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金君達：美國在伊拉克一直飲鴆止渴
中東向來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佔有特殊地位；美國的中東政策，也會對其戰略佈局和全球權力均衡產生深遠影響。在“9·11事件”後，美國積極干預中東事務。小布什總統時代，美軍在中東以反恐為名號進行軍事幹涉，在伊拉克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幫助建立了新政府；奧巴馬總統時代，美國淡化了直接軍事幹預的強硬色彩，更多使用支持當地反對派、推廣西方民主等“巧實力”手腕影響中東局勢。這些措施在反恐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中凸顯了美國的政治影響力。
然而近期的一系列中東亂象似乎也指出，美國新世紀兩任總統的中東政策也存在一定問題。這從其伊拉克政策中即可一窺端倪。
2003年，美國對薩達姆政權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隨後致力於建立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當地政府，這也是美國運用其軟、硬實力的集中體現。美軍取得了壓倒性的軍事勝利，然而其幫助建立的伊拉克政府卻未能平息國內的不穩定局面。就在2014年6月，宗教極端組織“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接連佔領伊拉克北部重鎮，以800人擊敗上萬人的伊政府軍，為伊拉克的未來又增加了幾分不確定性。
究其原因，小布什時期的軍事幹涉和奧巴馬時期定位不明確的政策調整，都造成了伊拉克目前的混亂局面。
“伊拉克和敍利亞伊斯蘭國”成員
布什時代
小布什的執政，特別是第一任期的執政，與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思潮密不可分。相比起前任克林頓總統，小布什不僅沒有趕上美國經濟的繁榮時期，而且上台初期就遭遇“9·11”恐怖襲擊。恐怖分子不僅直接襲擊美國本土，而且對準紐約曼哈頓、五角大樓等心臟地區，激發了美國各界的危機感和愛國意識，推動新保守主義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這次恐怖襲擊也只是美國政策轉向的催化劑：在小布什政府裏，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副部長沃爾福威茨等高官都是保守派大佬，他們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決定了小布什政府將從克林頓時期提倡多邊主義、國家間合作的外交轉向以美國單邊行動和積極干預為主的單邊外交。
新保守主義的外交觀以“美國例外論”為基礎，該理論認為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典範，美國具有向外推廣其制度的歷史責任，因此格外強調通過包括軍事在內的手段干涉國際與他國政治。
伊拉克戰爭是新保守主義“大中東”戰略佈局的關鍵，也是其外交實踐的一個縮影：藉着恐怖襲擊帶來的高支持率，小布什政府先後在阿富汗、伊拉克發動了兩場戰爭，如果説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戰爭是針對襲美元兇——“基地”組織的直接報復，伊拉克戰爭則有過度反應、借題發揮之嫌。美軍對薩達姆政權作戰的初始理由是“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與本·拉登勾結”等，其可信度至今存疑；然而就在充滿爭議的情況下，美國繞開聯合國安理會，與少數盟友單邊發起了伊拉克戰爭，並在當地建立民選的新政府。在“大中東”戰略中，伊拉克將作為美式民主的模板，在中東地區起到示範效應，進而在全區內推廣“民主”，獲得支持。
然而事與願違的是，這場爭議重重的戰爭不僅耗費了高昂的財力和人力，也帶來了不利於美國的地緣政治影響：
首先，美軍進行戰爭和維持戰後秩序的成本十分昂貴。美國國會報告稱，從2003年到2008年間，美軍在伊拉克已經花費6480億美元，接近越南戰爭的總投入。美軍在伊拉克犧牲了近9000名士兵，而當地人的傷亡更是超過60萬。必須承認，這次戰爭的人員傷亡與相對軍費（佔GDP比率）都小於當年的越南戰爭，而美國也憑藉戰爭獲得了一定收益；然而伊拉克戰爭造成大量的美軍、平民傷亡，連同虐囚醜聞與戰爭理由存疑等因素，對美國的國際聲譽造成了惡劣影響。
其次，伊朗在伊拉克戰爭中獲益甚豐，攪亂了美國的中東佈局：
（1）其主要對手伊拉克陷入政治動盪，強人領袖薩達姆倒台，新政府的重建工作困難重重，而伊朗藉機擴大了地區影響力。
（2）伊拉克有54.5%的穆斯林屬於什葉派，而美國推翻了遜尼派的薩達姆政權，舉行民主選舉，這些都有利於什葉派贏得伊拉克；同屬什葉派的伊朗，也藉此機會加大了對伊拉克政治的影響力。
（3）由於海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抬高了油價，伊朗從油氣出口中賺取了更為豐厚的利潤，也藉此改善了該國的經濟發展。
（4）再者，美國在伊拉克贏得了戰術勝利，卻不得不承受身陷戰爭泥沼、國力相對下降的全球戰略失分；即使奧巴馬政府試圖補救布什時期的失誤，減弱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存在，美國也需付出協調中東盟友的額外政治成本。由此看來，這場小布什政府執意發動的戰爭，其代價或許出乎當年決策者的意料。
面對最近的亂象，奧巴馬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仍然備受質疑
奧巴馬時代
奧巴馬總統上台後，致力於擺脱布什時期兩場戰爭的負擔，並將戰略重心調整至亞太。他將布什的“反恐戰爭”改為“反恐行動”，有意降低其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重要性，同時堅定地執行從伊拉克、阿富汗撤出美軍的計劃。2011年12月，奧巴馬在布拉格堡軍事基地宣佈伊戰正式結束，副總統拜登則在訪問伊拉克時宣佈撤軍。鑑於伊拉克政府開始逐漸恢復國內秩序，奧巴馬此舉旨在彌補布什時期的外交錯誤，減少來自中東方面的政治經濟消耗。
然而面對最近的亂象，奧巴馬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仍然備受質疑。美軍逐漸弱化的軍事存在，可能給伊拉克的極端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華盛頓郵報》6月16日刊文批評奧巴馬政府過快的撤軍行動使得恐怖分子得以重整力量。同時敍利亞方面的極端勢力加緊滲透伊拉克，其軍事實力使伊拉克政府軍有些措手不及，而這些極端組織可能不久前還在反對巴沙爾·阿薩德的敍利亞內戰中受到美國支持。美國目前已經派出300名軍事顧問支援伊政府軍；雖然並非直接軍事幹預，但此舉也預示着奧巴馬從伊拉克抽身的戰略恐怕必須延遲。
總體來看，奧巴馬的伊拉克政策意圖明確，他急於兑現競選時的撤軍許諾，以抽調力量實施其亞太戰略。然而美國政府對中東在其全球戰略中的定位卻失之模糊。即使美國逐漸達到能源自給、不再依靠中東石油，沙特等中東盟友仍然有着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中東穩定也與美國的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為了鎮壓宗教極端勢力和敵對勢力，美國需要維護該地區的穩定，而這與小布什時期開始、奧巴馬加以延續的中東民主化互相矛盾。當“阿拉伯之春”在中東、北非興起，美國為了推廣其價值觀外交、施展巧實力，以及推高油價等經濟考慮，或明或暗地支持該地區各國的反政府活動，美國一些盟友也參與其中。然而當地區暴力衝突愈演愈烈，美國及其盟友也進退維谷，不想幹預、卻又不得不被牽涉其中。
2011年12月12日，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埃爾帕索的布利斯堡，一名從伊拉克撤回的美軍士兵擁抱孩子
美國外交的問題
美國最近兩任總統處理伊拉克局勢時的問題，有其內閣班子的決策失誤，也有美國外交的一貫侷限性。總體而言，美國國內實行民主政治、國際奉行霸權的政治傾向使得其戰略佈局時常遭遇不可控的挑戰。
國際方面，美國善於利用制度框架，推進國際合作和長期戰略佈局，然而其短期考慮卻是當國際制度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美國政府往往優先後者。儘管克拉斯納等著名制度主義學者主張，霸主國應服從國際機制、犧牲無視國際法“貪便宜”的短期利益、從穩定的國際體系長期獲利，美國的保守派卻認為，美國完善的國內法優於混亂的國際法，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因此優於其主導國際秩序的整體利益。如果國際框架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衝突，那麼該框架就是不合法的。
這導致美國的長期考慮和短期相沖突。華盛頓的外交決策者精於戰術手腕，然而有時也缺乏大局觀之嫌，一個主要表現就是扶持恐怖分子。與ISIS關係密切的兩大勢力中，“基地”組織來自蘇聯入侵阿富汗時受到英美支持的阿富汗義勇軍，“救國陣線”則是受到西方支持的敍利亞反對派武裝。這種飲鴆止渴式的對外干涉，時常會留下未來外交的隱患。
此外，美國在雙邊合作中也尋求不平等的合作關係。雖然美國在中東地區擁有眾多盟國，它卻未能避免中東地區愈演愈烈的民族、教派衝突，有時甚至為了推高油價而縱容、加劇該地區衝突。對於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去年11月訪美時提出的武器支援請求，美國方面也未予理會，坐視ISIS於今年1月宣佈“建國”並逐漸做大。
同時，美國國內的政治鬥爭也會掣肘其戰略佈局；在人所熟知的國會—政府博弈之外，政府內部的幾股不同聲音也左右着美國外交的走向。這一點在奧巴馬時期比較明顯：雖然奧巴馬決意從中東撤軍，儘快在亞太地區投入力量。但依然有一些政府高官持不同看法。如約翰·克里本人就非常重視中東地區，在美國的敍利亞、伊拉克政策扮演着重要的推手角色；6月23日，克里突訪伊拉克並進一步敦促伊政府實現聯合執政，其中體現了美國避免伊朗、伊拉克、敍利亞形成什葉派聯盟的外交訴求，也暗示着美國進一步干預中東局面的可能。這種積極干預的傾向使得奧巴馬本人希望的再平衡（re-balancing）戰略進展並不順利。
綜上所述，美國在“9·11”後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價；雖然奧巴馬致力於彌補戰爭的失誤，然而卻不得不面對美國撤軍後的權力真空，其挑起中東民族紛爭的短視外交也使得美國進退兩難。在這十餘年中，美國始終保持着世界警察的獨霸地位，美軍贏得了所有正面交戰的勝利，美國也在中東展現出了強大的政治文化影響力，然而這些都難以掩蓋世界頭號強國的戰略損失。近年來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實力逐漸增強，呼籲施展強硬手腕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如何避免無謂的衝突、避免全盤戰略上的失誤，也是我國政府在對熱點地區施加影響力時需要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