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亞洲新安全觀是中國版門羅主義？
習近平主席在上海亞信峯會上提出亞洲新安全觀，認為亞洲安全歸根結底靠亞洲人民來維護。國際社會對此反應強烈，概括起來有三種代表性説法：一是這是亞洲版門羅主義，旨在將美國從未來安全架構中排除出去；二是亞洲人民説的其實是中國人民，這是中國稱霸亞洲的宣言；三是歐洲人都解決不了歐洲的安全，遑論亞洲？！
5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上海亞信峯會上作主旨講話，闡述亞洲新安全觀。
其實，這些誤解，集中在有意無意忽略“歸根結底”的三方面涵義：
第一，不能指望亞洲以外的國家保障亞洲的安全。因為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對於靠美國保護自身安全存在疑慮。中國領導人説這句話，不僅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亞洲其他國家。把自身安全綁在別人的戰車上，歷史證明，這是不可靠的。
第二，亞洲安全要靠亞洲方式來解決。西方的方式是二分法，拉一派，反一派，搞聯盟體系，製造衝突和對抗，從中獲利，此種方式不符合快速發展的亞洲。東盟、亞信、上合等組織都是亞洲人自己的創造和發明，已經吸納了美國的因素和影響力量。
第三，亞洲安全要用亞洲智慧。影響亞洲安全的因素有三類：第一類，歷史遺留問題，如領土領海等矛盾造成的衝突與對抗；第二類，全球化發展造成的國家內部衝突外移，如湄公河執法；第三類，有些國家利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來製造和發酵衝突，把事態擴大化。三類元素不能按照美國方式，用軍事手段一刀切，要有系統性思維，根據它的性質找到解決辦法。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的例子表明，西方國家並沒有給亞洲國家帶來真正的安全感。
換言之，亞洲的安全夢，正如中國夢，也要依靠亞洲力量、亞洲道路、亞洲精神，方能實現：
——實現亞洲安全，要依靠亞洲力量。亞洲的安全力量集中於一點就是自強不息，反對依附於人。韓國是美國的亞洲盟國，如果問韓國人，你安全嗎？得到的答覆顯然是否定的，韓國人越來越感到不安全。這説明，域外強權的保護，並不能給亞洲國家帶來安全感。亞洲新安全觀，要讓美國進入亞洲（Keep Americans in）而非讓亞洲進入美國（Keep Asians in），並非什麼亞洲版本排斥美國的門羅主義。中國一再表態，歡迎美國在亞洲地區發揮積極力量、扮演建設性角色，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排斥美國。
——實現亞洲安全，要走亞洲道路。亞洲的安全道路集中於一點就是可持續，着眼於培育安全土壤，以發展求安全，以安全促發展，通過協商解決領土、主權糾紛，積累安全經驗並加以試點、推廣，最終形成實現亞洲持久安全的新型道路。
——實現亞洲安全，要發揮亞洲精神。亞洲智慧集中於一點就是包容，你安全所以我才安全。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反對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對以鄰為壑、損人利己。
因此，要全面、準確理解亞洲新安全觀——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
一句話，亞洲新安全觀折射的是在安全領域中國及亞洲的自覺和自信。
首先，亞洲新安全觀反映亞洲心聲。
亞信峯會上，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學者覺得，在亞洲以美國為首的雙邊聯盟體系與東盟這樣的多邊體系共存，其基礎便是中美之間的良好關係。中美之間一旦出現對抗，這種秩序便很難維持下去。他們希望中美之間不要出現衝突，也希望美國尊重東盟的作用。
美國自從實施“重返亞太”戰略後，亞洲國家合作的勢頭受到遏制，亞洲開始變得不太平。美國加強雙邊同盟關係，對東盟在亞洲的領導作用是一種削弱。東盟一些國家與中國與中國出現領土爭端，美國在選邊站的時候，無形中就分化了東盟。東盟國家不可能去批評美國，但他們委婉地表達了這種擔心。
從長遠的角度講，亞洲的經濟合作與發展需要安全保障來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習近平主席提出亞洲新安全觀，區別於西方傳統的和平與戰爭概念。西方國家習慣於在和平上做文章，實際上亞洲雖然處於總體和平，但安全在受到削弱，安全感在下降。以中國為例，也面臨恐怖襲擊的危險。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應該在亞洲安全上提供自己的主張。
自西方勢力進入亞洲，西方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國家主權概念取代了傳統疆域概念，亞洲原有的秩序被破壞，這也是中國與周邊國家領土爭端問題的來源。這是亞洲新安全觀提出的時代背景。
2014年6月21日，第三屆世界和平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在開幕式上作主旨演講時指出，“亞洲安全觀強調，亞洲國家在加強自身合作的同時，還要堅定致力於同其他地區國家、其他地區和國際組織的合作，歡迎各方為亞洲安全和合作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
其次，亞洲新安全觀實際上是建構和理順一種新的歷史觀和未來觀。
新的歷史觀即如何看待亞洲歷史。新歷史觀不是簡單回到古代，而是在現代和古代找到結合點，理順現實關係，需要亞洲區域內的大和解。各國不應該按照自己的話語體系，而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構一個包容性的現代歷史觀。
這將是一個長期的工程，比如修訂學校教材。中國的歷史教材就不應把中國與世界史分開，而是置於亞洲史的框架之下。筆者參觀柏林歷史博物館，看到的第一句話就是沒有純粹的德國曆史，德國曆史是歐洲歷史的一部分，令人印象深刻。倘若亞洲國家也樹立亞洲整體史觀，強調中國、日本的歷史都是亞洲史的一部分，便能以共同的歷史觀及歷史回憶建立命運共同體，不讓歷史的發酵影響現實的合作和認同。
新的未來觀，即亞洲帶給世界什麼，將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扮演什麼角色。全球化是建立在區域一體化基礎上的，亞洲的一體化在亞洲新安全觀中有三個意思：利益共同體，更多的是強調發達國家，互利共贏；命運共同體，更多的是強調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對弱小的國家，要給予更多的援助，中國作為公認的崛起大國，應該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價值共同體，亞洲各個國家價值觀差異很大，但亞洲新安全觀中提出的“治理”，就可以結構這個概念。任何國家都需要治理，但在治理過程中，能不能形成一個新的共同價值體系，比如可持續發展，從而打破傳統對抗式的價值體系。
總之，亞洲新安全觀是中國在安全領域的自覺和自信，也反映了亞洲國家的自覺和自信。自覺即不完全依賴外界力量，自信就是開始有能力探討這個問題。
中國提出亞洲新安全觀，是一個嶄新的開始，表明傳統的大國爭霸已經不適應時代需要，中美之間不能承受戰爭的代價，世界也不能承受中美戰爭的代價。在亞洲新安全觀的理念之下處理領土爭端，要從歷史説起。釣魚島問題的實質是日本不承認其侵略歷史，令亞洲局勢不得安寧，不僅是中日之間，韓日之間也是如此。
亞洲新安全觀提出的安全觀念深入人心，還要找到具體實施的路徑，需要樹立一些典型，就像中國改革開放一樣，搞試點，然後通過機制來完善。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是指導亞洲新安全觀的法理基礎；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是實現亞洲總體和平的基石；亞洲人民大團結，是實現亞洲安全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