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經濟化的“文化崛起”——廣東行隨筆之一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政府與市場相結合，即通常所説的“政府搭台，企業唱戲”。政府很努力地“搭台”，企業也很專注地“唱戲”，兩者形成了所謂“有為政府+有效市場”這樣一種積極進取的合作。經三十多年充分且強力的實踐，這種模式已成為典型的“中國特色”之一。

在經濟高度發達且正在轉型升級的廣東地區，這一模式又開始呈現出新的特點。最突出的一個表現，是用經濟重塑文化、再造文化，以經濟的力量帶動文化的崛起。

有個很鮮活的事例。在深圳郊外的梧桐山，當地政府搭台打造了一個“非遺”項目藝術小鎮，將一個普通村落經重新修繕，由企業開發，變身成中國各地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一個集散地。

梧桐山腳下的“文化遺產集散地”

什麼意思？就是源自其他地方的“非遺”項目，通過“異地傳承”、“本地傳人”等形式，變身成了深圳本地自己的文化品種，如山東濰坊的風箏、臨清的肘捶武術、揚州的琺琅彩掐絲、湖南的湘繡等，再搭配上嶺南當地的一些遺產，如著名的香雲紗，客家娘酒等，統統你我不分高低不論地在這裏落了户。

為什麼要落户這裏？因為這裏是深圳，有區位優勢，既有現成的投資人，又面向更大的市場，原本只屬於傳統文化的特色品種，在這裏順利進入了經濟，成為了商品。

經濟時代，人人都要市場，都希望出售商品，無論原本離經濟多遙遠，多麼文化，多麼精神，多麼宗教，都守不住。為了經濟，就連青海熱貢的唐卡，也屈身來到這個濕熱的南國小鎮，甘心與泥人和雜耍為伴。

這就是經濟的力量。

中華傳統文化，從來不是經濟文化。古人講孔孟老莊和佛祖，從不講盜蹠；講文武之道，從不講商道財道；講內聖外王，從不講自私自利。一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將中華文化的精神取向從根本上與商業文化對立了起來。

這也就意味着：只要是典型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東西，一定沒有商業的味道。反之亦然，只要帶一丁點商業氣息，就不能代表中華傳統文化。

所以，在近三十年裏崛起的各個經濟中心，尤其是深圳這種平地起高樓的經濟新區，無一不被認為是“文化沙漠”。因為這些地區多年來拼命發展經濟猶恐不快，實在是沒有時間精力提攜文化，尤其是中華傳統文化，這種在本質上很拒絕經濟甚至敵視經濟的特殊文化。

然而，“文化沙漠”的帽子誰也不願意戴，當經濟發展大局已定，經濟有了足夠的自信和從容，也有了足夠的魔力可以為所欲為，甚至有能力再造整個社會，它就要回過頭來關照一下文化這個長期被冷落、因為絕不肯主動巴結經濟而身處邊緣、又因為絕不肯自貶身價而憤世嫉俗的老寶貝了。

經濟很樂意附身關照文化，在它眼裏，萬物皆生意，文化做好了也是大產業，它就不相信當今時代天底下還有誰會和錢過不去！於是，經濟並不計較文化的冷傲的自負，它主動伸出橄欖枝，它滿臉堆笑一身殷勤禮賢下士三顧茅廬，坐擁雄厚的資本，它要以它的意志重塑文化，再造文化，讓曾經拒絕經濟甚至敵視經濟的文化成為服務經濟、助力經濟乃至融入經濟的新型文化。

古代舊文化講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為什麼不提財字呢？現代新文化其實就是再加上一個財道，以財道重整文化，挾財道以令文化。從現代的觀點看，古代中國人若早在秦漢或唐宋時代就懂得文武財三道並舉，豈不早就縱橫天下無往而不勝了？

新詞當然不這麼説，深圳的流行語叫做“讓文化遺產活起來”，言外之意，沒有經濟，沒有財富，舊文化就是死物，無論是漢服之文，還是南拳之武。

在廣東珠三角地區，地方政府挾經濟以重塑文化的壯舉處處可見。

地處大鵬區的東山寺，始建於明朝洪武年間，歷經抗戰和文革，原址早成廢墟，幾乎磚瓦不存。1992年該寺開始重建，歷經二十餘年的修繕和擴建，一座全新的東山寺已巍峨屹立。大雄寶殿是新的，觀音堂是新的，四大天王也都是新的，但完全沒有問題，因為當今的佛教文化，已經完成了其市場化轉身，將自己融入到經濟當中了。

修建中全新的東山寺 

而佛山的新城，則是經濟化“文化崛起”的另一個版本。當地政府在“先造環境再造城”的新式觀念引導之下，不僅提前打造了一個優美的園林環境，而且超前建成了一組龐大的文化設施，包括了書城、影城、文創中心、科技館、檔案館和藝術村。當然，這是政府先於市場、先於文化提前搭好的“文化平台”，誠邀文化人和文化企業來這裏實現經濟化的“文化崛起”。雖説這聽起來很不合乎傳統，甚至有悖文化之本來，但文化似乎沒有選擇，面對這一羣近百萬平方米嶄新的建築設施，甚至還有事先就劃分好了的“大眾電影區”和“藝術電影館”，文化如何抗拒？何以抗拒？

這似乎已不是一個to be or not to be的選擇問題。當今中國，經濟早已成為當仁不讓的主導力量，主動權在握，生死權在握，文化要想存活，就只能服從經濟的意志。

正如近代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情況一樣，這一次，廣東又要引領全中國了，新的潮流就叫經濟化的“文化崛起”，或者説，經濟對文化的再造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