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呈展：未來二十年，中德可以互搭便車
昨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剛剛結束對中國的訪問，這已經是她第七次踏上中國土地了。如果重新翻開2014年外交日曆，我們能輕易發現中德之間的高層交流是如此密集。
3月，習近平主席在暖春中訪德。訪問中，習近平主席在柏林與總理默克爾和總統會面，一個亮點是在此期間，兩國企業、實業屆在金融和能源領域達成多項深入合作的協議，另外一大亮點則是2013年德國選舉後，與現任總理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一起組閣的德國社民黨也做出了極為積極的反應。
首先是作為社民黨黨魁，現任經濟和能源部長以及副總理的加布裏埃爾高度讚揚了習近平主席的訪德，然後陪同習近平主席從柏林去往社民黨重鎮北威州，並由社民黨內另一重要角色北威州州長克拉夫特女士陪同一起巡訪北威，在晚宴中也藉機宣佈州府杜塞爾多夫將設立中國領館。
除了這兩位社民黨內部務實的重要人物對中國釋放了極為積極的信號之外。4月應王毅部長的邀請，社民黨內另一位實力人物現任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也訪問了中國。緊接着隨後，社民黨黨魁又於4月底率大企業團體訪華。
7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德國總理默克爾。
夾在內憂外患中的默克爾
在這個春天裏，中德交流又密集又火熱。然而對於這位在2013年再次連任，執政時間已經是歷史第三長的德國女總理來説，第三任任期卻變得已經很艱難，她來中國之前的心情實在不太好，因為她在歐元區經濟和美俄兩個問題上舉步維艱。
截至今日，德國仍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在歐元區獨撐經濟增長大旗，歐元區中南歐國家仍然像無底洞一樣吸吮着德國的濟困計劃，德國要是不給或者少給，就會有南歐媒體將默克爾比喻成希特勒。不過這倒不是什麼太大的煩惱，從2008年後她或許已經對之習以為常了。
令她真正感到擔心的是以德國抉擇黨（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為代表的國內反歐元勢力的興起，其中絕大多數骨幹都脱胎於基民盟內部，不乏大知識分子和大企業家。雖然沒能在2013年成功進入聯邦議院，但僅僅在一年後的五月底剛進行完的歐盟議會選舉中，抉擇黨在全德平均獲得了7%的選票，成功擠進歐盟議會，在全德得票最高的Pforzheim（位於南德的巴符州城市）竟然達到了14%。但好在基民盟的執政基礎目前來説還極為穩固，這一點通過歐洲議會的選舉也得到了檢驗。但對於默克爾來説，仍需要認真對待這股政治勢力和民意的變化，來自內部的挑戰才是最具威脅力的。
而在國際政治和地區安全問題上，默克爾又被夾在了美俄之間，更是焦頭爛額。去年因斯諾登事件爆發的“稜鏡門”還在不斷髮酵。因為曝出自2005年上台以來，自己的電話就已經長期被NSA監聽，使她很憤懣和惱火。事情發展到今年，更曝出了NSA在德國幾乎如入無人之境。德國是美國在歐洲間諜最活躍的地區，德國聯邦情報局（BND）的某些官員也與NSA有着説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作為國家元首的她至今隱忍不發作仍是顧及到德美之間的傳統盟友關係。但德國國際關係學界從去年至今都在反思德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而從去年年底發作到現在的烏克蘭事件，也讓從施羅德時代保持下來的德俄穩健務實的關係愈行愈遠。對於默克爾來説，2013年之前她本能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取得某種意義上的平衡，從而使德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得到最大化。但隨着這些國際事態的變化，這個平衡的兩邊都在被打破。
未來二十年，中德可以互搭便車
夾在這樣兩個艱難困境下的默克爾環顧世界，除了歐洲各國和美俄，經濟穩定能夠互贏，有長期穩定友誼關係的靠譜大國只剩下了中國。
這位熱愛旅行，經常給德國國家足球隊帶來好運，在柏林帶着幾個保鏢就自己上超市買菜，即將在本月滿60歲的德國總理，因為2005年訪華時在南京不愛住“總統套房”，讓中國老百姓熟悉了這位接地氣的德國總理，大家親切地稱她為“默姨”。或許對於默姨來説，這個時候從神經緊張的歐洲到中國來一次旅程，雖然仍然任務繁重，但卻能在心理上輕鬆一下。
這種相對的輕鬆也藴含着幾層含義：
首先，中德兩國雖然政治體制和結構非常不同，但因為德國特殊的民主制度，德國總理任期沒有“時間帽”；而中國國家領導人的任期一屆五年，可以連任，因此每屆的中德政策傳承性都非常好。這兩個超穩定的政府相互吸引是自然選擇。而值得關注的是，今年與現任總理默克爾一起組閣的社民黨要員對中國亦表現出了極為積極的信號，如果中國也能做出相應回應，則能為默克爾在內部制定有關中國的政策時掃清很多障礙和壓力。
其次，未來二十年是中德互相搭便車的時期。尤其是在新能源領域，德國是最堅定貫徹未來二十年要完成徹底能源革命的國家。雖然外界對於德國的這個既定國策褒貶不一，但如果完成了這項歷史使命，則能保證德國在二十一世紀後半期處於不敗之地。在這一點上，對於新能源發展十分飢渴的中國來説，無論德國能否在二十年後徹底轉型成功，在這個時期的技術獲得方面都能夠搭上便車。
同時也需要看到的，德國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如果失去了中國市場，也很難成功。目前以及未來二十年，德國的能源轉型都在經歷陣痛期，國內能源價格不斷上漲，質疑也很多。在這段時間內，如果德國不向中國輸出高端新能源設備、技術和概念的話，內部轉型成本則會過高，很容易導致轉型失敗。反過來，德國也希望能搭上中國發展模式轉型、對新能源高需求的便車，來為自己國家內部能源轉型增加成功的砝碼。而在傳統的精密儀器製造、汽車、機械等領域，中德之間的產品線互補優勢仍然明顯。
再者，德國和中國已經從過去以經濟為主的合作模式在向國際政治等話題轉移。中德兩國在國際政治上的互相需要愈發明顯。中德兩國在地理上沒有交集，為兩國減少了很多現實地緣上的麻煩。但就是因為這樣的相距遙遠，卻在扁平化的世界裏，使得中德這兩個地區大國在國際政治上有了相互依賴。
德國在歐洲事務上面對的環境壓力很大，德法英在東南歐經濟穩定問題，烏克蘭等歐洲重要問題上都是表面統一，其實一家一把算盤。德國非常迫切希望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能夠對其歐洲政策有所奧援。中國可在平衡好德法英俄的前提下，在部長及以下級別的交流和會議中，可以高度肯定德國在歐洲事務中的穩定作用。同樣的道理，中國在亞洲快速崛起，雖然不斷堅持自己是和平崛起，但是勢必會造成周邊國家的緊張，尤其是日本對於自己在亞洲地位被邊緣化的恐懼。而德國作為一個在二戰後做過徹底反思的國家，對於中國和平崛起一直給予積極支持的聲音。這對中國的和平崛起，也是極為重要的幫助。
另外，德國經濟發展模式會被中國更多的借鑑和使用。德國各個城市經濟發展都較為均衡，除了柏林、慕尼黑、法蘭克福或者漢堡這樣的大型城市外，主要以中小型城市為主，很多世界知名的德國企業總部往往在某個小城市，比如大眾之於沃爾夫斯堡。德國經濟較為平衡發展的小型城市模式，對當前中國城鎮化發展有一定的借鑑和示範作用。而更關鍵的是，被世界學界廣泛認為是德國2008年後在歐洲保持屹立不倒和確保就業的神器——“雙元制”企業與學校雙重培養的職業教育體系，將在中國的職業教育改革中得到廣泛推廣和運用，使中國能夠成批量培養出高精專的技術人才隊伍，提升中國整個製造業的產業鏈，從而使整個經濟循環得到更好發展。
中德關係仍需防患於未然
中德未來十年發展關係仍然會很穩固，但還是要預防一些插曲的出現。越是在關係好的時候，越是需要防微杜漸。
第一，德國在二戰後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它不可能再具有政治上主導世界事務的能力，但它本身的經濟能力以及在歐盟中的作用，仍能保持它地區大國的定位。德國人對於自己在二戰中行為的不斷徹底反思，以及德國的社會發展模式與美式完全自由市場主義存在的巨大區別，讓德國人十分看重社會內部的公平和正義。基於這個原理，講求公平和正義的政治家在德國更容易被選舉出來。而這些政治家到了外交政策的舞台上，在做不成世界警察的情況下，樂意擔當世界道德模範。所以中德在人權問題上還有進一步磋商的空間，在此之中增進了解和消除誤會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德國的聯邦制政治體制，決定了它的聯邦政府對於聯邦州、市以及地區裏的事務干預能力十分有限。不排除未來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政客為了區別於選舉對手的政見，而為中德關係製造雜音。
第三，中資企業在德國的不斷發展可能會迎來保守主義反彈。這其實是中資企業在全球發展都會遇到的瓶頸型問題。
類似的問題還會有一些，那麼既然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如何進行預防或者將這些問題發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呢？
答案在青年身上
事實上，默克爾與她堅定的政治盟友前教育部長沙萬（雖然她因為學位的問題被逼下台，但在德國知識界，大家對她所引導的包括博洛尼亞改革等教育改革都有非常正面的印象）在知識界被廣泛認為對於青年和教育政策十分重視。而中德兩國未來是否能長期保持穩定，要從現在就開始着手未來。
往往容易忽視的一點是，德國的體制特點是民主選舉結合專家治理的模式。比如在經濟政策方面，就有對總理府負責的相互掣肘的經濟“五賢人”委員會，對德國的宏觀經濟起到很大的影響作用。在科技教育領域更是不用説，負責行政的校長權力十分有限，大量權威和影響力都在各專業的教授手中。而在社會生活中，某個領域內的專家往往能起到比民選上來的政治家更大的推動作用。
繼續深入保持中德關係長期穩定，就要在各領域青年專家身上付出努力。筆者認為，中德在培養未來的學術精英上，由單純從中國向德國派出學生，轉變為在若干成熟領域內嘗試進行中德教授合作培養博士的模式，一半學時在德國，一半學時在中國，中德學生各半，最終能拿到中德雙方兩個學位的方式。這樣的嘗試尤其可以在中德未來有交集合作的自然和工程科學、語言學和文學、經濟學及其他社會科學中率先展開，當然在師資配備和經費支持上需下細功夫。
同時，也可由在德發展的中資企業以企業名義在德國大學設立獎學金，幫助優秀卻囊中羞澀的青年（德國青年在成年後多得完全依靠自己，除非家境十分優渥，基本都處在囊中羞澀的境況中），幫助他們成為技術或者社會精英，這種認同才是惺惺相惜。這樣的工作，日本大企業早在幾十年前就在包括德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