元-500美元，而且可能還招不到工人。到2020年中國變成高收入國家時，工人的工資水平至少在1000-1500美元之間，很多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就會難以生存。為應對這種挑戰，他們可以選擇以下三種策略：走向“微笑曲線”兩端，抓研發，做品牌；轉向生產附加價值比較高的資本更密集的中間產品、機器設備或其他行業的產品；轉向工資水平低的地方發展。其中第三個選擇是關鍵。如果沒有加工做依託，就沒有辦法做好品牌和研發，也難於轉向生產資本比較密集的中間產品、機器設備。
一提到轉向工資水平低的地方發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中國中部和西部。實際上這空間有限，原因有兩個。一是大量勞動力已經轉移到東部去了，中西部剩餘勞動力非常少；二是交通基礎設施有了很大改善，各地工資差異大幅減少。現在中部、西部和東部的工資差距只有30%左右。隨着東部沿海地區工資上漲，中西部工資也在上漲。因此，勞動密集型產業往中西部轉移的空間非常小。
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轉移到海外，這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從工業革命開始，紡織業、製鞋業等最早都出現在英國，隨着英國經濟繼續發展，這些產業轉移到美國、歐洲等地，二戰以後轉移到日本，六十年代時轉移到亞洲小龍，八十年代時轉移到中國。現在中國已經達到日本六十年代東亞四小龍八十年代的發展水平，我們現在也必然要把這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環節轉移到海外去。加工環節留在國內無疑會死在國內。
轉移海外的目的地有多個選擇，例如距離我們較近的東南亞。當地有很多華僑，語言容易相通。但面臨兩個問題。一是東南亞人口少，越南總人口才是9000萬，柬埔寨是1500萬，老撾是600萬。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往這些東南亞國家稍加轉移，就會導致他們的工資迅速上漲，速度比中國還快。比如2009年越南的工資大概是中國的1/4，現在已經達到一半，甚至2/3。可見，東南亞不具備完全承接中國巨大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轉移的能力。再加上南海問題，以及美國在後面煽風點火，排華的情緒、民族矛盾的激化會不時出現。
非洲是中國轉移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最佳選擇，也可能是全世界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轉移的最後一站。非洲有10億人口，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情形一樣，80%勞動力是農村剩餘勞動力，許多國家目前工資水平只有中國的1/10。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加工製造業的工資水平沒有上漲，為我們贏得了很好的發展空間。當今世界唯有非洲能承接中國製造業轉移，並在10-15年內保持工資不上漲。如果非洲的工資水平都上漲了，全世界也找不到工資水平更低的地方。這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產品總是有需求的，必然會繼續在非洲生產，不會再往其他地方轉移。
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應該走向非洲
非洲目前的基礎設施條件、企業的經營環境和政府效率確實還不夠好，跟中國目前差很遠，但比中國八十年代初要好。1984年我第一次從廣東到深圳，三百公里開車走了十幾個小時，單擺渡就要三次，因為當時沒有橋。
如果非洲國家能夠學習中國的經驗，他們也能夠發展起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秘密就是各個地方政府的書記、省長、市長親自招商引資，為這些招來的企業排憂解難。基礎設施差，可以設一個工業園；政府效率差，可以在工業園裏實行一站式服務。招商引資的時候，書記、省長、市長會留下電話號碼，有什麼困難可以直接打電話。海關也是同樣的情形，可以給這些企業綠色通道、允許他們優先通關。中國的做法就是在基礎設施、企業經營環境還不夠好的情況下，對優先發展的產業，給予特殊待遇。按照世界銀行的企業經營環境指標，中國即使到今天在全世界排名還是九十多位，但是優先發展產業的環境是好的，發展起來以後資源變多，再進行改善。
將中國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到非洲，是個雙贏的舉措。對於非洲而言，他們可以通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和出口，擺脱貧困問題。對於中國而言，如果這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不能找到一條出路，死在國內，與之相關的一億人就業就會是個大問題。加工環節轉移出去之後，總部可以留在國內，都是白領工人，工資水平高，而且關鍵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要從國內運去，給國內產業升級創造了空間。再加上其他高附加價值產業的發展，每年7.3%的增長就能夠維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立下一個新的里程碑。此外，在未來幾年，隨着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政治格局也會有所變化，矛盾和衝突可能出現，非洲有54個國家，在聯合國裏有54票。如果中國不僅給他們發展的機會，而且給他們發展的思路，使他們發展起來，他們當然會支持我們，有利於我們的外交環境。
五、華堅案例：成就與挑戰
2010年3月份，我到埃塞俄比亞首都見到他們時的總理，向他們介紹了我的研究成果。他們過去招商引資沒有選對產業，不是越高精尖的產業越好，而是需要引進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他們的總理一聽就明白了，2011年8月份到深圳參加大學生運動會的時候，就由領事館找製鞋業招商。華堅公司的張總10月份到他們首都訪問，當場決定投資，招了80多個工人送回國內培訓。2012年1月份華堅在埃塞俄比亞的公司就投產，年底達到1800人，去年年底增加到3500人，成為埃塞俄比亞最大的出口企業。
這個故事改變了全世界對非洲的看法。在華堅之前，全世界沒有人認為非洲可以變成現代化的製造業基地，把產品能賣到歐美市場去。華堅的故事不僅證明這是可行的，而且是盈利的，盈利空間非常大。比如在國內華堅工人工資佔售價的比重是22%，在埃塞俄比亞只有1/10。埃塞俄比亞工人的生產力水平經過一年達到中國的70%，工資成本從22%降到3%，有19個百分點的利潤。當然，埃塞俄比亞的物流成本較高，國內只佔售價的2%，在埃塞增加到8%，增加了6%，但仍有13%的利潤增加空間。隨着生產規模擴大，物流成本就會下去，利潤就會上來。
國內招工很困難，在埃塞俄比亞招工則很容易。如果華堅在埃塞俄比亞要招100個工人，只要貼張小紙條，第二天就有兩三千人來，有點像80年代初中國國內的情形，當時農村出來的年輕勞動力要進入工廠很不容易，很多人要走後門才能進工廠。
現在需要國內派管理人才去非洲，以後可以在當地培養管理人員。華堅在埃塞俄比亞招了80多個工人到國內培訓3個月，其中6個人在培訓結束後繼續留在國內，一年以後他們中文講得很好，回去就變成管理人員，工資2000多元人民幣。這在中國國內就是一般工人的工資，但在當地是高工資。多培養一些這樣的人，成本就下降，利潤還可以不斷上漲。
以前買家不敢去非洲下單的原因一是不能保證產品質量，更重要的是不能保證時間。我們知道，皮鞋、時裝等在聖誕節前後的價格是天壤之別。如果不能按時交貨的話，買家損失非常大。華堅的例子證明，在非洲這個地方，只要有好的企業，懂得管理，生產出來的質量是可靠的，而且交貨是可預期的，再加上零關税的優惠，買家的訂單會大量往非洲走，企業會擴張得非常快。
未來的挑戰一方面是人才儲備不足，國內對非洲的印象是陌生而且擔心的，因此，不太敢去；但是其他國家也不斷進駐非洲做勞動密集型產業，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資源，他們和我國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爭奪同一國際市場，所以國內的企業一定要儘快抓住這個機遇。比如華堅成功了以後，埃塞俄比亞府去年建設了一個新的工業園，所蓋的22間標準廠房，三個月不到土耳其、韓國、孟加拉等國的企業搶租一空，但中資企業只有一家。可見，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製造業如果不走出去就會死在國內，走慢了也會死在國內。
希望這次研修班能夠開個頭，讓更多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老闆們抓住投資非洲的機遇。這不僅有利於他們的企業，有利於我們的國家，也有利於人類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