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達:金磚抱團,美國需要擔心嗎?
美國或許有理由對中國最近的活動感到緊張,因為中國正試圖與傳統上被視為“美國後院”的拉美國家拉近關係,而俄羅斯、印度也開始注重與拉美的合作。
奧巴馬政府面臨的問題是,它與金磚五國的關係並不算友好:在近期的烏克蘭動盪、中國東海與南海爭端中,美國煽動鄰國與中俄對立,中美、美俄關係因而轉冷。印美關係仍處在去年12月女外交官風波造成的陰影中,巴西政府則因為美國國家安全局對其監控、並拒絕承諾放棄監控而感到憤怒。南非與美國沒有大的外交爭端,但兩國合作並不密切。
幾個與美國關係疏遠的“戰略競爭者”在美國的戰略後方聚會,自然會引起美國政治精英的焦慮。
令美國尤其有理由感到擔心的是,與以往相比,此次金磚國家峯會增加了一些實質性內容。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裏,發展中國家向來處於邊緣地位,在重要議題上缺少話語權,也難以形成合力。然而它們在此次峯會上同意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建立1000億美元基金的應急儲備安排。這一概念於2012年提出,金磚五國用兩年時間着手實施該計劃,行動上效率較高。這不僅是金磚五國作為國際組織的行動力的體現,也直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亞洲開發銀行(ADB)、世界銀行等主流金融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公正對待。金融霸權是美國霸主地位的基石,現在金磚國家邁出了挑戰金融霸權、倒逼國際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另外,此次峯會也更多涉及政治議題,並提出加強與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合作,這些都使得美國擔心金磚國家日益形成一股挑戰勢力。
從來源上講,金磚國家(BRICS)一詞原來是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Jim O’Neil)提出的概念。美國人擅長靠概念創造新的國家政治格局,例如尼克松時期憑藉“五大力量中心説”提出了中美合作的新思路。
金磚國家本來是一個投資概念,但它也使得美國與中、俄、印、巴的政治家形成一種觀念,將它變成一個發展中國家合作的平台。這些國家自身體量較大,近年來經濟表現不俗,又有自己的戰略抱負,然而在國際體系裏被邊緣化,因此彼此間確實有合作的動機;其他類似情況的國家,也有意借勢加入這股合作潮流。南非已經加入金磚集團,阿根廷、土耳其、印尼等國也曾表示希望加盟,這使得金磚國家集團日益成為發展中國家交流合作的重要組織。
西方世界一開始並不看好金磚國家的合作,因為金磚五國差異極大,彼此利益甚至可能相互矛盾。從國際貿易上看,金磚國家既包括資源出口國也有進口國,本身就存在貿易糾紛;從國際安全上看,俄國、印度國內均有一派聲音始終視中國為威脅,而巴西、南非的地緣政治訴求與另三國相去甚遠;從合作實踐來看,各國對金磚組織的期待有較大差異,如中國希望加強貿易金融合作,而俄國則更希望側重軍事交流。
另一方面,由於自身原因、國際經濟環境和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的壓力,2014年以來金磚國家經濟普遍低迷;這使得西方國家更加不看好金磚國家合作,一些經濟學者甚至提出了“金磚國家退出歷史舞台”的論調。因此,美國對於金磚峯會不會表現得過分焦慮。

金磚抱團,是謀求多贏合作,還是制衡美國?
基於同樣的道理,中國雖然加強了與拉美國家的合作,但仍無法抗衡美國對拉美的地緣政治影響、經濟紐帶等實際控制,所以美國政府也不會特別擔心。但隨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在國際舞台上發聲,西方國家的世界領導地位終將受到實質性的衝擊,因此西方媒體對中國-拉美合作依然有些顧慮。雖然金磚國家經濟發展不如之前幾年,它們總體上仍具有巨大的經濟潛力,而且經濟發展的困難可能反而推動金磚五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國際合作,避免外生金融危機對本國經濟的打擊,維護自己在國際經濟體系的權益。
這裏需要指出,中國與拉美國家發展夥伴關係是抱着經濟共贏、與人為善的和平外交策略,不同於傳統上的“合縱”策略。西方國際關係學者理解的合縱(Balancing)外交源自現實主義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典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近代歐洲的均勢。如果其中一國做大,其他國家聯合起來予以制衡,從而在各國彼此警惕、互為制約的情況下也能保證地區和平。其典型例子,莫過於英、俄等國聯合對抗拿破崙的法國。
然而如果以此為例,認為金磚國家在“組隊”抗衡美國,就顯得有敏感過度之嫌,因為現實與這個經典模型至少有以下幾點不同:
第一,現在世界的既成事實是一超多強的格局,前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金磚等新興國家獲得話語權之前,美國已經主導世界秩序很多年,無論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均處於主導地位。此外由於在工業化中佔得先機,包括日本和歐洲在內的西方世界目前仍然領先於其他國家,而它們在現有體系裏基本服從美國領導。換言之,通過組成聯盟來制衡美國的想法,在力量對比上就顯得十分困難。
如前所述,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秩序挑戰者”在自身利益、國情和戰略目標上區別極大,彼此不服,很難形成一股合力。另外,這些發展中國家目前仍然希望美國負責主持世界秩序,它們目前都沒有做好主導世界治理的準備。再者,即使一個空前強大、足以抗衡美國的聯盟得以形成,它很快就會因自身分歧瓦解,聯盟成員彼此之間很快會陷入對抗,正如二戰後的西方世界與蘇聯;這不符合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強國”的戰略構思。
第二,外交領域的合縱往往出現在二戰之前,無論是歐洲均勢還是我國戰國時期,“合縱”的參與者和針對對象都面臨着在戰爭中亡國的風險。二戰之後核武器開始出現,它使得大國之間發生全面戰爭的可能性更小。例如,即使各國協力反對某一有核國家,國際力量也不大可能對其展開軍事打擊以推翻政權,否則可能招致核報復。新現實主義大師華爾茲(Kenneth Waltz)早就提出,核武器的擴散使得戰爭的成本急劇上升,反而阻止了戰爭的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合縱”策略的軍事對抗性下降,其競爭性轉移到經濟、文化等領域。因此,即使金磚國家形成合力,它們也不大可能與美國走向正面衝突。

外交領域的合縱往往出現在二戰前,以及遊戲裏……
第三,正因為當今世界的主題變為經濟競爭、文化競爭,中國與拉美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更多是經濟合作,而非拉幫結派對抗美國。在金磚國家的合作中,各方秉持着平等互利、求同存異的協商原則進行雙贏、多贏合作,攜手解決全球化形勢下憑藉一國之力無法解決的問題,這些才是中國所謂“合縱”策略的重點。
具體來説,此次習近平主席方位的拉美國家中,委內瑞拉是石油出口大國,阿根廷是農業(大豆)出口大國,巴西更是農產品和礦產的主要出口者之一。在中國資源高度對外依賴的情況下,習近平訪問這些國家並商討合作,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正當訴求。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在現有美元主導金融體系下的一些特殊需求,也促使國際金融體系向更加公平的方向改革。此外對於中國而言,倡導金磚國家合作也是積累國際經驗的重要機會。這些訴求都不針對某一國家,並不具有威脅色彩。
總而言之,中國近期的拉美外交引起了美國非官方的憂慮,主要是因為此次金磚峯會取得了開發銀行等實質性成果,展現了金磚國家在經濟低迷的困難時期,克服國情差異的天然障礙、展開積極合作的決心和能力。就中國自身而言,與拉美合作是基於互相尊重原則的平等合作,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行為,並不以對抗美國為目的。從長期來看,要避免金磚國家在戰略上形成對抗美國的力量,西方國家就應該認真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使得國際秩序更加公平公正。