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犯之四：戰犯們手裏的治安師團-施洋
7月6日至今，中國國家檔案館連續公佈了日本戰犯佐佐真之助、長島勤和船木健次郎的戰犯罪行自供。這三人在中國的侵略戰爭中角色各異，從中將師團長到大佐聯隊長不一而足，他們在戰爭結束時卻命運相同——都接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審判和改造，成為日本侵華戰爭歷史的見證者和説明人。
這幾人在中國的作戰生涯，從“剿共作戰”到“奴役居民”，恰好構成了抗日戰爭殘酷而慘烈的“治安戰”的各個部分。筆者僅以這幾人服役的部隊經歷，簡述八年抗戰中“治安戰”的方方面面。
日本戰犯佐佐真之助
陳舊而全新的治安戰
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憑藉精良殘暴的軍隊和蓄謀已久的戰爭計劃，日本軍隊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佔據了中國東部的大片領土，將以國民黨為核心的正面抗日力量驅逐到中國的西南方向，隨後由於兵力物資的不足，日軍暫停了大規模進攻，轉而開始加強關東軍，為可能的“北進”作戰積蓄力量。
然而很快，日本就陷入了佔領區一種全新形式的戰爭形態——治安戰中。從1937年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始，日本在中國地區的作戰部隊就一直在增加。1937年，日軍在中國共駐紮21個師團，1938年則增至32個師團，1939年繼續增加到34個師團，1940年猛增為38個……而牽制這些部隊的，就是中國各地興起的各種游擊隊和游擊戰爭。
戰後日本防衞廳編纂的《華北治安戰》
這種戰爭形態在華北地區最為劇烈，日軍也長期在華北保持中國地區1/3的兵力進行各種圍剿作戰。在戰後日本防衞廳編纂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直言這“不是以往的持久戰，也不是消耗戰，而是一種獨特的戰爭”，並對其戰爭形態進行了如下描述：
華北的治安戰，是一場在戰線的形狀、戰鬥力的構成、作戰的方法等各方面都複雜多端、千變萬化的戰爭。而且，隨着整個形勢的變化，華北本身的地位也發生變化，加以其它方面戰局的影響，使華北局勢更加陷入動亂多變之中。
這三名戰犯的戰爭生涯，便主要是在以華北地區為核心的中國戰場度過的。
七拼八湊的三流部隊
佐佐真之助、長島勤和船木健次郎都出生於19世紀末期，參加日本軍隊數十年，也都屬於日軍精鋭。不過也許出乎大部分國人的意料，在中國戰區的治安戰場上，對中國軍民犯下滔天罪行，造成中國軍隊巨大傷亡的敵人，大多數在日本軍隊中卻算不上精鋭，很多甚至只能算作“三流部隊”。
日本戰犯長島勤
侵華戰爭爆發後，為適應中國戰場的情況和不斷擴大的戰爭，日軍在原有17個師團的基礎之上迅速擴編。限於國內兵力、裝備的不足，擴編的新部隊被分為甲、乙、丙、丁四種等級：甲種師團：又稱挽馬師團，轄2旅團（每旅團2個步兵聯隊），工、騎、炮、鎦各一聯隊，共8個聯隊，加上一師團部、兩旅團部的非戰鬥人員共28200人。
乙種師團：又稱馱馬師團，由於後期馬匹不足，在甲種師團的標準上壓縮了騎兵聯隊，改為大隊（個別不設騎兵）。轄2旅團（每旅團2個步兵聯隊），工、炮、鎦各一聯隊，共7個聯隊，加上一師團部、兩旅團部的非戰鬥人員共24400人。
丙種師團：由混成旅團擴編，轄3個步兵聯隊，工、炮各一聯隊，一般有5個聯隊，加上師團部的非戰鬥人員約15500人。
丁種師團：也是由混成旅團擴編，只轄3個步兵聯隊，其他兵種只有大隊或中隊編制，約11000人。由於機動靈活，主要用於掃蕩八路軍的華北根據地。
獨立混成旅團：與師團一樣是獨立的戰略單位，一般有2-3個步兵聯隊，其他兵種的人數比丁種師團還少，大約有6000-8000人。承擔輔助的戰略任務。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軍又編組了兩旅團制師團。師團下轄兩個步兵旅團，旅團轄四個步兵大隊、步兵大隊轄四個步兵中隊與一個機槍中隊（八挺重機槍）。師團無炮兵、僅直轄工兵隊、輜重隊與通訊隊，總人數為11980人。這種簡編師團同樣被歸為丙種師團。
戰犯佐佐真之助曾服役的22師團就是1938年成立的一個所謂“三單位師團”的丙種師團，長島勤服役的第59師團則是沒有炮兵部隊的兩旅團制的丙種師團。
以第59師團為例，該部於1942年2月2日在濟南編成後，就將總部設置於該市，接續其前身獨立混成第10旅團的任務，繼續負責濟南附近地區的警備和治安維持任務。同年6月上旬，在新泰、萊蕪縣東部山地，之後在館陶縣地區進行“討伐作戰”。同年8月，以部分兵力進行第1次、第4次魯中作戰。同年11月中旬起參加第4次魯東作戰；1943年1月，軍直轄部隊參加濟南東北地區的八路軍包圍作戰。同年4月起參加春季太行作戰，濟南章邱地區作戰，“衣剿共作戰”等治安強化作戰。 同年7月中旬參加十八夏（日本昭和紀年）太行作戰，11月中旬又以一部兵力參加十八秋魯中作戰；1944年1月下旬，該部參加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河南作戰，同年3月下旬至8月中旬進行“衣剿共”八號～十一號作戰……
不難看出，除了1944年的豫湘桂會戰外，這支日軍全部的作戰就只有治安戰一類內容。
這兩支部隊在日軍序列裏都被定義為“治安師團”。顧名思義，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維持佔領地的安全和警備任務。由於缺乏炮兵，他們並不擅長進攻有堅固陣地設防的國民黨正規軍，而主要被用於進行佔領區的各種所謂“治安強化”運動和“討伐”運動——説白了，就是仗着軍隊數量優勢圍剿華北的游擊區武裝力量。
比起這些治安師團，守備步兵聯隊的實際戰鬥力更差。船木健次郎所在的步兵守備大隊常年駐紮在河北宛平縣周圍。按照編制，應該屬於關東軍某個獨立守備隊。這些守備隊除了幾個步兵大隊就只有一個作業隊，裝備的等級甚至不如丙類師團。正如船木健次郎回憶的：“關於使用毒瓦斯。沒有發給我大隊毒瓦斯，但是發過赤筒。我想時期是在1942年。旅團兵器部發給時，大隊兵器系軍官對我説明赤筒是屬於毒瓦斯的範圍內的。發給赤筒數量不記得了，我想是大隊平均分配給各中隊了。至於各中隊如何使用了詳細的事情記不清了。”
正是這種質量和數量上都不夠精鋭的雜牌部隊，在一次次的“剿共”作戰中殘忍殺害中國軍民，劫掠和破壞中國軍民的財物，甚至用化學武器殘殺中國軍民，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窮途末路
到了1945年，隨着日軍在各條戰線上節節敗退，日軍對進行所謂“本土決戰”的作戰部隊的需求也陡然增加。此時，不論是傷亡不小的殘軍敗將，還是先前只能撿軟柿子捏的“治安師團”或者遊手好閒的“守備大隊”都被軍部動員起來，拼湊一些部隊後，這些部隊堂而皇之地轉為所謂主力師團，準備為必然滅亡的日本帝國殉葬。
佐佐真之助曾服役的第22師團在1945年被日軍調往南方防止法國殖民政府叛變，之後被投入緬甸戰役與中國遠征軍在充滿瘴氣和毒蟲的熱帶雨林裏拼命；長島勤服役的第59師團則在加強了幾門迫擊炮後被調往朝鮮咸鏡南道咸興，在該地區進行警備和陣地構築；佐佐真之助後來還當上了第39師團師團長，這個建制都不完整的師團最終在吉林省四平的防禦作戰發生前被通知二戰結束，為構築陣地抵禦蘇軍而進行的防衞體制整備也就這樣成了戰爭的最後記憶。至於船木健次郎，他的聯隊也被組成了一個全新的師團，如果戰爭繼續下去，面對美蘇強大的軍隊，日軍這些雜牌師團只有死路一條。
從橫行一時到灰飛煙滅，這些“治安師團”最終的壽命只有區區數年，而他們深陷中國戰場又遲遲不能取勝的原因，也許用《華北治安戰》的一段結語最為合適：中共是有鐵的紀律的黨組織，以黨為核心團結軍、政、民進行所謂四位一體的活動。它一方面與重慶政府保持不即不離的關係，一方面自己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抗日救國”的口號動員、引導民眾，並以“民主聯合政府理論”逐漸改造社會的政策，來掌握民心，從而不斷擴大和加強了黨的勢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將抗日戰變為政治戰，在建設解放區的同時，鼓動民眾廣泛開展“游擊隊”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